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难忘交征粮

在老家数日，恰逢三、八赶场，我决定去集市上看看热闹，顺便买点油炸豆腐，都说香卜坳的豆腐好吃，可我始终觉得和走马街的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赶集的路上，经过彭家祠堂，眼角的余光扫过一个似曾相识的有围墙的破败院子。注目一看，这不是原来的粮站吗？咋没落成如此模样了。

索性停稳摩托，绕着粮站走了一圈。围墙周边杂草萋萋，野蒿有一人多高。满涂着老红防锈漆的铁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透过门缝，看见里面有只母鸡带着五六个乌黑发亮的小鸡仔在草丛中觅食啄虫，好一派悠然自得的神态。

院子里的各处建筑也是残檐断壁，杂树丛生，依稀记得的仓库、晒场、宿舍等都已面目全非。谁也不曾想，不过十几年光景，一度炙手可热、热闹喧哗的粮站竟落到如此冷清的地步。

眼前残破不堪的粮站，一下把我拉回少年时代15岁那年自告奋勇随父母交征粮的场景。说心里话，所有家乡的记忆都非常美好，唯有交征粮例外，甚至有些不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家各级财政负担很大一部分依然是压在朴实的八亿农民身上。他们用厚实的肩膀扛起了共和国各项建设的艰难起步，推动着改革开放大业的车轮滚滚向前，其中的苦痛与心酸唯有自知。各种税收和费用摊派到最底层的农民，只有用他们最直接的劳动成果也就是稻谷来交纳抵缴了，除此之外，他们也没啥值钱的。

老家是湘中水稻重要产地的农业大县，交征粮的任务异常沉重。交纳征粮多年的众多农民从来没搞清楚，征粮其实分两种，一种是征粮，一种是义购粮。在他们眼里，只要是政府问要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征粮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相当于绝对地租，上交给国家，比例约为年核定产量的7%，老家农田属于高产田，核定产量早晚稻共1500斤每亩，无论丰歉，这105斤征粮是铁打不动的。

义购粮有部分报酬，大约为市价的60%，差价部分主要是被各级基层政权提留为统筹款，比例约为核定产量的9%，遇到自然灾害政府可酌情减免少部分，一般约135斤每亩。两项总计约每亩田上交征购粮240斤。

一到双抢季节，往往早稻刚刚收完，还不等晚稻开插，乡政府就派出两三个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前往各村各组来回呱噪，宣传征粮政策。村干部也卖力配合，把写有各家各户的人数、田数、应征粮食数的征粮单子，一一派发到每个农户手中，催促着赶紧交征粮。

从记事起，每年交征粮，对我家来说，都是一次极为紧张的难关和艰难的挑战。那时奶奶健在，父母加上我们姊妹三人，还有腿脚不便的朋伯，一共7个人，耕种着10亩多田。种的田多，征粮负担自然重，最多的一年要交2300多斤，用平时积攒起来的尿素口袋整整装了37袋之多。

交征粮前的两三天，全家就把谷子挑出来到晒谷场上暴晒干燥，用风车车掉秕谷，再用口袋一一装好，用细绳扎紧。 一般来说，征购粮因为需要长时间储存，不仅要求干净饱满，还要特别干燥。如果储存的粮食稍有润湿，就会因谷粒的呼吸作用增强，从而出现粮堆发芽、发热甚至出现霉变现象。

交的征粮量大，不容半点闪失，生性本分老实的父母总是把稻谷中最饱满的用来上交国家，还特意叮嘱摇风车的我使劲摇，生怕混有一粒秕谷。

父亲说，娃啊，你两位伯父两大家都在城里生活，交公粮咱就交最好的，或许你伯他们就是吃的咱家交的粮。那时农民潜意识里，饱含着善良和友爱，也宣示着一种朴素的家国情怀。

交征粮时粮站人多乱杂，为防止和别人家搞混，父亲让我用毛笔蘸墨水在装满谷子的每个蛇皮口袋上写上一个大大的“宋”字。

我家住在半山腰，其时公路还没有户户通，只得头天下午就把稻谷一袋一袋运到公路边的邻居家里。整个搬运过程由父亲和我一起完成，那时年仅十五岁的我恨自己还不能象父亲那样，一次挑两袋一百二三十斤，只好奋力用肩膀一次背一袋。父子二人一起搬运了十来趟，纵是下山路，也累得够呛。

交征粮的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好在一夜的休息自己已满血复活。花15元钱雇了村上专门跑运输的手扶拖拉机来把30多袋稻谷都装上，满满当当一车子，还得用绳子捆个扎扎实实。当时乡村道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拖拉机跑起来摇头晃脑的，颠簸得很。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到了彭家祠堂的粮站。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满以为会排得很靠前，不曾想队伍已经排到粮站外面来了。粮站虽然早早就把门打开了，可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干部，没有到八点半是不会上班的。排队的人中，离得近的，有用箩筐挑来的，有用独轮车推几袋谷来的，远的也有几家合伙请拖拉机运过来的。

拖拉机手忙着去装第二趟，吆喝着要我们赶紧把谷包全部卸下来，排在队伍中。父母和我只得把粮食全部卸下来，接下来就苦逼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每次随着队伍的前行把这三十几袋稻谷一点点一点点往前挪。

排队等待交粮的人越来越多，天气也渐渐热了起来。大家都有些焦躁不安，个别人还在嘀咕，催命似的喊我们来交粮，来这里粮食局这些吃饭猪还没起床。牢骚也只能悄悄地发，要是被粮站那些端铁饭碗的听到了，所送征粮肯定过不了关。

