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有时候只是地位的附属品，对于身处上位的人来说是锦上添花，对于命比纸薄的人来说就是杀身之祸。所以老子说要善柔，要装，要“知其白，守其黑”，有七成要装出只有一成的样子。
明珠玉石在庙堂之上是国之宝器，但在风月场里也只是“血色罗裙翻酒污”的道具。因而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处境尴尬的才华和美貌有时候比平庸更容易惹来侮辱。
年轻人总是习惯对他们的上一代嗤之以鼻，不管上一代曾经多么新潮过，在这一代人的眼里，他们都是老顽固。
改革一向是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事情，打破现时的平衡，总有人的利益受损，有的明着跟你跳脚，有的暗着玩阴谋，连商鞅那样的铁腕都被车裂。因而古往今来，锐意改革者，无论成功与否，都没有好下场。
在朝的人不一定最有能力，却是在合适的时机出现的合适人选。民间臧否政治的原因不在于选官系统出错，而在于不能达到最优。但是，政治是平衡的产物，和稀泥或者有才者不在其位是必然。
从最后一个汉末清流孔融消失之后，建安名士把仁义理想变成了文学：当实践理想的愿望屈服于生存本性的时候，它只能以一种痛苦的形式留在木椟竹简上；所以曹丕、曹叡都高举仁义大旗，却把严刑峻法那套玩得滴溜转。可是，自己都不相信的信仰，怎么能叫别人相信？当然，你可以认为“好老庄，尚自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下层百姓还是要以“仁义”来统治，但这是说不出口的理由。旧的不合人性的礼法要垮台了，但是新的却还不能自圆其说。
这些小伙子们有名无实，嘴上说说可以，实际做起来都不行。所以名声这时候就是个等同于浮华，容易惹祸的坏东西。难怪李丰年少成名，他老爹李义却对此不屑一顾，诸葛恪年少有盛名，他老爹诸葛瑾为此忧心忡忡。
大概是人类的通病，人对于自己轻而易举便能做好的事情便漫不经心。
书生自有他报复的办法。西汉那个在《史记》里只能在儒林列传中露脸的董仲舒，公务员没考上之后回家捣鼓出的“天人感应”之说影响了后代谶纬学的发展。一直到王弼的时代，人们解释天象依然习惯性地和人道联系起来。董仲舒帮助汉王朝走向集权的顶点。之后的皇帝，每当经过西安城墙边董仲舒的墓时都要下马致敬，以至于后世以下马陵来命名这个地方。没钱、没权、没社会地位的董仲舒为汉武帝从理论根本上解决了汉初政令不出长安城的大问题。
没错，就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中国的哲学其实并不真的关心世界到底是由原子还是气构成的，而是养育政府的胡萝卜和大棒的沃土，为收买人心和打砸抢烧提供理论基础。而王弼，为这种政治服务提供了最灵活的理论解释。王弼之后，有一回晋武帝占卜，算他们司马家能有多少代皇帝，算出来一个最差的数字：一。司马炎又气又怕差点吐血。乐广就说了，王弼曾经说过，一是数字的开始，是万物的极致。立刻就把一个大凶卦空口白牙变成了大吉卦。
九泉之下的傲娇小青年王弼挥着羽毛扇子微微一笑，看呐，吸收古代的政治智慧，搞坑蒙拐骗，还得靠我吶。
但是，当一个人抱紧自己的清誉安睡的时候，失去的就是井拓的勇气。如果阮籍天生就是个庄子的信徒，不喜欢入世，不愿意开拓进取，那么名声是锦上添花，倒也好说。只是，对阮籍这样一个“少有济世之志”的人来说，就是痛苦，一面他内心经世救国的潜意识在蠢蠢欲动，另一面又一次一次地捆绑住自己：不能去啊，去了就没命啦。
所以阮籍的内心总是在徘徊纠结，他不像嵇康，嵇康企图超脱君父社会去达到个人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哪怕是傻，也坦坦荡荡；就算是死，他也觉得是殉道。
而阮籍，一面他和嵇康一样，想像庄子一样追求精神的洁静，所以他写《大人先生传》，描述与造物同化，不受名教约束的大人。他讽刺那些当权的“礼法之士”不过是裤裆里的虱子，沿着裤裆里的线战战兢兢地爬着，生怕违反了礼教。吃着人的肉好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一旦出现了战争，那些大城市覆灭了，这些小虱子在裤裆里连怎么死都不知道。
