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纪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直到父亲离我们而去,我才从点点滴滴的记忆中发现一个父亲的伟大和不易。
父亲走的时候才65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相当艰苦的,晚年物质基础好一点了,但不幸病魔缠身,谈不上生活质量。他的一生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三个阶段,务农--顶职--病休。
务农
从有记忆开始,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伟岸的农民形像,他身材高大健壮,是农村里种田的一把好手和好劳动力。父亲没读过几天书,但天资聪颖,做事有条理,动手能力极强。父亲是家中长子,下有姑姑和两个叔叔,姑姑远嫁到了望城,两个叔叔相继招工到了爷爷工作的单位--资兴矿务局,乡下就留下了奶奶和我们一家。因为是长子,父亲自然充当起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和当家人,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也就落到他的身上了。
78年分田到户后,我家大约分到了五六亩水田,父亲扶犁倒耙,插田扮禾样样能行,一到春耕和双抢,队上的水田翻耕基本都离不开他,到了双抢和秋收,扮禾踩打谷机和担毛谷他都是主角。除了种田外,农闲时间父亲就去附近的小煤窑挖煤补贴家用,在那种条件艰苦,安全隐患重重的的小煤窑做挖煤的大工,一把开山斧砍凿并用,架起的巷道稳固安全,所以,在小煤窑的几年倒也平安无事,还有几个喊起的徒弟,逢年过节偶尔来我家串串门拜节。除挖煤,父亲还无师自通的学会砌匠,周围上下几里的邻居如有建房的,总会叫上他去,但基本上是帮工,不收工钱的义务工。农村里建房慢慢也从砌实心的泥土墙过渡到红砖的空心墙,因为没有拜过师傅,到头来还是土砌匠,没有走泥水匠这方面发展,父亲的这项手艺也就慢慢的淘汰了。
父亲在农村留给我们的财富莫过于现在这块宅基地,在我们农村上下几里都算非常不错的,又大又开阔。我出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住在一个大户人家遗留下来的大屋场里,全队几十号人基本都是住在一起,屋檐挨着屋檐,屋挤屋,人挤人。老屋都是土坯房子,阴暗潮湿得很,更要命的房子少,一家几口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太挤了。父亲那时候还是蛮有远见的,率先在离大屋场100多米的小山坡开辟出了一个地基,背靠大山,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的好位置。70年代,最初建了三间土砖房子,一间正房,一间厢房,一间灶屋。后来到了80年代又在西头加建了一间堂屋,一间正房,一间灶屋,这都是为了哥哥结婚准备的,农村里儿子大了,总是要分家的。到如今,我们兄弟在原址上各据一头都修建了新的楼房,这在现在看来是难得的基业,这一切都得益于父亲当年的远见。
顶职
到了80年代初,爷爷在煤矿工作了几十年即将达到退休年龄,根据当时的政策,退休时还有一个顶职名额,可以解决非农户口和正式工作,这在当时农村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意味着跳出农门,端上了铁饭碗。在顶职的人选上,全家有两种意见,一是以奶奶为代表的,偏向于要嫁出去姑姑顶职,理由是姑姑年龄上有优势,并且姑父本身就在爷爷的单位上,可以解决一家人两地分居,而父亲在农村已经成家,一家都在农村,再说父亲顶职去了,一个大家庭没有男人在家,奶奶怕一家老小受邻里欺凌,而且家里的田地确实需要男劳动力。二是以母亲为代表的,坚决要求父亲去顶职,理由是父亲作为儿子,前面已经错过了两次招工的机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父亲更有优先权。最后,在母亲的极力争取下,以及爷爷的传统观念决策下,最终以父亲为人选顶职去了爷爷的单位。
父亲离开家乡,到400公里开外的资兴煤矿上了班,做起了端铁饭碗的工人,但他的根还是一个农民,每年他会把所有的假期集中到春节和农忙时节休假,过年和双抢是铁定要回的,几十年没有变的规距。400公里的路程在那时不算近,没有直达车,坐了汽车到长沙,再转火车到郴州,再坐汽车到资兴,再到三都镇,再到宝源矿,要足足一天的时间,而且京广线上的绿皮火车总是挤得水泄不通,经常性的没座位,很多时候,都是站七八小时回家,路途的辛苦可想而知。因为父母妻小在农村,过年回来是为了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过新年,父亲回了就会把老屋场里的爷爷,奶奶、叔公接上来吃年夜饭。过年回的时间大约就是半个月的样子,年底回来,不到正月十五就要归队上班。而双抢时候回来,父亲往往都要呆一个把月的时间,直到双抢搞完。双抢是农村中最忙最累的时候,每天起早贪黑,而且正是夏季高温最热的时候,每天的温度基本上都是在35--40度,父亲这个时候回来完全是挂念家里少了劳动力,田里的活怕我们做起来吃力,这段时间的休假根本不是休息,相反比上班更累,相对于其他同事,父亲这方面是要比其他人辛苦得多。