断断续续往里搬了好几回，人已累得跟狗一样，终于轮到我家了。带着草帽和墨镜的质检员拎着一把带有小孔的尖铁钎，越过点头哈腰的父亲，在我家的粮食堆前巡视一番，往装满粮食的蛇皮袋上一捅，从铁钎抽出来小孔所带的粮食中慢条斯理地捡几粒往嘴里一扔，用牙咬了咬，嘴里发出清脆的嘎蹦声。看着好好的口袋被捅了个大口子，母亲非常心痛，却又得装成若无其事，要知道，回去又要补好久才能补好。

随机抽检了几袋稻谷之后，质检员终于开口了，谷子不错，算二等，过磅去吧。听到这句话，屏声静气的父亲如同坐监很久的劳改犯听到大赦令一般，道谢连连，顾不得擦一把满头的汗水，就张罗着和我准备把谷子背去过磅。

慢，质检员慢悠悠地补上一句，你们把谷子背到仓库二楼去，一楼放不下了。已把一袋稻谷扛上肩头的父亲，望了望那陡峭的几十步水泥台阶，又看了看明显还没有满仓的一楼仓库，怯生生地小声说，领导，能不能通融一下，就入一楼的库吧。

质检员调门陡增，语气异常严峻冰冷，不行，就得背到二楼去，要不你就不交了。额头青筋凸出的父亲忙不迭点头，好，就背二楼去，我交，我交。就这样，母亲负责守住通过验收的粮堆，我和父亲再次开始了艰难的背粮上楼。

刚开始还可以支撑，背上个七八趟之后，真是腰酸背疼腿抽筋，咬着牙坚持继续背。快背完的时候，我体力实在难以为继，一步没踩稳，身子一个趔趄，单膝跪地，最后一袋稻谷从肩头掉落下来，顺着台阶往下滚。

顾不得膝盖摔得鲜血淋漓的，我赶紧死死抓那个正在下滚的谷袋。谷袋倒是抓住了，可蛇皮袋因装得较满，一摔扎口的绳子松开滑落了，里面黄澄澄的稻谷洒出来不少。

已开始过磅的父亲回头一见，台阶上下满是稻谷，他急急跑下来，慢慢弯下明显僵硬的腰，用手去扫那些被我撒落的稻谷。正准备把稻谷捧回蛇皮袋，过磅员大声喝道，倒出来的谷子弄脏了，不能入库了。

父亲听了一愣，气冲冲反手重重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叫你不小心，慢点会死人啊。正蹲在台阶上用嘴巴给膝盖伤口吹气止血的我无端挨了这一耳光，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

终于过完磅开了票，除去我摔倒散落出来的二三十斤谷外，总数还比我们在家称定的少了三十多斤，多亏父母早已熟知这些“粮耗子”的路数，多带了一袋谷。用老百姓的话说，哪有土地菩萨不吃血食的。

母亲用交粮后空出来的口袋把洒出来的稻谷仔仔细细地捧了回去，连散落在台阶缝隙里的谷子也一一抠出。趁着父亲去结算的空档，母亲心疼地用脖子上已满是汗水和灰尘的毛巾给我尚在渗血的膝盖细心地擦拭着。

正在这时，我看见质检员在指挥一伙插队送粮的人，把粮食送往一楼仓库入库。年轻气盛的我不顾母亲的拉扯，立马一瘸一拐冲过去，大声质问质检员，你不是说一楼仓库收满了吗？他们为什么可以到一楼入库？害得我摔了一跤。

后面排队的群众一片骚动，有人跟着起哄，领导的亲戚就可以不用排队？就可以不用背上楼入库？原来这伙是领导带来的熟人。质检员脸色异常难看，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用几乎可以喷出火的眼神缓缓扫过排队的众人，喧闹的人群立马鸦雀无声。要是目光可以杀人的话，估计群众早已是伤亡惨重了。

后来我才知道，多亏我家粮食已经入库，要不那天肯定交不出去了。粮站工作人员大多是狗眼看人低的势利眼，一遇到领导家的亲戚、熟人或者附近家庭势力比较强大的农户，他们的验收也就看碟下菜，并非铁板一块了。若是势单力薄、老实本分的农户就经常压级压价，甚至故意刁难，要他们现场返晒。

被返工的农户当然不敢有什么异议，只能老老实实到旁边的晒谷场翻晒，辛苦异常。这还罢了，若是碰上艳阳天下阵雨，那就更要人命，忙得鸡飞狗跳的。

领到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票子，约有四五百元的样子，父亲紧锁的眉头才稍微舒展一点，开学在即，我们姊妹三人的学费暂时不用发愁了。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抽出一张角币给我买了一根冰棒，算是对我劳累了大半天的奖赏。我拿在手中，一口都没有吃，任其一点一点地融化，滴落在满是尘土的回家路上。

望着我满是怨恨的眼光，母亲流着眼泪说，崽啊，你爸也是累糊涂了，你不要怪他，他这也是有气没地方撒啊。你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个铁饭碗，就到这粮站工作就行了，我们全家交公粮就好办多了。

随着征购粮政策的取消，粮食市场的放开，粮站慢慢地就从以前独家经营的疯狂状态变成了门可罗雀的清冷单位。形势变化太快，粮站干部和工人慢慢发不出工资，调离的调离，下岗的下岗。几年下来，粮站就已经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原先一派繁忙的景象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皇粮国税制度的消失，是国家富有后大施仁政的体现，让辛勤劳作的农民终于卸下了那副沉甸甸生活重担，值得击节庆贺。农民交纳征粮的心酸血泪历史，也正离我们远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显然习惯忍辱负重的他们，大都没有意识到，今日共和国高扬的旗帜上，同样也有他们血汗染就的风采。

睹物思人，物仍在而人己非。恍惚中，我撸起裤管，看着膝盖上当年交征粮时摔伤留下的疤痕，不禁暗然神伤，泪眼迷离。此情此景，有谁能明白，最是难忘交征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