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最苦难的时代，他们以生活的动荡为代价，打碎了社会与家庭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舒展身体，真正成为一个“人”。在他们之前，做人要守“规矩”，哪怕那意味着在循规蹈矩里磨灭自我本身的个性与情感，哪怕那意味着戴着面具，把自己装进一个安全却密不透气的“套子”里。但是在他们的时代，宗白华说，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他们自爱，所以珍惜自己的肉体，讲养生，尚容止。于是有“濯灌如春月柳”的王恭，有面白似粉、顾影自怜的何晏。在这个时代，你看到最俊美的男人，看到最舒适惬意的生活方式，于是有悲茄微吟、浮瓜沉李的西园之游，有曲水流觞的兰亭集会。
他们服五石散，信天师道，追求肉体的永生。却也谈笑被戮，从容赴死——追求肉体之外，精神的永恒。他们珍视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生后可以被记得的理由。于是中国历史上最美的死几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临刑场而色不变的夏侯玄，回望落日以一曲《广陵散》奏成千古绝响的嵇康。
这些人或是政治家，或是哲学家，文学家，有的甚至什么也不是。只是因为特立独行，让人忍不住述说他的故事。如果他们一定有所共同，是自由——追求心灵的自由，言行的自由。在对凡俗的反抗中，有的堕入了尘埃，有的成为绝响。在身处的世界，他们曾经想保持精神的高蹈，却又偏偏得在鸡零狗碎和尔虞我诈里求生存。后人看到他们的浪漫，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挣扎，甚至卑琐。但就是因为这些，他们才变得更加真实。那时候，那么多闪烁着智慧和生命之美的个体，如同当风的披帛，如同流过溪涧的酒觞，如同和暖的阳光，给了我们俯仰天地的范本。
它是留给后人的政治经验，也不因为这些人出生如何显赫，如何在活着的时候叱咤风云，如何成了人生赢家。只因为，他们够勇敢，够坚定，把无聊的人生过得够有趣，把卑微的人生活得够骄傲。
它像是一道光，照见那些以年龄为单位，被缚住手脚扔在洞穴里的人。鼓舞他们站起来，走出去，看一看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更广阔的人生与心灵。
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化人追求的“风流”，是风度与骨气，是文能倚马赋诗，武能定国安邦，出门不受气，在家爱干吗干吗。这些，曹操都做到了，
说起来，也是不亦快哉。
但人是复杂的动物，理智只是所有行为动因中最表象的一种解释。
曹植对命运的苦难缺少警觉，他得到和失去，都是天命如此，他不曾在血火之间为自己挣出生路，也没有从被万人践踏的缝隙爬到顶峰，他没兴趣迎合人心的虚荣。但优裕而自由的青年时代，养得他天真正直，对于稍纵即逝的际遇缺少机敏，不懂变通。
他曾经有一把好牌——父亲的宠爱，天赋的才华，热情天真的个性，都是让人着迷的好东西。不过，他从没有对它们进行任何深谋远虑的规划，不耐烦，也不屑。他的自尊不允许他对那些费尽心机的占有和胜利感兴趣。但是现在，他年纪大了，他开始懂得，别人（比如他哥哥）也许同样不喜欢成为这样心思深沉表里不一的人，但人与人的关系是一张大网，生而为人，早已被粘在网中，不去奋力挣扎谋划，就只有被别人践踏。
曹丕的这个十九岁的弟弟，穿得朴素，也不在乎形貌，却有一种遮不住的少年意气。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登台赋》，撇了撇嘴，把它扔进了袖子里。他依然镇定地坐着，甚至能够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地附和对曹植的才华的赞美，但在他的心里，另一个更清醒的曹丕坐在四面漏风的高台上，感到冷。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深深失望。曹植肆无忌惮的才华如同一场地震，在曹丕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和现在的自己之间裂出面目狰狞的鸿沟。他像被冷酷的命运抛在半山腰，不知道路在哪里。
他也一直知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这是为人而不能抗拒的规律，可是文章，可以不朽。
如果说他也有别人不能企及的任何天赋，那就是一种对于人生过于清醒的认知——人生是这样：你努力朝向山顶攀登，却总有意外发生，最后停留的也许是半山腰，也许是山谷。你以为自己无辜，却总有人憎恨你。
无法给自己辩解。人人看他都是自作自受，他跳出来讲自己委屈，说出来都叫矫情。况且，在父亲那么多有才华的儿子里，想要保住继承人的位置，需要谨小慎微，让人抓不住把柄，他处境这么特殊，说了白自给人留口实。但情绪也需要出口。所以，在每一个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深夜，当夜露开始凝结的时候，他总是在庭院里一遍一遍地徘徊。这时候他写了诗，记录他每一次的失眠。有乐府，也有中国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在《杂诗》里，他写秋夜——“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也写失眠的自己——“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也写在人声渐歇的深夜里，陪伴他的周围世界——“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
时代对文学的喜好让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但并不妨碍每一种生命状态都值得被书写。
繁华绮丽都在清冷的背景上，好像从幕布外面看过去的皮影戏，人世的缱绻一一上演，幕布外面的人无法走脱这样的安排，身在其中，却又是人间的观众。
他努力做一个踏实可靠的儿子，但父亲对他的努力一日一日毫无表示的时候，他难免内心焦虑。不敢表现给父亲，只有写文章，给好友们写信，以各种角度去阐述自己：在时代战乱频仍的冷酷与自己的不能成就之间，他对于命运表现出最清醒的失望。在他之前的许多时代里，成为神仙，长生不老都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他非常神经质地一遍遍指出，不是的。生长，衰老，时间的流逝，繁华的凋落都是不能避免的规律。
你得到一些的时候，就要失去一些，这是人生最朴素的道理。
曹丕登基为皇帝的第三年，黄初三年的冬天，他颁布了一道《终制》，对自己死后的陵墓做了一番安排。但在这时候，他非常不合时宜地抄袭了《吕览》——吕不韦对别人冷酷的观察却被曹丕用在了自己身上。于是你看见一个开国皇帝在帝国肇始的第三年，写下这样一句话：“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凌厉直白，触目惊心。以前的皇帝，总想着要活万岁，长生不死，传国玉玺上盖着“既寿永昌”，好像如此一来他们的国家就能百代干代无穷无尽地传承下去。而曹丕，带着一脸冷笑说了一句——醒醒，别做梦了。
曹丕心里清楚，在以后的许多世代，他都会被不留情面地与曹植放在一道比较。他也大概晓得，自己也许会被曹植光耀万丈如同太阳的光辉遮蔽。不过，最早的文论作者，最早的七言诗作者，最杰出的散文家，第一部类书的主编……他在自己能够做出努力的地方都留下了痕迹。作为“建安七子”共同的朋友，提到这个时代，也一定会提到他。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历史给予他的补偿。
那是一种人人都渴慕，却又太过昂贵的道德追求：人生万难，最难是死；连死也不惧怕的时候，最有风度。当生命里那些最纯粹的东西闪光的时候，它超越了个人短暂的存在，脆弱、卑微易逝的肉体也因此而发出迷人的光芒。
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日：“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
孔融是这个时代最后一个儒者，尽管不合时宜，但是他还是笃行所奉行的儒家精神。他像是个剑客，单枪匹马地想要恢复一种早已远去的时代精神，却和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一样，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孤独而怪异的骑士。
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序言里曾经说过，假如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它的情思、它的风习和道德己变为无用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有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发现这样荒唐的虚无。但孔融，过于聪明，又过于理想，在这样充满挫败感的时代，真正能够给他带来存在感的，大概也只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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