编者按：
在中国谈性别不平等，很多人会站出来大笑——说你们女性现在多幸福啊，并列举出一大堆“特权”，随后问一句：你们还要怎样？这就引来如下问题，性别平等的衡量标准和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男性一定会因此而利益受损么？
文 | 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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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史以来作为女性最好的时代”(There ha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e born female)。这是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与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发布的《打破桎梏：完全参与报告》的第一句话。
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倡议女性“充分而平等地参加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决策”。二十年以来，全球妇女和女孩们拥有了更多教育与工作机会，获得更多的经济独立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全面平等尚未达到，9月底在联合国举办的全球妇女峰会亦呼吁性别视角纳入新发展议程各个领域，为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
性别平等强调机会平等
其实在中国谈性别不平等，很多人会站出来大笑——你们女性现在多幸福啊，能读书、能工作、能投票、能开车，出门不需要得到丈夫许可、逛街不需要带上头纱，你们还要怎样？
这就引来一个问题，性别平等的衡量标准和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探讨，性别平等强调的是机会平等。注意，机会平等并不一定保证结果平等，但机会平等最为重要。例如我们并不要求家里的杂活儿夫妻两人完全一致，做饭也一起，倒垃圾也一起。事实上两性的分工很有必要的，可以提高相当的效率。家庭经济学的创始人、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及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Gary Becker先生有一篇经典之作《人力资本、精力和劳动的性别分工》。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已婚女性对孩子和家务活的责任是导致男女之间收入和职业不同的非常重要原因。主要的解释有两方面：第一是女性在对孩子和家务活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二，孩子和家庭比休闲活动更要耗费精力体力，导致女性选择灵活性更高但报酬更低的工作。
但是，效率和公平不一定兼得。Becker特别讨论到，这种性别分工（sexual division of labor）有建议性但不具备结论性，因为这个说法的前提假设是比较优势下的性别分工和对女性的“剥削”是两个独立事件。值得讨论的是，女性是否天生有“advantage” at unpleasant activities——天生在不愉悦的事情上（做饭洗碗带孩子等）更有优势。
性别平等不是要让男性也生育哺乳，不是要完全抹杀男女生理而导致的不同。性别平等尊重每个个体自己的偏好和效用方程，有的女性更喜欢陪孩子、有的女性更喜欢闯事业。如果女性很享受在家带孩子的生活，开心自愿选择不工作，这不是问题。但如果女性希望在职场上大有作为，仅因为她的性别本身而导致用人单位拒绝雇用或者升职，这就是歧视。同理，如果男性很享受在家做饭种花陪孩子的生活却担心舆论压力指责嘲笑他很不爷儿们，那就是变相剥夺他的权利，也是一种歧视。
这个概念可以参考收入不平等的概念。我们希望所有人的收入完全平等吗？当然不是，打破大锅饭和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聪明勤奋的人先发展起来再带动更多人富裕起来。这就是经济学强调的incentive——激励机制。如果你看得准市场的发展、你愿意去努力，你就值得得到更好的回报。否则大家都吃大锅饭，没有人愿意多做那么一点儿，社会进步就会很难。但是机会的平等很重要。高考制度的伟大性之一就是不论你爹妈是谁，只要你成绩好，就能脱颖而出。
所以，我们要达到的不是让男女完全一样，而是机会的平等。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只要你够聪明够勤奋就有丰富的回报。学校如此，职场上也一样。如果一份工作需要的能力男女兼具，但注明了该工作只要男生、不要女生，这就是歧视，就是不公平。
好声音，也分性别？
经济学里有篇经典文章讨论性别本身导致的职场歧视到底多么严重。文章的逻辑可以简单想成《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的设置。评委背过身去，只听声音和唱功而不看人。无论ta美丑胖瘦或是残障，只要声音够天籁评委就转身选ta。
