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态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了笔的文人学士们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一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据推测，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就是在这个宽松时期开始写作的。
可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的统治者之一。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
事出有因。两件事让乾隆态度大变。
一是伪稿案。贵州民间出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大臣孙嘉淦所做，不过语言鄙俗，内容不经，一看而知就是伪托。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其内容无从考证，据推测大概意思是说乾隆南巡浪费民脂民膏，金川之战滥杀官员，日常生活的荒淫无度等等。
要知道，即位之初，乾隆曾经一心一意想做一个中国人理想中的明君：开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爱民如子。但这篇广为流传的奏稿却把他变成乖戾、好色、好杀、诛忠之人，皇帝大为震惊。
不仅如此，百姓还对此津津乐道，传抄阅读过的人，数不胜数，从各级官员、秀才书生到平民百姓，都闻知稿中内容。这样一份明显是荒诞无稽，对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却居然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巨大的兴趣，他们争相传说，如痴如狂。而他即位以来，施行的无数善政，却已经被人们忘在了脑后。他感到无比的冤枉、愤怒和委屈。
再一个是马朝柱反清案，这是对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击。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在湖北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据侦查，有个叫马朝柱的中年人，自称有法术，在深山中以烧炭为名，纠集众人，意图谋反。
经过苦心经营，马朝柱在各地发展了大量信徒。他又在各地“散札招军、囤粮制械”，操练刀枪。并且已经派员联络多地的信徒，互为呼应，并设立四将军职位，分统各部，约期举义。
两起大案接连发生后，乾隆蓦然发现，他治下的江山，原来远不是自己看到的那么四海升平，阳光灿烂。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随时存在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
他回想自己即位以来，对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无失德之处。现实使乾隆头脑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破灭了。原来“愚民们”只记得住鞭子带来的痛苦，而记不住主上的仁慈。
而接下来，在马朝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获了何亚四谋反案，紧接着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发了蔡荣祖谋反案。
他彻底失望了。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
马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蔡荣祖本身是一名秀才，与他共同起事的冯珩则是道士。王伦起义中的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
乾隆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
他决定重拾屠刀，文字狱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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