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发小

文举伯伯与父亲是没出五服的弟兄，同龄，细算下来，也只比父亲大40几天。但在我们姐妹一直的印象中，他起码比爸爸大好几岁，一是从记事起我们就称其为伯伯，显见得他比父亲年龄要大；二是从外形来看，他的发际极深，深到半个头顶都是光亮可鉴的。小时候，我们背地里悄悄地叫他列宁，因为我们见过列宁的画像，额头以上和文举伯伯就相差无几。

文举伯伯和父亲一起上学，父亲的学习比他稍好一些。解放太原前夕，他是村里的民兵，被公派去支前，每天运送公粮、军用物资等。因为人老实勤快，被选调当了通讯兵，入了党，还被评为支前模范。支前工作结束后，政府给他安排工作，因为家里两个老人、一个孩子，还有丧母却多了后妈“关照”的外甥女需要照顾，遂没有前去报名参加工作。本有资格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就这样阴差阳错，回家又当起了农民。家里的日子愈发紧张，他只好来到太原四处打零工，五一广场的人民银行等建设工地，都洒有他的汗水。后来，他被介绍去西山煤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下坑开采煤机。全家12口人，全靠他一人养活，他老实勤快热心肠，从不与人为敌，素称老好人。

父亲参加工作后也在太原，身处异地的俩兄弟，就这样越走越近。

天有不测风云。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被判刑，划为现行反革命，从明明亮亮的办公室直接遣送到观家峪煤矿劳教三年。一个成天拿笔写写算算，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一下子变成一个管制分子，限制了自由，见不到亲人，整天在见不着太阳的矿井下抡镐拉车，这其中的落差可想而知。父亲也苦恼过，但终归是个豁达的人，踏踏实实改造，年年被评为先进。3年间，文举伯伯从西山煤矿到东山观家峪看望父亲3次，通信4次（据父亲日记记载），在那段特殊的岁月，给父亲送去特别的关心与安慰。他不会骑车子，公交线路又少，家里人口还多，每次去，常舍不得买票，却从来也不会空手，不是给父亲送件工作衣，要么就是给他带块香皂、手套、劳保鞋，或者几个馒头、几块点心。在缺吃少穿的那个年代，这些经济而实用的礼物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是何等得金贵啊！要知道，他家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好，文举大娘身体虚弱，一直没有工作，家里孩子多，她只能全职在家招呼老的小的。那个年月，像父亲这样身份的人，朋友见了都是绕着走，紧躲还怕躲不及了，唯恐沾上反革命的边儿，哪里还敢和他走这么近乎？没有弟兄之间那份情，谁愿意平白无故招惹是非呢？

父亲与文举伯性格并不相同，一个喜静，一个爱动。文举伯腿脚比父亲利索，又喜欢去公园遛跶，以地当纸练书法。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来看看父亲，老弟兄俩见个面，喝杯茶，聊一聊。

前些日子我去看父亲，发现家里凉台上多了两盆石榴树。父亲又是高兴又是心疼，高兴是因为文举伯伯送来他喜爱的石榴树，心疼是看他这么大年纪了，抱来这两盆带土的花，称称足有十几斤。花窖里育出来的花儿实在娇气得不好伺弄，没几天叶子纷纷掉落，日子不长连树干都干枯了。得悉这个消息，文举伯伯又把他儿子家养的一盆石榴端到父亲家里，老弟兄俩还一起栽到花盆里，为他们的友谊之树浇了水。

父亲的发小，可说是光着屁股长大，患难与共一生。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天下能有几人处？交心朋友不在多，像父亲与文举伯伯这种铁哥们儿的关系，只要仨俩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