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施

大施（右一）

大施，名字叫施正宜，是我们知青小组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女知友。1968年4月，我们一起到山东莒县招贤公社西黄埠大队插队，因为她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据说在到莒县插队的济南知青中，属她年龄最大（当年21岁，我当时还不满17岁），所以不论是一个知青组的知青，还是其他小组的知青，但凡认识她的都称她“大施”。

大施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姐。她待人宽厚平和，人缘很好。她担任过大队里多年的“赤脚医生”，直到她离开农村。她的医德和医术不仅得到本村百姓的夸赞，还得到上门求医的邻村百姓的好评。知青组里，我和大施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五年多的时光里，她对待我就像是对待小弟弟一样，或因为感冒发烧，或因为年少体弱，或因为复习功课无暇做饭，但凡我遭遇到困窘的时候，她都给我以大姐的关爱和帮助。我们相处得是那么单纯、那么自然。

1974年秋，大施以“父母身边无子女”条件回到了济南，当时我已经在莒县师范毕业，走上了莒县的教师岗位。

1975年夏秋之交，大施最后一次到我家，不巧我当时没有在家，是我的母亲接待了她。我回家后听母亲说，彼时大施来是要告诉我，有人给她介绍了南京的一个男朋友，好像是一位大学助教，她要到南京去完婚了。我母亲说，大施还提出在我家洗洗头再走，母亲给她烧了热水，她洗过头后才离开了我们家。那一年，算起来她已经快三十岁了。没想到从此以后，我竟然就全然没有了她的音讯。

时光过去了四十年，曾经在一个知青组的多位知青战友聚在一起，常常回忆起当年的人和事，大家都没有了大施的音讯，又都想找到大施的下落。于是，2014年9月，我投稿到山东商报主办的《老朋友》杂志，刊发了我思念大施的一篇文章《大施，我们想你》。2017年春天，我在凤凰网上看到了一则采访施剑翘后人的文章，就试着给文章提供的邮箱地址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明我跟施正宜曾经是知青战友的关系，还留下了我的通讯方式。

令人高兴的是，2017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了一个既生疏又熟悉的女性的声音：“你好！你是黄传新吗？我是施正宜呀。”那一刻，我异常兴奋。电话里，我们互相介绍了几十年来各自的大概经历，聊起近五十年前的知青生活，更是唏嘘不已。

在电话中得知，大施自1975年离开济南去南京结婚后，就一直生活在南京，育有一子，儿子和孙子都很优秀，令人欣慰。同时，也了解到大施的人生旅途历经坎坷，去南京之初安排了工作，90年代中期就下岗了，一直住在南京市破败不堪的老城区，她和她的丈夫身体都不好。就在2017年5月，大施还因为脑梗住过院，过后恢复的还算可以，行动基本能够自理了。

我们还聊起1973年春夏之交，我准备参加“高考”的情景：小小的知青院里，两棵槐树开满了槐花，既遮蔽着阳光，还散发出阵阵清香。北屋里，一张小桌摆放在屋门里面，借着屋外的光线，我就在小桌上面复习功课，大施则在一旁点起煤油炉做饭，饭菜的香气充溢在静怡的院落里。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一年的春天和夏天，直到我上学后离开农村。

我在电话里还说起有一年到她家一起买蜂窝煤的往事。那应该是1974年前后的样子，寒冷的冬天里，大施家里需要买蜂窝煤，她一个人很吃力，于是就叫上我和她一起把蜂窝煤用板车拉回了家。记得当时大施的父母已经七十岁左右的样子，据说她的父亲是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将领，曾经做过山东省农业厅的副厅长，因为文革中挨整，一家三口只能吃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几件简单的家具，被烟熏黑的墙壁上挂满了日常物件，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曾经叱姹风云的老将军会住在如此局促的地方。

电话里我能直觉感受到大施刚强的性格，尽管人生之路多舛，生活倍加艰辛，但始终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过后，我在网上查阅资料，了解到大施的父亲名字叫施中杰（施则凡），是曾经刺杀民国军阀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的胞弟，曾担任过冯玉祥将军的副官，全国解放时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后转业到地方。

后来，我们知青组的几位济南知友都给大施通了电话，大家为能在分别五十年后重逢感到高兴，相互慰勉保重身体，争取机会再相见，还相约2018年秋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一起回曾经的第二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2017年初秋，知青组里的两位济南知青借旅游的机会路过南京，见到了大施，既为大施的矍铄精神所感动，也为大施的贫病生活而担忧。

2018年秋，知青组里的一位知青又一次跟大施电话联系，电话里竟然传出“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的声音，令人无比震惊。此后我们几个人又数次拨打大施的电话号码，得到的回复都是“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岁月匆匆，白驹过隙，难道2017年的电话就此成了空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