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的历史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演变来进行解读。
一、道德约束时期：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一个成语：“画地为牢”，这个成语出自封神榜中的人物经历，故事的主人公武吉，是一个以砍柴为生的樵夫，本是个很孝顺的人。某一天，他来到西岐城里卖柴，穿过南大门。刚好遇见文王的车乘经过，由于街道狭窄，他被身后的一个行人撞了，扁担上的柴禾滑落，失去身体平衡的武吉，顺着惯性向前冲了出去，柴担倒转打在守门将士王相的后脑勺，打死了王相。
听到消息赶来的吏卒扣下武吉，并在现场画了一个圈，作为圈禁武吉的牢房，削来一根木头站在圈外，充当看管牢犯的狱卒。限制武吉行动自由，等候判决！就这样武吉被关了起来。
几天后，散大夫宜生经过南城门，瞅见痛苦流涕的武吉，便问他为何事这般伤心，武吉：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将事件的起因结果复述一遍，散大夫听后认为，一命抵一命是很正常事，哭是没有用的啊？武吉答：“家中母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我又是独生子，也没有娶妻，母老孤苦，怕是要被饿死！”散宜生大夫进朝堂拜见文王，替武吉说情：“先放武吉回家，让他解决老母亲的后顾之忧，再回来伏法，抵偿王相之命。文王允准，武吉方可出圈回家去。
这个故事很生动，也体现了周文王治理之下的西岐律法宽松民风淳朴，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夏商周时代的统治或者对于人民的约束，是停留在道德为主要约束标准的体系之内的。尧舜禹的禅让制度虽然也带着很多私心，但是美丽的传说背后是当时社会对于“道德”层面的认同，以德为先的做法和表率，民心在这个时候是被道德约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更多的是以道德为准绳。
道德约束的时期，也是很多现代人或者是历代名人所向往的生活状态，但是道德约束只能产生在人心还尚未开蒙的时候，这时候人的私心并不重，没有私心或者没有私产的概念，这时候道德约束也已完全够用。随着社会发展，私心私产出现，道德约束势必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出现了第一个走出“画地为牢”的牢的人，也就意味着道德约束已经不能够满足对于人类正常活动的限制和约束了。
二、礼仪约束时期：
周朝几百年的历程中，逐渐衍生出春秋战国，看一段记录：“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楚兵之信，兼程而归，列营于泓水之南以拒楚。成得臣使人下战书。……(宋襄公)乃批战书之尾，约以十一月朔日，交战于泓阳。”，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为报当初楚国胁迫之辱，联合卫、许等国攻打楚国附庸郑国，楚成王为救郑国派人攻宋，楚将成得臣在战前就向宋襄公递交战书，而宋襄公在看完战书后同意开战，并在战书下面约定开打的时间和地点。
从这段记录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礼仪的尊重和遵从，尽管孔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所以孔子孟子都寄希望于制定礼法，让人们遵从于礼法而生活和生产，国与国之间也遵从于礼仪进行交往，实现和平等等。
由此，孔子制定了儒家礼仪，孟子为之继承，荀子为之改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不仅仅是儒家礼法，还有很多学说面世，均试图为当时的社会生产给予一定的法条约束，主要就是礼仪方面的约束为主。寄希望于大家遵循礼法而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
但是，礼仪和道德一样，对于人的行为均是一种“软”约束。说白了也就是即便是违反了道德和礼仪，其受到的惩罚大于违反道德和礼仪的成本，于是就不断的有人去挑战和违反道德和礼仪约束。
到了战国时期，更是如此，战国时期的兵法家老早就把春秋时期打仗不能搞偷袭、不能用阴谋诡计、士族才能当兵等的礼仪搞忘了，而是耍起了“兵者，诡道也”的三十六计。于是这个时候整个社会也就从上到下不再遵循礼仪的时候，礼仪规范对于人类活动的约束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三、法律约束时期：
毫无疑问的，当道德和礼仪规范都起不到约束的作用时，只能依靠法律了，于是，在战国时期，尤其是后期，变法家、法家盛行。比如，荀子是儒家，但是他的儒学却吸收了很多法家的因素，由此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法家，比如他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以及张苍等，都是法家或者解释律法的权威。
为什么儒家的荀子培养出来的都是法家的弟子，因为社会当时需要法家，需要法家制定的律法和法律规范来约束和管理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
当来到这个时代之后，一切也就是“法律为准绳”了，但是历朝历代或者古今中外，真正能做到法律为准绳的实在是太少了，如果是法律为准绳，每个人不管阶层或者贫贱都要遵守法律的话，也就不会出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法不上大夫”等的词语了。正因为王子犯法和庶民无法同罪、士大夫享有法外开恩之特权、某些人手里握着免死铁券等特权，才导致法律也要不断的进步以进一步规范和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至少，截至目前为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无法实现的一个梦想，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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