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刚刚被疫情销蚀的苍穹，在病毒渐渐消去的澄澈里，将它的希望撒在了凉州大地。
西郊公园的铁红色塑胶跑道上，挤满了晨练的人。有老人，有小孩，一股脑涌上。像是憋了许久，在这一刻撒了欢，抖擞地走在晨间的暖阳里。
突然，在白色、浅蓝色口罩行进的队伍里，有一张裸色的脸桀骜的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感觉像是混进了不同生物，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于是，人们像看稀有品种一样纷纷投去稀奇的目光。
当戴口罩在疫情期间成为人们日常标配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不戴口罩的人，就感觉怪怪的，映入视线的似乎是那么的不协调，那么的不舒服。
小时候，记忆中的口罩，并不友好，总是充满恐惧与憎恨。
记得那时去看病，见的大夫多是土郎中，他们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 叫赤脚医生。
当然，也有少部分响应毛主席号召：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科班出身的医科大学生，一并构成了当时最基础的农村医疗体系。
大夫看病，戴口罩的不多， 一般乡里乡亲的，特别和蔼；倒是护士，一色的白口罩，蒙住脸，露着的两个眼睛秃噜秃噜乱转，手里大拇指推着长长的针管，赤着的针头，像是随时要刺穿粉嫩的肌肤，害怕极了。
有时打完针 疼的哭不停，护士还配合父母的一再吓唬：
“不哭就不打针了，再哭，还要打针。”
小孩听到还要打针，委屈的噗吱吱几下，弱弱的说道：
“我不哭了，妈妈别打针。”
后来，一场SARS席卷全国 兴起了戴口罩。再到后来，口罩成了防雾霾的利器，被许多人使用。
在有些特定的事件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在强迫中渐渐习惯了佩戴口罩。而当事已过，似乎口罩又扔给了医护人员，还原到口罩的初衷里。
世界上有记载的最先使用口罩者，是1600年前的元朝皇宫里。
在马克波罗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
而真正意义上的口罩，则是到了1897年，距今600年前，德国医生莱德奇，他认为感染是手术时医生们呼吸和说话所造成的。于是，他用纱布将鼻口蒙住后做手术，果然使伤口感染率大大下降，以后口罩就流传开了。
莱德奇让人把纱布剪成长方形，在两层纱布之间架起一个框形的铁丝支架，再作一根带子系在后脑勺上。于是，口罩便有了最初的形状。
人习惯的养成，多半要靠强制， 全凭自律往往半途而废。
就像军人，不管到哪儿，从他的站姿、坐姿、言谈等等方面，无不带有部队的烙印，你甚至从他为人处事的风格就能断定他的军人身份，几乎无错。
这是他从进入部队第一天开始，从一点一滴强迫养成的结果。
而要养成良好的普遍佩戴口罩的习惯，非一场疫情可以，需要持之以恒的强迫练习，不然，疫情过后，就归回原位，有些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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