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樊锦诗两次逃过死神的手掌，然而腿变得走路不是很稳健，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她用它们从上海这座大都市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莫高窟
敦煌是她少年时代的一个梦，她把它想得特别美妙。然而，现实却让她生了几次逃离之心。
有一年夏天，从考古工地回来，她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就去医务室找医生看看。医生说要打青霉素，并做了皮试，半小时之后并没有过敏反应，医生就放心地给她注射了青霉素。
可是半小时后就在回宿舍的路上，她开始感到浑身发冷。到了宿舍已冷得浑身发抖，把两床棉被都盖在了身上，还是感到非常冷。
不一会儿，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她醒过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十点，只记得屋里很黑。她甚至有一种幻觉，自己是不是已经si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坟墓里？为什么这么黑！她才意识到是打针之后开始发冷，于是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没有死。
后来隔壁邻居请了医生过来，医生看到她的样子，吓得大声说：“这是青霉素过敏，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过来了。”
还有一次她感冒了，以为到医务室输液就会好。结果注射了清开灵后不久，她的嘴唇肿起来了，喉咙也难受，原来又是药物过敏了。当时也很危险，嘴都发白了，脸也苍白了。负责输液的那位护士吓得不轻，赶紧拔了针头，做了脱敏、防休克处理，才慢慢恢复过来。
一次两次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然而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生病的时候连照顾的人都没有，而是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
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感到孤独，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她给忘了，丈夫也把她给忘了。
她能做的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她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不快。
1968年，她怀第一个孩子打算到丈夫工作的武汉接受较好的医疗，怕生产有意外，但是没得到批准。生产的当天还在参加秋收，由于工作量大，就见红了。
生孩子
因为准备的东西都在武汉，后来被送去医院生孩子，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人家说：“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
她有苦说不出，只能用自己穿的衣服裹着孩子的身体。孩子出生时医生说六斤都不到，生怕有意外，眼泪直往肚子里流，总觉得对不起丈夫。
医生接着问：“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我说：“我丈夫还不知道。”
她的丈夫接到电报，接连赶了几天的车，丈夫终于挑着一大堆东西达到甘肃。然而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天左右，单位就来电报催丈夫回去。
后来只能自己照着书本带孩子，但生产假期结束后，附近没人愿意帮忙带孩子，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只能把孩子送到丈夫姐姐家去。
过了两三年去接孩子，她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丝不挂，她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没在意。
孩子
进屋看见大姐，大姐说：“你来啦，你没见你儿吗？刚才就在门边啊。”过了一会儿，大姐去把他领了进来。她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她的儿子，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
经历了那么多，她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敦煌，这是为什么呢？
她说可能是冥冥中注定的。
“所谓命运就是在很多时候你明知道自己有千万种选择却永远只会选择那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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