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始于二十多年前。当时我还是车间的一个工人，干活累，考核严，挣钱少，被人看不起。尤其是最后一条，非常让人气愤。可又没有办法，社会环境摆在哪儿，地位摆到哪。于是就想到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当时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当个干部。当时像我这样身份的人，如果当干部，顶多也就是一个以工代干。可是以工代干要有后门儿，没有熟人不行，没有过硬的后台不行。怎么办？
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当时还讲究两手硬两手都要抓。所谓两手抓，就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企业单位精神文明怎么抓？落实在指标上，就是每年你单位上报的文章有多少篇。上报文章天数高，那就是抓到好，相反就是抓着差。当时的报社也组织了，不少通讯员在报社学习。这些人都是各单位派去的，也就是说都是干部身份的。我想去，但够不着。常言说，穷则思变。
咱不能去，咱就自己弄。买书看书，写作琢磨。白天干活，晚上写稿。老话说的好，不受苦中苦，难得人上人。你不想干活，你就得现在拼命干活，你现在拼命干活，以后才能不干活。生活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当然，这个简单的道理不是我悟出来的，是我们车间主任告诉我的。他是个退伍军人，来自农村，他当兵的目的就是从农村跑出来，不再轮锄头把子。到了部队拼命的干活，最后提干理由在了城里。成了我的车间主任。这家伙喝酒，和我同一爱好。喝醉了以后，就把这个办法教给了我。你能提干我就不能上报？
人一旦有了希望，有了目标，劲头就特别大。晚上业余写稿的劲头远比白天上班的劲头更大。一字一句，一段一层，仔细琢磨，反复斟酌。有时候一段话反复改，稿纸到处贴的是层层叠叠的。没办法，有时候改过的地方贴了三四层。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它装在信封里，怀揣着希望投进邮筒。往后的日子里，就在忐忑不安中等待。
我没算过我寄出去了多少，但我记得，第一篇文章见报时候的情景。那也是发表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鼓鼓囊囊的，寄信人是报社。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报社的信封，大红字印着某某报社的字样。西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报纸，报纸打开，里面有一封短信：大作已采用望多赐稿。看到晚上熬眼磨屁股写的东西，终于见了报印成了铅字心中那个爽。真是妙处难与君说。当时的稿费是五块钱。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叫做十五的月亮。在写作圈里也流行这样一句话：十五的月亮，十六元。就是说写这首歌当时稿费是十六块钱。现在听起来是个笑话，可在当时，那是搞精神文明。绝不是笑话。
我那篇稿子见报，作为企业里的干部，他们是当天就看到了，就是没人吭声，其中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你懂的。
努力终于见到了回报，如同在黑暗中跋涉，看到了亮光，心里更急，不是更快，更加拼命了。于是，陆陆续续有不少文章跟着都见报了。偶尔见报一两篇，可以把它归结瞎猫碰个死耗子，或是托熟人走后门儿，可以忽略不计，当一串一串的出现，前面那样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于是，我也就以工代干，屁股下面有把椅子了。而且我坐的比较直，因为我是真杀实砍出来的。
好日子没过几年，呼啦一声一声，单位垮了。不管啥身份都成了下岗工人了。
但前面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市内应聘，我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这个优势就来自于报纸。拿出报纸，指指我的名字，比大专文凭好用。于是也就又上了岗。在岗上用的还是钢笔。请示，批复，报告，通知，纪要等等。因为我来自基层，熟悉企业的运作，写起这些东西来，轻车熟路。于是很快就得到了升职。一以工代干，这个过程要顺利得多。
写写，竟然写成了领导。这一点是我一直没有想到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以前是想当作家。如果能够做了作家，当然也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环境。但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儿，没有几个人拔着自己头发去上天，那根本不可能。
但写作作为一门手艺，能成为一种工作，那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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