哈佛大学的Goldi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Rouse发表的这篇关于美国交响乐团在员工雇佣中存在性别歧视的文章的标题是《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Impact of "Blind" Auditions on Female Musicians》，该文研究的就是类似的“盲选”。美国交响乐团在上世纪70年代对招聘新员工的制度作了一项重大改革。从前，如果要应聘乐团的职位，一般都是寄音乐小样到乐团，乐团的人筛选之后邀请候选人过来面试。70年代选拔方式改成了盲选。当这群候选人面试时，乐团会拉上幕布。评审坐在台下完全看不到人，只能听到演奏的声音。演奏厅甚至会铺上厚厚的地毯保证评审委员无法从脚步声中揣度表演者的性别。
该研究假设，如果普通雇佣过程中真的存在性别歧视，那么盲选会提高女性被雇佣的可能性。而该研究在研究大量样本，比较了不同年份、不同交响乐团、不同评选机制、同一个选手参加不同交响乐团的不同选拔方式等，最后看女性在参与盲选或传统选拔机制下被录取概率的差别。这就是纯粹因为性别本身导致的录取概率不同，换而言之这个差就是性别歧视的严重度。
最终结果不出意料。女性在有幕布的乐团被录取比例明显提高。
作者分别考察了在预选赛（包含有半决赛和没有半决赛两种）、半决赛、决赛和最终雇佣四个选区环节。图一左边是盲选机制下的录取结果，右边是传统非盲选方式下的结果。很明显对女性来讲左边的录取比例都比右边明显高出许多。例如第一行对比的预选赛，女性报名者在盲选机制下平均有28.6%进入决赛，20.2%的男性进入决赛。而传统机制下只有19.3%的女性进入决赛，男性的该比例是22.5%。虽然女性在盲选机制下比男性的入选率提高了8.4个（28.6-20.2）百分点，事实上她的相对入选率提高了11.6（8.4+22.5-19.3）个百分点。
在决赛阶段，女性成功的比例在决赛阶段相对入选率提高了28.1个百分点。综合看来，竞聘乐团的职位竞争非常激烈，传统机制下女性被录取只有1.7%的可能性，但在加入盲选机制后录取率增长到2.7%，虽然只增加了一个百分点，但这在竞争极其激烈的竞聘中相当于提高了60%的可能性（从0.017到0.027）。从不同的样本研究可以做出结论：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女性在交响乐团录取比例提高，25%~33%都是由于采取了新的盲选机制的结果。
很难想象，直到1980年的美国交响乐团里，没有一个乐团的女性成员比例高于12%。当时大家不看好女性演奏员，就连大名鼎鼎的祖宾·梅塔都有过“女人根本不应该出现在交响乐团”之类的论断。可见，盲选这种成本极低并且可以改变歧视的方法，在帮助提高女性音乐家进入交响乐团的职业期待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雇佣女性：因为真才实学还是女性意识？
“美国交响乐团在员工雇佣中存在性别歧视”这篇文章故事巧妙，研究方法扎实。自然，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是每个小细节都仔细推敲过多次的。例如女性被雇佣比例的升高是否只是因为同期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女性数量增大？抑或采用盲选制度的乐团就是更加愿意雇佣女性的乐团？或者同时在非盲选和盲选两种乐团应聘的女性，有没有可能先在非盲选乐团应聘积累重要经验然后到盲选乐团被选中?这些无论是理论或逻辑上可能推翻结论的假设，两位作者都作了详细的研究。
例如是否有可能某些交响乐团女性比例本来就较高，这些女性为了推动性别平等而倡议盲选，导致我们看到的结果里面女性雇佣比例更高？如果这样的话，并不是盲选本身导致了高女性录取率，而是交响乐团里已经存在的愿意推动性别平等的女性，她们既导致了盲选也导致了高录取率。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有研究观察到日常生活中普遍家里浴缸大的孩子学习成绩更好。实际上，不是浴缸大小导致孩子成绩高低，而是普遍情况下有钱人家的浴缸普遍更大，同时有钱人家孩子上私立学校成绩更好。所以是有钱这件事情导致浴缸大小，同时导致成绩好。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个背景，只看浴缸大的家庭孩子成绩高，那么可以迷信认为买个更大浴缸就能让孩子学习好。这就是忽略了其它重要变量导致的错误相关性结论。
于是两位作者单独探讨遗漏变量，以上一年乐团中的女性比例与下一年乐团是否使用盲选机制进行了简单的回归，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另外，由于遗漏变量无法一一穷尽，为了使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作者使用美国统计局公布的姓名-性别表（如叫Lucy的多为女性）来作为样本性别（之前使用其他方法来确定的样本性别）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内生性问题并不存在，即盲选机制的引入导致了女性音乐家晋级（雇佣）的可能性提高，这一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总之，在所有其他情况一致的前提下，一组选拔有幕布，另一组选拔没有幕布，得出的最后差异性结果，就是性别导致工作录取比例差距的歧视。
经济学把影响到最终结果的因素称为“控制变量”。这篇文章的控制变量包括同时间、乐团、不同赛段、是否属于“五大乐团”、已经参加过面试的次数、上一次面试的年份等等。在中国的环境下，影响到结果的变量还有许多其它，例如造成工资高低的因素包括年龄、学历、是否城镇户口、是否党员、是否少数民族等。当我们把这些可以造成工资差别的因素都控制了，如果工资还有不同，那么剩余的“不能解释”的工资差别就可以考虑成歧视的重要指征。
