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身正气的辅导员找他谈话到拿到毕业派遣证回到家里，杨忠民一直都很平静。
七十年代中期进学校读书，抓了四个害人虫的时候小学还没有毕业，接下来是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杨忠民经历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虽然年纪小感触还不深，但是从大人最初木讷、慢慢平和、后来欣喜的表情，知道情况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开始相信，只要自己努力，状况就会越来越好，整个社会弥漫着叫人振奋和难以自抑的激动。
等幸运地进入到东北的一个名校读书，大学展现给杨忠民的也是积极向上的氛围。一群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白天上完课晚上熄灯后也不睡觉，躺到床上谈人生谈理想，当然后来也谈女同学。有的嘴唇刚呲出几根胡须，也开始装模作样学着抽烟，皱着眉头思索人生。在宿舍谈着不过瘾，半夜操场上也开始有忽明忽暗的烟头火光，照着两个激烈争论世界大事的脑袋。北京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园也一样，未名湖畔一个辅导员带几个学生讨论，把讨论写成一本书，在校园里畅销。
杨忠民和那些积极投身思索洪流的同学一样，为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带来的改变喝彩，也为自己置身那个汹涌澎湃、激情四射的大潮自豪和骄傲。
所以，他始终相信只要勤奋只要努力，一切都可以改变。
到厂里报到那天，杨忠民和之前一样平静。把派遣证等准备好，到拖拉机厂威严的大门口找值班的警察问路。需要说明，那个时候厂子里的门卫不叫门卫，也不叫保安，他们的单位也不叫保卫处，叫“公安处”。
门口警察随手翻翻杨忠民的派遣证，懒洋洋地一指，嘴角往边上一瞥，暗示要找的地方就在门口楼里。
进到楼里，感觉一是干净，楼道地板打着红漆，锃亮，没有一点灰尘；二是安静，走路的人脚步都很轻快，楼道说话的人也都压低嗓门；三是房子净空很高，很凉快。但是办公楼给人一种压抑，这种压抑叫人印象深刻，很多年后想起来杨忠民感觉还不舒畅。
要报到的地方是一楼科技干部科，归属干部处。房间里靠窗两张面对面的办公桌，一个头发梳得很齐整穿着白衬衣、手里叼根烟的，正对一个背对门的小伙子说话，“你来报到晚了，研究所没有位置了，暂时安排你去铸造一厂，明天去厂里报到”，小伙子嘟囔，“当初说是研究所才答应分来的，说是不会变啊”。那个人不耐烦了，抽口烟憋了一会儿才又吐出来，说，“告诉你报到晚了，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杨忠民站在门口，胆怯地看着。那个小伙子拿着白衬衣开给他的介绍信，一脸委屈第转过身来。杨忠民看到小伙子的衬衣扣子散开，里面白背心上印着“天津大学”几个红字。
小伙子走后，白衬衣没有理会门口的杨忠民，递给办公桌对面的同事一根烟，“来报到还穿着球带校名的背心，二货，瞎球显摆！穿着背心去炼钢吧！傻逼！大学生咋了，有球用！”
杨忠民低头看看自己扣着衣扣的衬衣，心里一阵庆幸，里面的背心上也有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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