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侬
十一年前，我就曾创作过草书长卷《琵琶行》。
那时，虽然也想写出意境，写出风格，写出高古，写出雄浑，写出苍劲，无奈“笔力不逮”，眼很高，手却很低。
十一年过去了，不说自己进步了多少，但有一点却是可以充分肯定的，那就是心－手－笔，这三者渐渐地成了一个整体。
原来，你心想的，手不听从，笔更不跟随；
如今，你心想的，手不知不觉地就跟着来了，自然，笔也跟着到了。
甚至，有的时候，你心里没那么想，手这个时候却来帮助你完成了你心之所想。
于是，一个自觉很不错的书法造型，就这样横空出世，遗世独立，让你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是我写的字吗？我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字？
事实上，这就是我写的字，我就是能够不经意地写出这样的字。
这是最令我欣喜的事。
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难道我真的天赋很高？
否！
这一切的不期而遇，可能得益于我的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晚两节书法课。
还有人给我上书法课？
没有。
是我自己给自己上书法课。
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５年这十年，我在书法上用功最深，有时在书法上的时间消耗，一天可达十小时左右，可谓除去吃喝拉撒睡，就都在写书法了。
那个时候写书法，简直写成了魔症。
不可否认的是，那一段时间，我的书法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成长。
０５年以后，这个突飞猛进就慢慢变缓了。
这是符合规律的变缓。
显然，这样超常规的突飞猛进是不可持续的。
一方面是客观上的不可持续，另一方面，我在主观上，也并不希望它持续。
因为，这种持续，是重量不重质，重字不重字外。
字与字外，这是一对不可分割，互为表里的辩证。
如果以战争为喻，那么，字是战术，字外是战略。
战术再完美，再精细，再周到，战略不对，这仗打得越好，实际上是越往失败走。
反过来，战略眼光很高，那是穿透历史迷雾的睿智，即使战术上粗糙点、拉垮点，最多也就是胜利晚一点到来而已。它并不影响战局。
在中国书法史上，苏东坡就是字外功夫大师，他在书法上的成功，不在战术在战略。
我敢肯定地说，苏东坡在字上所下的功夫肯定不是很多，然而，他却位列宋四大书家之首。
显然，这个排名，与苏东坡的字外功夫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东坡的字外有什么功夫？
这个功夫就是他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文化成就。
正是因为他的文化内涵和他原创性地对文化的贡献，他对书法的理解和感悟便明显优于中国书法史上的大多数同仁。
因此，他笔下的书法，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李泽厚语），其中的意味，就更加丰富和耐人寻味。
我一再强调，苏东坡的字，一般人是学不得的，因为他的字外功夫你是学不来的。
你学不来他的字外功夫，他的字你如何学得？
许多书法爱好者和所谓的书法家，其实都没有明白这样一层关系：书法到底是文化之根，还是文化之叶？
在我看来，书法仅仅只是文化之叶，它是从中国文化深厚的根基中产生出来的。
一个书法家，离开对中国文化深刻的了解，他的书法便是缺乏文化的，还拿战争比喻，他就仅仅只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
厘清这样一层关系，一个习书者是不是应该警惕过于专注书法本身而忽视文化积累所带来的肤浅和表面？
是不是应该警惕舍本求木的风险？
大约１５年后，我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习书的侧重面就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
转变以后，我就将习书的时间安排在每晚两节书法课上。其余时间和精力继续提升文化修养。
大约每晚九点半开始，如果没有应酬活动，我必定在这个时候习字一个半小时，也就是两节课。
安排在这个时间习字，有两个最大的好处：一是这个时间段比较有保证；二是这个时间段正好在临睡前，练字静心，可以保证晚上睡个好睡。
每晚一个半小时，乘于一年３００天（其余６５天暂且不算在内），再乘于７（７年），大家可以算算是多少时间，多少节课。
就是这些夜晚笔与纸摩挲的轻微声响，让藏在天上某一个角落的一个叫上帝的听到了，由此产生了一丝怜悯和感动，他才把一种叫天赋的本事抠抠缩缩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慢慢赐予了我。
我想，如果我这个习惯坚持得更久，他将会赐予我更多。
反过来如果我明天不坚持了，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停止赐予，非但如此，还要把已经给我的夺走。
现在，我明白了，那个教堂里的上帝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上帝，只存在自己的心中。
老外的口语里，老说感谢上帝。
要我说，与其说感谢上帝，不如说感谢自己。
立此存照，十一年后，再来一幅长卷《琵琶行》，看上帝有没有还给我施舍！
附图为《琵琶行》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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