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中国社会政治之早熟，进入秦汉以来，却以极慢的速度在发展，甚至停止，使一种政治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而社会政治发展晚于中国的欧洲国家早已进入了现代民主社会。

以明朝万历年来看，全国共有两万余名官员。而要以两万余名官员来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其人力资源必会在社会实际事务前显示出严重的不足。仅以一人或数人管理一县之事务，然则以这种行政手段来管理，则必须使全国思想保持一元化，避免加大技术的复杂性。以我国之幅员辽阔，如果没有一套简单而统一的管理方式，官僚集团便无法正常的运行。这种使思想保持一元化的方法又莫过于道德，以道德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使亿万民众都服从道德的教养，归顺在这一简单而原始的制度之下，从而能够使之符合当前的行政能力。

“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行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在这种行政能力之下，仅两万余名官员远远不够维持社会运行。一个行政官员必须对他所在区域内的所有事物进行管理，包括经济、民事、刑事等等，所以官员必须与乡绅、耆老联合，依靠他们将亿万农民联系起来，由乡绅、耆老代替行政官员管理民间普通事务，以这种方式来祢补人力资源的不足，即以道德祢补技术的不足。

社会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变，即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官僚集团又无法采取技术手段从侧面进行辅助，则必然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不健全的财政法令，无法有效的调控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一系列关系民生的事务。加之没有相应商业法与组织，商业法律的不健全阻碍商业发展，商业无法正常发展，使得社会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这些新问题。

商业的发展必然又会要求新的行政管理技术，而财政与能力都决定官僚集团无法处理如此复杂的行政事务。

我们的国家在录取官员之时主要考核其经书礼仪，对其所掌握的技术并不看重。培养技术人才，则其考核、管理、法令等方面必然会与一般行政人员不同，从而打破行政管理的一元化。仅两万余人的官僚集团亦无力来管理这一套复杂的程序。

另外，各个行政法令的实施依靠官员之间的相互配合，而不是从法令上强行规定，任何有可能威胁到官僚集团利益的行政、经济、财政法令，必定会遭到该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弹，即便有人想进行改革，也会在整个官僚集团强大的压力之下而选择放弃，或是在官僚集团的意愿之内进行改革，亦或是在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的条件强行改革，最终失败。

在官僚集团无法以技术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战乱使社会的发展退回到了原点，新的官僚集团依然以一元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整个国家，随着社会的再次发展，又再次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如此循环之下，使得一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

二

中国历史社会的破产不外乎两种原因：（一）长期的分裂，社会政治亟需一个统一的政权重新对当前的社会状态进行调整。如春秋之秦一统，三国之晋一统，南北朝之隋一统，五代之宋一统。（二）当前政权的腐朽导致民不聊生，激发民变。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朝。

这两大原因使中国历史长期处于或分裂或统一的社会状态，而究其根本原因，不论是长期分裂至大统一，或是政权之腐败，终是由于经济的崩溃而引发的。

所谓政权的腐败，应为当时政权无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行管理，导致财政破产，致民生激变，由新的军事力量较强之政权取而代之，而新的政权亦是经过长期战乱，或是民间社会本身之分裂状态，对社会经济破坏，使之恢复至初始状态，从而新的政权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整管理。即生产力倒退至适应生产关系的状态。

长期的和平状态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又进入当前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无法管理的状态，即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财政再度崩溃，再次由新的政权将其取代，从而无限循环，至清朝由于外力的介入而发生了大的改变。

中华民国建立，中国进入了新的统一时代。其后，中国在内乱外忧的社会状态之下与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最后取得胜利，并建立了共和国。中国再次进入了和平状态，经济开始复苏。

我们读史时是站在上帝角度来看历史，而历史人物却只存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正如我们现在无法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唯一能做的便是以自身所处之社会背景为前提，指出当时发展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