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包括一般功名意义之外的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一般很看重这一表示自家身份已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称号。其主要原因，首先与一些有关文人、知识分子传统正面话语的效应有很大关系。其次，与现在层出不穷的“大师”，加上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假冒伪劣，甚至信口开河忽悠骗人的“砖家”、“叫兽”们……在部分民众中还有市场也有关。
说到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正面话语，由来已久。首先是先入为主色彩甚浓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影响之深入，曾使田夫野老亦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文”。毋庸置疑，历代不乏有真才实学，并得以施展抱负者，乃至一展经天纬地之才，重整河山收拾大局。其志向，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到“粪土当年万户侯”，激动历代人心。其品格，“铁肩担道义，妙手绣文章”，绝对不乏男儿血性。
经天纬地之才与铁肩担道义一代旗手
其气魄，“吾善养浩之气”，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论作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可为天下法。略逊一筹，也能“书生报国无他路，手中纸笔腹内书”。而其责任感，执著到“位卑未敢忘忧国”，处江湖之远仍然忧其君。即使刑余，亦不坠清云之志，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其超凡脱俗之胸襟，达到“身无一文而心忧天下”的程度。其才能，上马击狂胡，“弓如霹雳弦惊”；下马草军书，“为赋新词”援笔立就。其气节，生死关头若事关名节，更是斩钉截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有这些大前提，以至于使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腹有诗书气自华”。即使落魄到如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孔乙己受雇抄书而趁机偷书，被雇主打断腿的地步，仍认为“窃书……窃书，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
科举制知识分子落魄相......
一般的，也自觉高人一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与普通人吃顿饭，也是“儒者席上珍”。能写点什么，虽然述而不作，也认定“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出于己意，自然更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旦博得功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踏尽洛阳花”；能进入枢要，则“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
文人得志与得意
但是，再强势的正面叙述也并不能遮掩时有所现的白璧微瑕：小有其成就沾沾自喜，“童子进学喜不了”；爬到高位仍嫌不足，“尚书不升终日恼”。若能“再攀攀到阁老位”，有可能“日夜思谋坐皇帝”，图谋不轨！然而多数时候又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未免大打折扣。
然而，这些个人感觉也会随时随地变化，不可能一直都好。
一旦失势，顿觉“浮云蔽日”天昏地暗。“夕贬潮阳路八千”仍坚持“为圣朝除弊政”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双袖龙锺泪不干”、“海天愁思正茫茫”，谪途怀乡忧谗畏讥，失落自卑到“去国一身轻似叶”！至于官卑职微又仕途不顺，或寒儒士子所欲不遂，则自怜自惜声称世无伯乐报效无门，一介书生请缨无路。待年齿加长哀叹“儒冠多误身”，怨恨“入门依旧四壁空”之时，只得享受“百年粗粝腐儒餐”。然而心有不平，难免沮丧到“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看到别的人和事不顺眼，不合己意，就论断“众人皆醉我独醒”。得不到理解，就进一步发泄“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仕途受阻，就找客观原因——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满山”。百世师做不成，天下法也没有。这时，手中的纸笔，腹内的诗书，等同垃圾，“万言不值一杯水”！
文人失意
