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祖母在人世的第八十七个年头。自从祖母独自把大我和姐姐抚养长大后，大部分时间就是她一人守在这座大房子里。最近三年她终于不能自理，父母遂暂弃北京的生计回家服侍，以尽孝道。今年五月开始卧床，不能动弹也不能言语，由母亲喂着流食、勤换尿垫延续着一丝气息，直至七月五日上午在多数直系亲属的围拥呼喊下断气，寿终正寝。死时双颊凹陷，没有牙齿的嘴张成一个空空的洞。
亲戚和邻居无不安慰着同一句话：啊呀，死了是福气！
我是长孙，也是最受祖母爱怜的一个。但我只在祖母的尸体被殡仪馆的轨道车缓缓送进焚尸炉的时刻才垂着头尽情哭了一场，那多少也有被在场的女亲属集体恸哭所感染的缘故。因为祖母的死不是猝然来临的，而是等待已久的事。亲人对她的眷念其实在两年多的等待中差不多一点点消耗掉了。
现在丧事还在进行，我没有一点悲伤，也不觉有做出悲伤姿态的必要；只有些微的不习惯。祖母房间里那些年龄比我大得多的老木箱木柜和床都还在，她本人却永远不在了。我也不会有机会亲切地喊一个人“婆”了。不久以后，等祖母的坟冢上长出荒草，那么连关于她的记忆都会如虚构想象般的不可靠，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我要趁现在写下对祖母的悼念。
祖母生于1928年，名叫王秋香，长得矮瘦。她的人生根本不像这个名字那么美好。她很小就被带来柯源口作童养媳，可是尽了干活的义务后却被嫌弃，另嫁别家，未育，再嫁我的祖父，四十高龄才生下第一个儿子，一生受尽祖父的嫌恶而不懂抱怨。老一辈的人无不熟稔她被祖父动辄怒骂暴打的历史。
尽管那本就是饥馑艰难的年月，生存是唯一的大事，起早贪黑缺衣少吃是普遍现象。但人们还是说，祖母是村里最能做，做得最多，最苦命的一个；他们说，祖父拿火钳，拿扁担，拿吹火筒，拿手头看得见的无论什么工具打她，毫无缘由仅仅是随着自己的心情打她，不给她吃的，不让她有半刻休息的时间。听得越多，我脑子里那个在田里干了一天活儿，回家却被暴躁恶劣的丈夫无情地用扁担抽得脚踝冒出道道红杠杠的悲惨的女人形象就越清晰。想必她肢体的疼痛很快就会被疲倦和饥饿掩盖过去……
配合她在睡前亲口讲述自己被充作男丁在寒冬季节衣不蔽体地徒步跋涉几十公里去修水库（幼小的姑妈因此饿死在摇篮里）的苦难回忆时——她那独有的轻盈的叹息：作孽（意思仅仅是饱经苦难）呀，作孽哟，娘哟，娘耶！——让我很早就在想象中根植下她吃尽了人间苦头的印象，让我深深地为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所能承受的悲苦的极限感到震惊。
父亲一结婚就和叔叔分了家，他坚决选择跟祖母过活。
新时代的春风开始吹醒旧时代的贫困。父母打工，六十多岁的祖母开始独个儿照料我和姐姐在家上学。天真的童年在玩耍中度过，丝毫感受不到物质的贫困。只要不冒犯祖母的节俭癖，就不会招徕呵斥与责骂。祖母的身影在我欢乐自在的童年背景中为家务忙来忙去，不怎么打扰我，也不怎么引起我的注意。晚饭时分，她用两手握成喇叭状从村头高亢地呼喊到村尾：“柯~~X~~耶~~，洽~~饭~~喔~~”——那一声声叫喊，因为次数实在太多，就像岁月本身一样多，我根本不担心会因记忆失效而忘掉。
祖母唯一用生命捍卫的原则是节俭，与此对应的性格则是勤劳。为了节省便宜的一毛两毛钱，她要走几里路去镇上买一袋盐或一打“洋火”。炒菜的油来自一小块肥肉，熬过一次还可以熬第二次，最后的干肉渣是藏起来不准偷吃的作料。冬天的早上是不变的红薯粥，那是每晚祖母在我们上床后的时间里削好的。我和姐姐在床上打架，把当床垫用的干稻草都折腾出来了才会累得入睡。也只有临入梦的那一小会儿才静得下来听见厨房里削红薯的声音，歘，歘歘，歘……清明节有美味的春饺吃，香椿叶子馅来自祖母种的香椿树。地里的菜蔬，田里的油菜、稻谷，河边的柴薪，都是她不听父亲劝阻要每日操持的活计。
