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身正气的辅导员找他谈话到拿到毕业派遣证回到家里，杨忠民一直都很平静。当初辅导员挑着浓黑的眉毛，夸他思想觉悟高、大局意识强，没有辜负大学的培养，他也没有觉得别扭，虽然前路未可期，但是总不会比自己之前的设想更坏吧？
七十年代中期进学校读书，开窍晚，成绩忽上忽下。家里父母倒不着急，说反正赖好读读初中，拜个师傅学剃头，“剃头是个手艺，学会艺不压身，拿人家头拨拉拨拉就是钱”。抓了四个害人虫的时候小学还没有毕业，接下来是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杨忠民经历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虽然年纪小感触还不深，但是从大人最初木讷、慢慢平和、后来欣喜的表情，知道情况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开始相信，只要自己努力，状况就会越来越好，整个社会弥漫着叫人振奋和难以自抑的激动。
后来他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好像开窍了，学习成绩越来越好。虽然从小不爱出风头，但是竞赛获奖后还是得隔三差五登上学校院子里土垒起来的高台领奖。
等幸运地进入到东北的一个名校读书，大学展现给杨忠民的也是积极向上的氛围。一群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白天上完课晚上熄灯后也不睡觉，躺到床上谈人生谈理想，当然后来也谈女同学。有的嘴唇刚呲出几根胡须，也开始装模作样学着抽烟，皱着眉头思索人生。在宿舍谈着不过瘾，半夜操场上也开始有忽明忽暗的烟头火光，照着两个激烈争论世界大事的脑袋。北京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园也一样，未名湖畔一个辅导员带几个学生讨论，把讨论写成一本书，在校园里畅销。
杨忠民和那些积极投身思索洪流的同学一样，为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带来的改变喝彩，也为自己置身那个汹涌澎湃、激情四射的大潮自豪和骄傲。
所以，他始终相信只要勤奋只要努力，一切都可以改变。
到厂里报到那天，杨忠民和之前一样平静。把派遣证等准备好，到拖拉机厂威严的大门口找值班的警察问路。需要说明，那个时候厂子里的门卫不叫门卫，也不叫保安，他们的单位也不叫保卫处，叫“公安处”。
门口警察随手翻翻杨忠民的派遣证，懒洋洋地一指，嘴角往边上一瞥，暗示要找的地方就在门口楼里。
进到楼里，感觉一是干净，楼道地板打着红漆，锃亮，没有一点灰尘；二是安静，走路的人脚步都很轻快，楼道说话的人也都压低嗓门；三是房子净空很高，很凉快。但是办公楼给人一种压抑，这种压抑叫人印象深刻，很多年后想起来杨忠民感觉还不舒畅。
要报到的地方是一楼科技干部科，归属干部处。房间里靠窗两张面对面的办公桌，一个头发梳得很齐整穿着白衬衣、手里叼根烟的，正对一个背对门的小伙子说话，“你来报到晚了，研究所没有位置了，暂时安排你去铸造一厂，明天去厂里报到”，小伙子嘟囔，“当初说是研究所才答应分来的，说是不会变啊”。那个人不耐烦了，抽口烟憋了一会儿才又吐出来，说，“告诉你报到晚了，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杨忠民站在门口，胆怯地看着。那个小伙子拿着白衬衣开给他的介绍信，一脸委屈第转过身来。杨忠民看到小伙子的衬衣扣子散开，里面白背心上印着“天津大学”几个红字。
小伙子走后，白衬衣没有理会门口的杨忠民，递给办公桌对面的同事一根烟，“来报到还穿着球带校名的背心，二货，瞎球显摆！穿着背心去炼钢吧！傻逼！大学生咋了，有球用！”
杨忠民低头看看自己扣着衣扣的衬衣，心里一阵庆幸，里面的背心上也有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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