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记

我的小学是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上的，在镇上跟着我爸读了一学期之后，就转学到我妈上班的地方。那时我妈在中学做炊事员，中学离小学大约有2公里，她每天非常忙，除了工作几乎无暇顾及其它。开学那天，她给了我2块钱学杂费，委托住在附近的同校高年级姐姐带我去报名。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下雪，路上一片洁白，雪很厚，我的棉鞋都浸湿了，冷得直哆嗦。到了学校，进到一年级教室，只见一位很漂亮的女老师，她脖子上围一条大红围巾，衬出她雪白的肌肤，一笑露出一颗俏皮的虎牙，我一见就很喜欢她。她微笑地打量了我一下，很爽朗地似乎自言自语道：“这孩子一看就很聪明。”我更喜欢这位老师了，小孩子也爱听好话，那情景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这位老师姓何，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新学校的生活开始了。我每天上学先要穿过弯弯曲曲的田间近道，然后就上了一条大路，顺着大路走约100米，就是一个很陡的下坡，坡道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杉树林，把道路夹在中间。林间有许多坟包，新旧不一，白色的花圈在林中很扎眼，带给人莫名的恐惧，即使是几位同学一道，走到那里，也都会加快脚步快速通过，不敢朝那里面看一眼。

何老师课讲得应该不错，我对课堂没有太多其它印象了，只记得她的普通话很标准（我每天放学后都听收音机，所以我能判断），这在乡村学校是非常难得的。数学老师也是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姓王，比何老师更温柔。我至今都记得她们的名字，我很喜欢她们。现在想来，这两位老师搭档挺合适的，一个颇有个性，一个温柔可人，那时我很喜欢上学。

如何老师所言，我似乎很聪明，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学习也并不费劲，一切似乎都很平顺。然而到了三年级时，两位老师竟都换了，换成了两位中年男老师。数学老师姓周，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他课讲得枯燥，说话时总是唾沫横飞，坐在第一排的同学总免不了要受到“洗礼”，很难受的。我不喜欢他另有原因，因为他常会咬牙切齿地训斥我们：“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他很瘦，每当他这样狠狠地喷我们时，便涨红了面孔，青筋暴突。我特别反感他，虽然我并不真懂那话的分量，但也知道那话很厉害，再看他那表情、听那语气，就觉得很恶毒，他任教的几个学期，我很不喜欢数学。

这样也还过得去，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一度让我觉得上学是件黑暗的事。

三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后，何老师突然怒气冲冲地走到我们教室，大声说：“放学后都不准离开，到教室门口集合！”看她那表情挺吓人，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放学后一个个乖乖地走出教室，在教室门口排成两列纵队。她在队列旁走来走去，逡巡了两圈以后，便伸出食指指着张红梅说：“你，留下来！一看就是你，脸都红了！”然后其他同学就解散了。我回教室里收书包，这时有人来叫我，我被带进了办公室。我注意到旁边的老师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心里就有点莫名的紧张，那时候学生被带进办公室就如同现在公民被带进派出所一样，感觉总是不祥。不一会儿，何老师进来了。她走到我面前，二话没说，先抬起一只脚狠狠地朝我的小腿上踹了几下。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穿着黑色皮鞋，痛不痛我是不记得了，但我真是懵了，既莫名其妙又深感震惊，她依然围着那条鲜艳的红围巾，但那一刻在我眼里，她已面目狰狞。接着她问我“中”字不出头是什么意思，我茫然地看着她说不知道。她恨恨地说：“你还嘴硬，别人都招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听她又说：“不怪杀人的，只怪递刀的，张红梅说是你教她写的。你有出息了啊，刚来的时候裤子都穿不正，现在教得你会写脏话了！”她盯着我，眼里喷射出一股凶光。看我不吭声，她又问：“你招不招？不招就别想回家！”那一刻我已顾不上怕她了，我在想着那条回家的路，那条孤寂无人的长长的坡道，坡道两旁白森森的花圈簇拥的坟包……我妈是断不可能来接我的，那时没有电话，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会被阻在学校。想到这儿，我的腿有点儿发软，不知什么时候就屈打成招了，天马上就要黑了，我只想快点回家。我那个年龄，还不能意识到“招认”那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什么“名声”于我还太抽象，可是第二天，我就明白后果的严重了。