有多少伟大、眩目的例子，自我感觉再良好，进行多少主观上的比附，也不是问题的全部。何况其他社会阶层，首先是政治家，至少中国的政治家根本不这样看。众所周知，社会久已流传让部分知识分子自觉是寓褒于贬，乃至有几分清高气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因社会分工不同过去曾招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等讥刺……直至毛泽东总结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大毛病：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大意如此）。后来到“书读得越多越蠢”，甚至说“高贵者最愚蠢”。这“高贵”，绝不是单纯指地位或身份，心灵亦然。即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自以为心灵高贵的“精神贵族”们——部分知识分子说的。这种定性，今日看来，有无“偏颇”？左、右见仁见智，此处不讨论。但起码能说明一点：部分知识分子希望的所有人将其奉为神明，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现代社会毕竟有别于除了酋长就是巫祝受尊敬的部落社会。万历，作为皇帝被史家评为极差。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认为，他指斥那些满腹经纶有事没事小题大做乱上本章的言官为“枭鸟”，二次起用海瑞评价其为“迂戆”、“食古不化”，只能当摆设不切实用等，“颇合明末实际”。这说明即使是不甚成功的统治者评价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未必毫无见地。
海瑞与明万历时的名臣首辅张居正
比较接近于中性的评价是“书生皆有屠龙术，梦中犹做帝王师”。实现不了，退而求其次，“著书只为稻梁谋”。但还须学会趋吉避凶，时刻小心文字狱。
至于古代一些知识分子自称“一介寒儒”，是谦虚；官员、富豪、科举成名者贬斥清寒的读书人为“穷酸”、“穷措大”，是歧视；普通老百姓嘲笑咬文嚼字者为“酸秀才”，可能有知识上的落差，皆不足为训。总之，其他阶层的看法、评价也好，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也罢，都有可能见仁见智。那么历史上除了前述正面的一面，客观上还有没有至少不甚伟大的另一面呢？
这个问题，即使放在历史上相对清流一些的时刻，回答也是肯定的。
“虽说汝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知修（羞）”，只不过沿途狐假虎威，企图骗取赴京科考的食宿费而已，如果囊中太羞涩，情有可原。至于见利忘义等奸狡之徒被概括为“有才无德”，食言自肥轻诺寡信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被冠以“文人无行”，每个人都可以举出无数例子。历代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残害生灵祸国殃民，由本质是知识分子的人干出来的事，在文化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几乎已经尽人皆知。即如不太为一般人所熟知的明朝人董其昌，曾位至翰林学士，其书法被后世的康熙皇帝推崇为“天姿迥异”，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大知识分子。可是，此知识分子夺人田产、霸人妻女，十倍于恶霸。诸多恶行激起众怒，三吴士林耆宿、新进学子及民人聚众焚其住宅，其本人仅以身免（据山谷《回眸江南》·《以董其昌为训》）。可见文才与人品没有必然联系，行事若与身份不相称，一样难逃社会公论，尤其难逃时间法眼。
难可言说的董其昌
古代相同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不必赘述。但近、现、当代史上的个别例子，也具备典型意义，歧见颇多，有必要重新提出几例，来审视，商榷一番。
康有为剽窃廖平之书以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周作人投敌附逆效力于“东亚共荣”，已不新鲜。大陆有靠整人起家的文痞之类，一度不胜枚举，台湾有由“文化斗士”蜕变为无人不咬，在立法会上竟然抛鞋打人的李敖，都不算奇闻。著名同盟会元老、早期革命家兼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太炎，晚年接受孙传芳邀请并一起“投壶”作乐，给杜月笙修家谱，为世人垢病为“晚节不保”，是不是单纯因为国民政府对革命老前辈照顾不周，使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所致？台湾自称“为天地立人心，为往世继绝学”的“国学大师”钱穆，对蒋总统谄媚到因其让一个座位就“心滋不安”的程度，且煞有介事，又形之笔端。丢下学问不做热衷于“劝进”，积极赞蒋连任，反复絮叨“非总统莫属”，到了让蒋中正先生本人都不胜其烦的程度。有关资料显示，该公此举并非出于象某些大陆学者谄媚权势以祈求划拨科研经费的动机。如果不为这个，这算不算有辱斯文？
名噪一时的诸大贤们
以上数人，除李敖外，都堪称是知识分子中的“巨无霸”。上述行为就算都事出有因，能说与知识分子经常鼓吹的“独立品格”、“独立思考精神”相吻合？与“伟大”、“高尚”这些字眼儿没有一点距离？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对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始乱而终弃，在中共体制内享有同等官阶，一辈子整知识分子，最后临终前还被别人整，私下被人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他们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笔者水平有限，说不好。至于许多二、三流专家、学者、教授，还有多如牛毛的这个“家”，那个“家”，尤其当各类学术职称泛滥到一定程度，通过造假手段浪得学术头衔的人，其中一部分人本质就奴才走狗帮闲食客宵小之徒，只是个职业上的分工不同，有什么样的行为都不足为怪，更不值一提了……
上述这些崇高和不那么崇高或见仁见智的事情，多年后，现在也已经相对淡化。许多现代、当代的“文人无行”，包括丑行……也可能要由后人来厘清、清算和总结了。