阮籍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独立人格的挚爱，但是他却不太愿意去检验自己人格的独立。他甚至过于聪明，知道权力带来腐败，带来不同利益集团关乎权钱甚至生死的倾轧。但是做一个“有为”的英雄，却又不能被孤立。因此，当他想要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是他被腐败和倾轧黏上的时候。官场没有清白。人生，总是以失去为代价而得到一些。但阮籍，他什么也不想失去。
阮籍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个人的清誉和政治永不能共存。孔夫子早就说过三种坏朋友是不能交的，装腔作势的，善柔善曲的，溜须拍马的。对于清誉有害的这三种品质恰恰是从政的必修课。
无组织的大多数永远被有组织的少数人奴役。
在这个乱世，嵇康手忙脚乱，可是却又有原则：他需要一个好的社会。却不知道，也许一个社会好，只因为它从未存在。
嵇康说得对，好的音乐，会震出我们心底早已被忽视的真情。于是哭，于是叹，一代一代，像是融进了血里。
小时候最想逃离的草庐却成了他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人生如同平地上的玻璃球，缓缓滚动，停下来的地方哪怕是自己费尽力气追逐的，也总沾满尘土，让人有后悔有失落。
山涛和嵇康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隐忍。山涛是一个有理想却又很现实的人，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他比嵇康更能在夹缝里生存壮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存身正，行己恭，他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达到那些高缈的理想。
远庙堂究竟不是文化精英的出路，挣扎在体制之外不是被镇压就是自生自灭。有文化又有政治抱负，想要让这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想法运行就必须学会和当局合作。这是从东汉“党锢案”以来几代人血的教训，以血肉之躯和国家机器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不如换个聪明的办法。况且他们之间的鸿沟未必有预想的那么深，司马师没当权之前还是何晏、夏侯玄他们私人集会的常客，钟会也曾是竹林雅集的座上宾，除去学术水平高低不齐，他们不过是治国理念不同而已。
这才是山涛那句“天地四时犹有消息”的意义，嵇绍很明白。
嵇绍的立身准则从头到尾都清楚明白。他按着父亲的《家诫》做一个对得起先贤，对得起道德的人。他一个文官在千军万马之中血溅帝衣，护的哪里是晋惠帝那个呆皇帝，他保护的是代表这个国家正统的权威。毕竟，以身殉国，是一个男人最光荣的归宿。
文学和思想，永远是政治的奴婢。
从前，怡然自得散步于汴京州桥之上的改革先锋王安石，曾经向往过金陵钟山的月色，只是，当这个半山老人晚年在金陵有些凄凉地听着一声声杜鹃啼血、笛声萧然的时候，却又想起了彼处曾经指点过江山的那座州桥和年轻、热血的自己。
那些普普通通的过往，因为盛着年少意气，盛着信仰和梦想，而无暇去顾盼道旁的风景。只是，岁月日晚，隔着对规则的反抗和逃避，隔着看上去很美的理想，踽踽独行的今日才发现，回忆是如此的亮丽，如此的不可替代。
回忆，是一击即中的软肋，由不得你假装刀枪不入。
每一个例子都清楚明白地标示着所谓自由的虚幻，庄子几乎就是个大骗子。可要命的是，你不能承认自己一直认同的理想只是个骗局。
对于聪明人来说，危机是信仰脱胎换骨的机遇。基督教的刺激让希腊的理性从咄咄逼人转向温情，伽利略的刺激迫使宗教与科学和平相处，而向秀的自由危局则让他终于知道，不是自由不好，是他们从来就会错了庄子的意思。
大鹏振翅飞翔在天地间是它的自由，小虫子在草丛间飞来飞去也是它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取决于先天的能力，顺应他们的能力就是自由。而圣人不需要挑选，他们有做任何事情成为任何人的能力，也就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自由。南方人吃米饭自由，北方人吃饺子自由，非洲人吃虫子自由，圣人吃什么都自由。而他向秀，做了官也可以自由，命该如此。他的天性里怕死的那部分促成了做官的现实，所以安于命就是安于官。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