父亲顶职参加工作时已经30多岁,到了单位虽然是新人,但岁月留痕和稳重成熟,实际看上去跟老工人似的,再加上父亲做事舍得干,又乐意帮工帮忙,这样很快就跟同事们打成一片了,特别是在宁乡籍工友圈中,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尊重,那些年,只要是宁乡籍工友家有什么红白喜事,肯定少不了父亲忙碌的身影,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宁乡籍工友,对父亲的评价都非常高,这些种下的善果都在父亲病后得到了收获,他们都非常乐意主动的帮助父亲,父亲回乡病休,总是少不了这些宁乡籍工友前来探望。
病休
大约是95年的时候,父亲在资兴矿务局职工医院检查出得了鼻咽癌,那一年,他才46岁,正值壮年,这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听姑姑讲,父亲在癌症得到确诊的时候,一直坚强的父亲在兄弟姐妹面前几次失声大哭,这其中有对绝症的恐惧也有事业未酬的原因,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儿女尚未成家,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事情都等待他去主持完成。在治疗方面,庆幸的是父亲所在的单位很关心和开明,癌症这种病得到等同工伤一样重视,父亲马上从职工医院转到了湖南最好的医院--湘雅附一治疗,难怪那时候都想吃国家粮,有单位的人就是好,住院费基本不要自己垫付,都是单位跟医院衔接,父亲的病得了及时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好,大约住了两三个月就直接回老家休养了,从此父亲就一直病休在家,不再去单位上班,偶尔去一趟就是办点事就马上回了。
在病休的前几年,父亲身体恢复得好,不但没有半点病态,还能作田种菜,为家里分担了不少劳活,菜地里的蔬菜总是吃不完,只要到了周末我都回来收获到满满几袋,有时候几天没有回去,父亲就会挑着送到城里来,基本上,我们吃的小菜不要到市场里去买。
父亲在治疗期间戒了几个月的烟酒,但出院后,酒瘾又犯了,每天要喝上半斤八两,只不过不喝那种高度的白酒了,为了父亲的身体以及嫌他酒后的唠叨,我们一般不恭敬他喝酒,也很少陪他喝酒,但是过年过节,或者生日,他会积极的跟我倒上一杯酒,叫上我喝酒,以便有更长的就餐时间陪他唠嗑。父亲是寂寞的,因为没有文化,父亲一直没有看书读报的习惯,也很少看电视,他唯一爱好就是跟人家唠家常,扯谈的伙伴基本上附近年龄相近的那些人,到后来,他很希望跟我们聊天,但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回避,不愿意跟他闲扯,没有共同的话题,扯不到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基本上看着我们吃,然后自言自语的唠嗑,等到我们快吃完了,他才拿起筷子,慢慢的吃,也许,他是怕吃饭的时间耽误了我们陪他唠嗑。
时间到了2010年,父亲的身体开始恶化,癌细胞开始转移到身体其他器官,颈部放疗留下伤疤总是不能愈合,而且痛得厉害,所以,到医院住院是经常性的了,每次到医院他都很矛盾,一方面是疼痛让他生不如死想放弃治疗,一方面又是疼痛难忍不得不住院减轻痛苦。最严重的一次住院是在2012年底,父亲在家半夜起床摔倒在地,导致股骨头骨折,先是在县人民医院住院,但由于病情严重加上县级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父亲只好转院到长沙湘雅附二,由于父亲身体虚弱加上癌细胞扩散,当时的医疗小组都不同意做手术,建议做保守治疗,但那样父亲就只能痛苦的卧床等死,熬不过两个月,后来,我通过朋友找到了湘雅顶尖的骨科专家和麻醉专家,专家艺高人胆大,平安的做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这次住院父亲昏迷了差不多两个多月,鬼门关上走一遭,醒来后不知何年何月,令人惊奇的是不到半年,居然能拄着拐杖下床行走了。
2014年元月,我推倒父亲一手建起的老屋,准备在原址上新建房屋,拆屋的时候,父亲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出来看热闹,并自言自语的说,只怕新房子他是住不上了。一语成谶,2014年3月,父亲再次病重,卧床不起,说话都已经困难了,3月14日晚,父亲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看到情况不妙,我便抱起父亲上车送医院抢救,然而,在经过房门的时候,不能说话有气无力的父亲却死死的抓住门框不走,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父亲的手掰开,但送到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不接诊,等于宣告准备后事,我们只好马上送回家中。父亲当晚一直没有合眼,呆呆的睁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眼睛仍然没有闭上,老人们说,只有亲人没到才会有这种情况,我想也应该是的,因为没有料到父亲走得这么快,当晚我们都没有叫回他的孙辈,这也许就是他不能瞑目的原因,这是父亲的遗憾,也是我的疏忽,我一直深深的自责。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诞辰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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