其实，这知识分子群体和别的群体一样，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君子，也有小人；既有品德高尚者，也有人品卑劣者。仅就小者而言，知识分子如果忽视主观修养，人格完善，客观上尚会使知识分子的形象大打折扣的，何况上述大事？然而现实中，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水平一般又忽视个人修养的人，仅因为一个社会分工的原因，就拔高自己，或借拔高知识分子群体来抬高自己，实在是十分可笑的事情。正象有的学者指出那样，好舞文弄墨的人总喜欢把自己和同伙做的事往崇高、神秘上拉扯。其实，闹腾的再紧，再自以为了不起，也不过就是占有一定的话语优势而已，这还是指在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出书，可以演讲，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文章，或为谋求眼前功利写一些不知所云的文章等等。即使下等的，也有一定条件侃大山。倘若知识面稍宽一点，还可以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信口吹一番，或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空手套白狼抡一遭，似乎能给不明就里的人以不凡的感觉。然而一面对现实，尤其自命清高时，很可能因单位不给报销几百块钱药费或差旅费而束手无策，不如一个农妇因家人工伤抚恤金不到位而敢于上访国务院！有些时候，胆小如鼠往往还要以“投鼠忌器”自解。实在不能不让人想起“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句未必毫无根据的话。
争议较大的大咖们
平心而论，这主要原因还是源于和其他非统治阶层同样的无奈——所具备的话语优势环境并非自家有能力营造，多半靠恩赐而来。知识分子不过更加倍在意、敏感自己的话语空间，尤其在特殊时刻，认为该闭嘴时就闭嘴，能发言就迫不及待罢了。可是，由于比一般人敏感，更由于有沾沾自喜的自恋情怀，一旦时势变迁，重新获得话语霸权，马上重整三寸不烂之舌，该出手时就出手；甚至不该出手时，也乱出手！可以批评自己认为的“不良时政”，如方方日记；可以随意指斥他人，如主持人老梁梁宏达等人，甚至胡乱诠释英雄、烈士的赴死行为？可以揭发“黑幕”，如有些顶着律师名号的讼棍……部分知识分子，确切一点说，是王朔指出的“知道分子”，更“半桶水，却淌得很”（毛泽东语），可以随意贬斥其他人群。这些即使全部妥当，其实也是首先有了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其次是有了借助社会正义与整体文化力量不断进步的可能。并非哪一个、哪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己风光或个人专利。但由于知识分子有传承文化信息的作用，使人们，包括部分知识分子自己往往将两者混同。至于像毕福剑那样辱骂历史伟人的宵小之徒，已经是街边流氓混混的行径，不属于知识分子或“知道分子”的行为，自不待细说的了。
历史表明，面对暴君强权、政治淫威，就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不但弱势，除少数刚烈直臣外，其表现与别的人群并无大异。不得已也要助纣为虐，或麻木不仁，顶好的也不过就是保持沉默。等而下之的，甚至私下里还搬出“沉默与无言”，以粉饰自己的懦弱。稍稍不同的，可能就是更善于作践自己和他人：“检讨”自己能触及灵魂，“批判” 他人惯于深文罗织而已。当焚书坑儒文字狱灭门大祸降临之际，鲜见有异乎寻常的举动，绝大多数还不就是束手待毙，任人宰杀？清朝的文字狱事主，一般都连累到家中或族中十六岁以上的男子一起被处决，妇女发配伊犁或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这“为奴”，据有关学者考证，可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做奴婢：要想活下去，就得任“披甲人”头目随意奸污做践！这和明朝永乐皇帝逼令“罪臣”妻女去“转营”，为下级军官士兵提供性服务，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不难想象，这些昔日养尊处优的太太、小姐，很可能是冰肌玉肤花容月貌，更可能是知书达礼芳心慧质。可是，在种种非人的挫辱折磨下，越是这类人越容易香消玉殒。少数人活下来的熬到遇赦之时，大多也九死一生。
借用书名而已，与内容无关
因此，具备普通常识的正常人，不可能对知识分子笼统地加以盲目恭维。同时，正常的知识分子，一般也不会特别要求别人恭维自己。问题在于动辄以“知识分子”自居，自觉高人一等，甚至几等的，其实只是一个“知道分子”人，更应该有点起码的自知之明：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别人无条件地恭维自己！有的学者指出，当今“许多人只不过是‘名片’上的能人，‘证书’上的成就，真正有抱负、成就事业者寥寥无几”。寥寥无几的估计，可能保守了点，但部分知识分子片面追求职称升迁和眼前现实利益，并不热爱真理或不敢热爱真理应该是事实。判断能为后人承认的贤哲、文化精英，可能只是少数，不见得是无的放矢。真正能经得起检验的成果，还需由时间和历史来证明也应该没有疑义。这对某些人可能算是个遗憾，但不幸却是事实。另外，对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作品传世思想，热衷于追逐眼前功利，尤其单纯以“证书”、职称、“获奖”论英雄，则需要特别指出：这些行为已远离了知识分子的作为，只是打着学术幌子的市场行为。是市场行为，在市场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就难免随波逐流哄抬物价。普通萝卜白菜，充其量值五毛钱一斤，冠以“绿色食品”涨价到八块钱一斤，欺骗顾客。目的是搂钱或沽名钓誉，当然可以不考虑质量而专在包装上下功夫，但不能再要求顾客称扬此道，恭维此种人！学术腐败问题，非本文讨论范围，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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