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丘墨豸
七十年代初,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比较困难,住房条件当然也好不了。大多数六七口人的家庭住两间茅草房的居多,还有两家合住三间房,每家一间半,自己有三间房的人家并不是很多。
住房虽然紧张,却经常被安排些外来人住,而且是无条件的。当时农村有城里下来的下放户和知识青年。我们家只有两间房,没有住过下放户,但被安排过下乡青年。第一批下乡青年来村里是1969年,当时大队还没有盖起青年点,就分散安排住在农户家。父亲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也算是队委会成员,凡事得起表率作用,所以家被安排了两个女青年。这种安排还得考虑到住户的家庭成分、zheng治觉悟和人品家风,成分不好的,人品低下的家里再宽敞也不会被安排。虽然母亲心里有怨言,跟父亲抱怨了几回,但不敢公开反对,那时候ZHENG治空气比较敏感,搞不好是要被批的。
我记得还挺清楚,两个女青年,一高一矮,高个的叫赵慧玲,矮个的叫邢俊贤。说心里话,小小的我没觉得她俩漂亮。
因为是两个女青年,我们家偏偏又是四个小蛋子,只好六口人挤在南炕上。这样一来,我们每晚睡觉都很拥挤,睡得不舒服。父亲说大队正在盖青年点,这样的状况不会太久,坚持一下就会过去。
两个女青年住一铺炕,自然比较宽敞了。毕竟是来自于省城,不同于农家的孩子,比较娇贵一些。为了方便居住,父亲特意在墙上钉了两个大钉子,把当年结婚用的幔杆子挂在北炕的炕沿边,给女青年用来挂幔帐,这样晚上也好方便一些。
我那年八毛岁,开始有羞耻感了。我二哥十二,大哥十五,想必他们比我会更觉得不方便。我那时连条裤衩都没有,以前晚上起夜时都是光着腚。尿罐子就在外屋地放着,撒起尿来也毫无忌讳,尿得哗哗响也不觉怎样。可是自打两个女青年住进来,我都不好意思起夜了。为了避免起夜,睡觉前基本不喝水。记得有一回,晚饭的菜炒咸了,吃完饭就渴得厉害,还是忍不住喝了很多水,结果半夜就被憋醒了,可就是不好意思起来,结果憋得差点尿了炕。
屯子里的老百姓对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都会高看一眼,因为他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又有文化,不像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那样粗野,觉得人家的素质肯定比老百姓高得多,自然要更加尊敬一些。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城里人未必就生活得有多好,就说居住条件吧也未必比农村强多少,甚至还比不上农村呢?1985年我去城里住在亲戚家,感觉比我家都拥挤,只是乡下的老百姓没见到罢了。
再说,城里人不也是人么,不也是俩条腿支个肚子,也得吃喝拉撒?两个女青年刚住进来时,没有见过世面的我们都表现得十分尊敬,一言一行都特别注意,平时小哥几个掐架的毛病都收敛起来了,生怕让人家看见了笑话。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她们也不过如此嘛,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母亲就对她们的一些表现表示不屑,尤其那个高个的赵慧玲让母亲很有看法。比如,我们家正在吃晚饭呢,她从外边回来了,进屋也不说话,从炕上的被子下边拽出一张报纸,撕成几块,握在手里就从窗前走过去上厕所。就这个举动令母亲很不爽,背后说她还是有文化的人呢,怎么一点没规矩。还有时候,会肆无忌惮地挖鼻孔,也让母亲诟病。另外两个女青年在洗衣服时,用水从来不知节省,左一遍又一遍的投水(漂洗),投完了一步不动就把水当院子一倒。
她们从来不曾挑过一次水,甚至连样子也没有做过。这些母亲也能理解,城里的孩子哪里会挑水呢?既然不会挑水就该省着点用不是?不知道人家干一天活也很辛苦吗?父亲有时忙得忘了挑水,缸里又偏偏没水了,只好让刚刚十五岁的大哥去挑。水井离我家有一百多米远,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并不轻松。有时候二哥和母亲也去抬水,两个女青年却视而不见,他们在城里用惯了自来水,根本不知道挑水也很累人。
天冷了,每晚都要多烧些火,把炕烧热一些炕,怕给两个女青年冻着。当然女青年没住进来前,我们睡北炕也得烧,可那是自己的孩子,母亲当然无怨无悔,对待别人就未必心甘情愿了。如果能得到两个女青年一些感谢的话,也会感到一些安慰。偏偏女青年在城里住惯了床,不懂得炕和床的区别,从来不曾对母亲说过一个谢字,这就让母亲有些不满意了。
矮个的邢俊贤还好,有时候会扫扫屋地,跟母亲聊聊天说上几句话,也问过两个哥哥的学习情况。那个高个的赵慧玲则像个高傲的公主,一副闲人不搭语的样子,住在我们家就像住旅馆一样,根草不动。时间长了,我们也不喜欢她。
我们家四个男孩子,没有姐妹,偏偏住进两个女青年,搞得谁谁都不自在,我们哥几个都不掐架了,这就是装出来的结果,也说明我们处在不自在的状态中。想必两个女青年也觉得很不方便,但限于当时的生活条件,也不得不服从分配,这是让人们感到很无奈的事。
我的两个哥哥应该懂一些男女有别之事了,肯定觉得更不自在。我八岁长得又瘦小,还不懂什么,但也知道害羞了,晚上不好意思起床撒尿。弟弟更小,想必还不懂什么。
女青年住进来不久,来了大姨妈,卫生纸随意丢在厕所里。弟弟看见了被吓得够呛,慌慌张张地跑进屋里跟妈妈说:咱家谁受伤啦?茅楼里的纸上有好多血!搞得妈妈哭笑不得,只好编个谎话搪塞过去,背地里嘱咐两个女青年以后来例假时注意点,把用过的卫生纸记得用土盖上,还特意在厕所外边放了一把锹头。
逢年过节,女青年都要回省城的家,每次回来肯定都会带些好吃的东西回来。那个时候食品不像现在这样丰富,无外乎是饼干糖块之类,这也对我们充满了巨大的诱惑。但她俩却从来不曾给过我们,而是偷偷摸摸的自己吃,生怕我们看见。有一回,弟弟看见赵慧玲嘴里含着糖块,忍不住眼巴巴地瞅着,赵慧玲也知道弟弟看见了她在吃糖,扭过身就出了门。结果弟弟挨了母亲一顿训斥。正好邢俊贤进屋,可能听见了,才给我和弟弟一人一把糖块。
有一段时间,邢俊贤被村里安排去学校代课,结果没干上几天,就被学生气哭了好几回,回到家里也不高兴,趴在炕上郁闷。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她不舒服了,就问她怎么了。当得知是被学生气的,就安慰了几句,说山里的孩子不懂事,劝他别真生气。后来又有几回,母亲便不再劝慰了,因为邢俊贤说了山里的孩子没教养太野蛮的话。这让母亲就有点不爱听,因为自己家也有好几个她口中的野蛮孩子啊。
邢俊贤在学校没干多长时间,又换了别的女青年,不知道是她自己不想干了,还是被学校认为她不适合当老师给辞退的。
两个女青年在我家住了差不多有半年时间,直到村里的青年点盖好了才搬走,走的那天两个女青年掩饰不住高兴的样子,乐嗷嗷地哼起了歌。我们也感觉像解放了一样,又回归了无拘无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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