她的老木箱里留有足够的生活费，用麻布重重包裹着，但到年底父亲回家却发现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数。后来，父亲的生计几经沉浮，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拿出了四千块补贴家用，其中既有过去的留存，也有历年晚辈们给的一百两百的压岁钱。至去年我定婚的那天，在酒席上敬酒的时候，她还出乎意料地拿出两千元的红包塞给妻子。妻子在大家的劝说下收了红包，换来老人家一个甜甜美美的笑。
从我初中住校开始，祖母站在门口以掌抵额的守望间隔由一天变成了一周；接着是高中的一个月，然后是大学的半年，到最后的一整年一整年。那干瘦矮小的身影一直健朗着，无病无灾，只是越老越矮小，眼睛越眯越没有亮光。
从前晒稻谷的时候，她两次从二楼小单间的屋顶坠至一楼屋顶，牙齿摔掉了，骨头脱臼了，都能奇迹般地恢复。晚年的脑血管硬化也不能耐她何。人们都说祖母老来享福。一个小她一把年纪却和她一样满脸褶皱的老婆子慨叹到：“秋香啊，秋香，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也有戴金耳环的一天！”父亲后来怒喝她：“再胆敢直呼我娘的名字就扇你嘴巴！”
祖母的记性明显下降，常常找不到装在口袋里的钥匙，我才真正发现她老了。“死”字到了真正要用的时候才难说出口。祖母只在心底挂念着亲人：父亲和叔叔，我和两个堂弟；早已把她忘掉的娘家子孙；我的姑妈们，姑妈的子女们。但是除了小姑妈和叔叔，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想念她。她知道自己将要死去，嘴里念叨着“怎么还不死，何必给人添麻烦”。她和母亲三十年来一直善于发现对方的坏心眼，但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殷勤地照料她，因为“看在她带大你们两个孩子的份上我也要服侍好啊！”
其实，人们背后谈起祖母都会说她有点“妥”，意思是不聪明，不能体察人情。同辈老妪对她的讥讽若不是过于露骨，她是感受不到的，即使感受到了，她也没有回击的口才。她大半辈子都不如猪圈里的猪有地位。晚年倒过得宁静，被人羡慕。现在终于死了，大家都感到很轻松。许许多多的亲戚聚集在一起为她的“归山”而进行各种与她无关的仪式，那是给活人看的。而除了即将埋葬的坟冢，没有别的明确迹象证明她存在过。我怜悯她的人生，胜过她是我的祖母。
等一等。我把自己为祖母哭得涕泪滂沱的一件事放在最后说：
夏天凉风醉人的屋顶，我们几个孩子亮着阳台的灯打牌至深夜。按捺不住的祖母重复地嚷嚷着“要用多少电费呀，老天呀……”，她一边从卧室几步跨进院子，一边用越发剧烈和痛心的语气训斥我，就像电灯消耗的不是电而是她的血。伙伴们败兴下楼，我才厉声回敬她一通。我记不得自己训了她什么，肯定也像那些一贯把她看得很低很低的人那样训她，训得她只是缄默。夜静下来后，我仰躺在竹床上望星星。一个身影窸窸窣窣地上楼，推开阳台的玻璃门，颤颤巍巍地来到我面前，是她，递给我一碗吃的，说，“你洽”。我摸黑吃了一口就知道是新鲜的砂糖拌黄瓜，糖放得很多。来不及明白自己的心理变化，眼泪就喷涌而出，冲刷着脸颊，喉咙在一瞬间哽咽得透不过气。我哭，既是因为无礼歉疚，更因为老太太将自己八十多年暗昧的人生中少有机会表达的温柔以这样笨拙平等的方式给与了我……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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