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 630年
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麹文泰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使入贡，上遣文泰之臣厌怛纥干往迎之。魏征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所过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倘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厌怛纥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贞观五年 631年
正月，癸酉，上大猎于昆明池，四夷君长咸从。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丙子，还宫，亲献禽于大安宫。
贞观六年 632年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初，焉耆入中国由碛路，隋末闭塞，道由高昌；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上许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贞观十二年 638年
十二月，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
贞观十三年 639年
二月，高昌王麹文泰多遏绝西域朝贡，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上下书切责，征其大臣阿史那矩，欲与议事，文泰不遣，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颉利之亡也，中国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诏文泰归之，文泰蔽匿不遣。又与西突厥共击破焉耆，焉耆诉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状，且谓其使者曰：“高昌数年以来，朝贡脱略，无籓臣礼，所置官号，皆准天朝，筑城掘沟，预备攻讨。我使者至彼，文泰语之云：‘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谓薛延陀云：‘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为拜其使者！’事人无礼，又间邻国，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上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赍缯帛赐薛延陀，与谋进取。
十一月，上犹冀高昌王文泰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文泰竟称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
贞观十四年 640年
八月，高昌王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及闻唐兵临碛口，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子智盛立。
军至柳谷，诇者言文泰刻日将葬，国人咸集于彼，诸将请袭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故使吾讨之，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进，至田城，谕之，不下，诘朝攻之，及午而克，虏男女七千馀口。以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夜，趋其都城，高昌逆战而败，大军继至，抵其城下。
智盛致书于君集曰：“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袭位未几，惟尚书怜察。”君集报曰：“苟能悔过，当束手军门。”智盛犹不出。君集命填堑攻之，飞石雨下，城中人皆室处。又为巢车，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为文泰声援。及君集至，可汗惧而西走千馀里，叶护以城降。智盛穷蹙，癸酉，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上欲以高昌为州县，魏征谏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妇首来朝，其后稍骄倨，故王诛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馀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上不从，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杰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之讨高昌也，遣使约焉耆与之合势，焉耆喜，听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诣军门谒见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为高昌所夺，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归之。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献俘于观德殿。行饮至礼，大酺三日。寻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上得高昌乐工，以付太常，增九部乐为十部。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竞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为有司所劾，诏下君集等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以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讨而克之，不逾旬日，并付大理。虽君集等自挂网罗，恐海内之人疑陛下唯录其过，而遗其功也。臣闻命将出师，主于克敌，苟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其败绩，虽廉可诛。是以汉之李广利、陈汤，晋之王浚，隋之韩擒虎，皆负罪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赏。由是观之，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伏愿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重升朝列，复备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得贪愚之将，斯则陛下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等虽蒙宥而过更彰矣。”上乃释之。
又有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妇女者，万均不服，内出高昌妇女付大理，与万均对辩，魏征谏曰：“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帷箔之私，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昔秦穆饮盗马之士，楚庄赦绝缨之罪，况陛下道高尧、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释之。
侯君集马病蚛颡，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
高昌之平也，诸将皆即受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以无敕旨，独不受，及别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彩千段赐之。
贞观十六年 642年
八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孝恪推誠撫御，鹹得其歡心。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籓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通鉴 唐纪八&九&十&十一&十二 太宗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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