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号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再次转到兴平中医院继续治疗。
出院是因为我的主治医生3号要休假了，他说如果我不2号不出院，就等到国庆假期结束了，而我在医院的这几天将得不到任何治疗。权衡再三，我们还是办理了出院。
手术是9月27日早上进行的。那天早上6点钟，护士准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继续灌肠，八点钟才结束。
随后，有一名身穿牛仔蓝医护服的护士走进病房，让我跟着她走。走出住院部，等电梯时，意外地看到了从太原和侯马赶回来的小妹和二姐。我惊讶地问：你们怎么回来了？
我没有把生病的消息告诉她们，也不让大姐给她们说，因为她们知道了除了为我担心，也帮不上什么忙，没想到，在我做手术的这一天，她们还是赶了过来。但是，也只是短短见了一面。
此时我并不知道，医生对我的病情的最初判断是“肠癌晚期”，他把这个结论告诉了夫君，夫君通知了家里人，只有我蒙在鼓里，每天还乐呵呵地等着挨过一刀之后就可以活蹦乱跳，却不知在别人眼里我已经是一个一脚踏进鬼门关的人。
乘电梯下到三楼，我和另外几个病人一起进入手术区。家属都被挡在厚厚的铁门外。
我们换上手术室准备的脱鞋跟着各自的护士沿着一条长长的通道往里面走，我回头望去，看见夫君孤单地站在即将被关闭的铁门口看着我。刹那间，孤独和无助包围了我。
我们被领进一间房子里，医生让我们依次坐在椅子上，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手牌。
房间里不时有新病人进来。我们都沉默不语，看着护士们进进出出地忙碌。
我心里惶惶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迎接自己的该是什么，默默对自己说：生死有命。
这时，护士从外面领进三个小男孩，很是可爱。两个四岁，一个六岁。可是，他们和我的身份一样，也是病人，每个人都穿着大大的病号服。
病房里因为三个小病人的加入，立即热闹起来，护士们都过来逗他们。给他们拍照，孩子们也很配合地摆着POSS。孩子们的可爱驱散了我心头的阴影。却又有怜惜涌上心头，可怜的孩子们，这么小就要遭受手术！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领我进来的护士再次把我领出来，送进一间很宽敞明亮的房间。房间里的布局和我在电视里看到的手术室的布局一样，中间摆着一张手术床，头顶悬挂两盏无影灯。房子的四周摆满了各种设备。有几个人在房子里来回穿梭忙碌着。
护士把我送进房间就走了，几分钟后，我就躺在了手术床上。四周的人依然忙忙碌碌。过了一会，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做什么手术？我一一做了回答，然后，似乎突然之间，我就没有了知觉。我至今也无法想起，自己是如何被施了麻醉剂的。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更大的房间了。听得有人在说话，但看不见人。我转头看了一下，看到左边是一个刚做完手术的孩子。于是，我明白自己已经做完手术了。我感觉了一下全身，并于疼痛之感。我刚要闭上眼睛，有人走过来对着我耳边说：不要睡了。又喊了一声：3号床醒了，可以回病房了。
于是，有人过来推着我往外走。我想闭眼睛，但推我的人一直在说：不要睡觉。我只能睁着眼。
在早上进去的铁门口，我看见了等在门口的家人，大姐哽咽着叫了我一声，我轻轻地对她说：没事，我挺好的。
经专用电梯的输送，我又回到了住院区，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我不知道时间，后来听说我做完手术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由于麻药刺激，我在重症监护室呕吐不止，每一次的呕吐都让我的腹部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拉扯的伤口疼痛难忍，因为多少天的米粒未进，我吐出来的全是胃酸。医生关了我的止痛泵，也无济于事，只好开了一副止吐药，但需要到药房去取。夫君心疼我，要自己去取，医生不允许，只能在病房和护士站来回跑。
半个小时后，推了止吐药后，呕吐终于被止住了。我安静地度过了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被推回了病房。
10月2号摘下了我的住院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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