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之际，寒潮袭扫全国，感觉从官方到民间都严阵以待，仿佛等待一场“暴风雪”的来临。
我看了一下手机天气预报，所谓的寒潮也不过是3－13℃而已。离下雪打霜差远了。
广东冬天的气候跟长江中下游的秋天差不多，每当身边的同事哆嗦好冷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大冬天里，那个瘦小的、五点半天还没亮就要起床洗漱去学校上早读的自己。
那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闹钟电池没电了，早晨没响。我醒来一看家里的大钟已经六点半，大脑一片空白，“怎么办？迟到了！迟到了！老师会怎么惩罚我。”
于是我来不及刷牙洗脸，便往学校飞奔而去。天依旧昏暗，我能清晰地看到我奔跑喘气时嘴里呼出的白气，鼻尖被冷空气冻得通红。
一路狂奔到学校，同学已经做完早操和晨跑，已经在教室大声朗读了。
班主任似乎在教室门口等我，我无法想象，这个班级因为我的迟到而导致班级扣分了，她该会如何“处置”我。
她没有问我迟到的原因，只是气急败坏地训斥我几句，然后便给出了我一个“天大”的惩罚——去捏煤球。
我迈着沉重地步伐走向学校的煤灰场，心里无声地抗拒、却又不得不从。
那时候学校经济条件不好，学校买不起好的煤，总是运一车又一车地煤灰，大扫除时轮流让各个班级的学生把煤灰兑水捏煤球。
黑不溜秋的煤灰，捏一次煤球，你的手准保几天都洗不干净，更何况那天早晨还是0℃以下的霜冻天气。
我在校园角落的煤灰场里，顶着凛冽寒风，兑冷水的水桶表面结着一层厚厚的冰，得用手敲碎那块冰才能碰到桶里的水，我的手在刺骨地冰块和冷水里，几乎被冻得失去知觉。
身体上的寒冷难挨倒也忍，更要命的是下课铃响了，此时是早餐时间段，时间很漫长。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以躲过同学路过时的异样地眼光。
我背对着校园，希望能够降低大家对我这个角落的注意力。然而，总有几个路过的男生对我“幸灾乐祸”。
终于挨到上课铃声响了，两手揣在大衣口袋的班主任，终于慢悠悠地来检查我的“劳动成果”了。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她的“宽恕”，想求饶，但终究没有勇气开口。
所幸，班主任终于开口让我回教室上课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旧无法想象那个瘦弱地我，那一天是怎样艰难捱过去的。
尽管当时我也在心里咒骂老师的严苛，尽管老师处置我的方式实在算不上合理合法，但我仍感谢当年老师教会我——守时。
直到今天，每当我在生活工作中不如意时，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天没亮、在寒风中奔跑的自己。小时候都能吃得了的苦，成年后还有什么苦吃不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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