性别不仅影响就业率，还扩大了收入差距
中国相关的好研究也不少，其中，李实、宋锦和刘小川三位在2014年的《管理世界》上发表《中国城镇职工性别工资差距的演变》，分析了过去20年来城镇工资的性别差距的演变特点和影响因素。文章也回顾了近年来有关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女性收入平均为男性的80%，在差别中一部分是因为例如女性受教育水平不够等原因，但当我们控制了所有这些可能解释差别的因素之外，还有大约40%~80%都是无法解释的。这40%~80%是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这是相当高的歧视指标。
文章研究结果发现“在1995~2007年期间特别是2002~2007年工资的性别差距显著扩大，其中不可解释部分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显示了性别歧视的严重化问题。特别是年纪轻、学历低、职业差、行业差的女性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导致了低收入群体性别工资差距的迅速扩大。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在经济改革和城镇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女性职工所受到的冲击和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通常情况下经济学界对于两组不同的工资差距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主要有Oaxaca（1973）分解和Brown等（1980）分解两种，该文采用的是Oaxaca分解，简单来讲就是把男女两组的工资差距分解成可以解释的和不可解释的两部分。可以解释的“禀赋”包括以上提到的年龄、学历等，不可解释部分一般认为是歧视作用的结果。经济学方程表示是：
Y是工资，左手边就是男女收入差距。右手边第一组红圈代表的是不同的X（就是不同禀赋）可以解释的左手边收入差距，第二组红圈就是我们关注的—男女都是同样的禀赋X（年龄、学历、户籍等）但如果Y不同，那不能排除是性别歧视的结果。概念和盲选是一样的——当我们控制了所有其它可能导致结果不同的因素之外，结果的差距就可以看作歧视的严重度。
这说明在招聘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女性被雇佣的比例要明显低于男性。这就是直接的机会不平等，是性别歧视。
保障女性权益，其实更能促进社会发展
这种性别不平等会压抑相当的劳动生产率。希拉里·克林顿为《经济学人》年度特刊《世界2015》撰文中，举了印度的两个数字为例：6小时和1.7万亿美元。6小时是指印度女性平均每天从事的无偿劳动的时间；1.7万亿是指如果印度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从事同等的劳动，那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会增加1.7万亿美元。2014年印度全年GDP是2.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可以提高印度80%的经济生产。所以女性权益的保障不仅仅是女性自身，更是全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
从北京1995年举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全球2015年都在庆祝“北京+20”以来的进步。但是全面平等尚未达到，我们还需更多努力。性别平等不是要把男人打翻在地，而是跟男性一起进步；平等、有尊严地携手前进。这是全社会的发展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望2016，无论是执掌美联储的耶伦，还是可能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从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拉加德，到可能被弹劾的巴西总统罗塞芙，2016年注定又是一个女性之年。
相关说明：
注1：作者感谢侯海波、张兰和职嘉男三位研究助理的辅助工作。
注2：《打破桎梏：完全参与报告》报告下载：
http://noceilings.org/about/#about-report&o、
注3：本文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转自微信公号《性别经济学》；本文缩略版原载于FT中文网，《知识分子》获作者授权刊发全文。作者刘倩为经济学人集团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国研究主管兼全球经济研究部总监。经济研究之余她对性别问题十分关注，创办了《性别经济学》微信公共账号。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任职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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