第二天上学后，全校师生一大早就被“请”到操场排队。校长宣布对我的处分，撤销中队委、班长职务（天知道，我稀里糊涂拥有了这些“头衔”，又稀里糊涂被拿走）。数学老师看着我，一字一顿，依然是咬牙切齿：“道德品质败坏！”周围全是鄙夷的眼光，我从他们的神态中读出的耻辱远比从他们的语言上得来的多得多，我感到一阵深深的屈辱，头不自觉地垂了下去——然而，很快，我的头又昂起来了。凭什么？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我什么都没做！甚至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我四处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张红梅在女厕所写了何老师和我们班班主任刘老师的脏话，刘老师是位男老师，有家室，而何老师尚未成家。张红梅挨了刘老师批评，便在女厕所写脏话泄愤。她可真聪明，居然想到赖我“递刀”。她是个留级生，比我大2岁，我放学后常跟她结伴回家。

当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我在心里暗下决心，我必须努力学习，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与我的成绩不相上下。我想：这次，我一定要努力，要远远地把她甩在后面，等我遥遥领先，到了五年级临近毕业时我就走，离开这鬼地方，转到我爸那里的小学去参加小升初考试，我一定要考上重点中学，却不会跟这所学校有半点关系！我知道学校很在意升学名额，而乡村学校每年能考上镇重点初中的如凤毛麟角，大多数时候还会“剃光头”。

那件事很快就传到了我妈耳朵里，这天，她很严肃很认真地看着我，问我：“芳儿，你跟妈说实话，到底有没有说过那些话？”我委屈地说：“我没有！到底是什么话呀？我都不知道，‘中'字不出头究竟是个什么字！”那次何老师说过以后，我回家查字典，没查到，后来我想，大约是个“甲”字。我妈也没再多问我一句。有一天，她终于抽空到了学校，找到何老师说：“我相信我的女儿，她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那天正好我去办公室拿劳动工具，凑巧听到了，我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时间晃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升学际，五年级（那时是5年制）寒假，我催着我爸给我办转学，我爸也答应我了。有一天，我出去玩儿，碰巧遇上了我们班主任刘老师，我本来要远远地绕开他，他却叫我过去。去了之后，他似乎是恳求我：“你明年别转学了，我把班长、中队委都还给你。”其实我并不稀罕那些，倒是他眼睛里一种近乎乞求的神态打动了我，我一时竟有些不忍，糊里糊涂就答应了一声“好”。

后来，我终于没有转学，在那里一直坚持读到毕业，考取了当时同学们都向往的镇重点初中，全校仅考取我一人。

三十多年过去了，能记住的事情有限，但这件事没能忘记。当时虽然觉得暗无天日，但后来却并未留给我多少伤痛，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也与我妈对我的信任有关。小学毕业时，我已不怎么恨何老师了；现在，尤其不恨。回忆起来，她那时大概也就20出头吧，据说她是高中毕业，她那么年轻，又遭遇了那样的言语侮辱，以她的学识、见识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她能有多少高明的表现呢？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理解她。只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如今的教育，进步了吗？昨天看到网上又有学生自杀，痛心之余，不禁又想起此事。如果当年我妈也对我百般怀疑，不依不饶，如果我是个内向软弱的孩子，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其他同学身上，如果今天再发生类似事件……会怎样呢？太多的如果没有答案。而现实中，太多的偶然才造成一个个悲惨的必然，反观如今的教育，似乎也日益成为一个人命关天的行业了。出了事，当事的老师很委屈，可是，已经死去的孩子是不是更委屈？孩子或许缺逆商，家庭也肯定有责任，但是，老师在处理问题时能否有点专业素养，能否不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成为孩子迷茫中智慧的向导？这一切，是否值得富有责任意识的教育中人深深思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亦将在自己的教学生活中，时时做深深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