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月23日， 广饶县北部东齐村一带数千农民反抗官府借验地契为名搜刮民财， 在碑寺村打死县知事王文王或及其随从2人
县域名称的演变
明初大移民
广饶古代历史人物
县域名称的演变
广饶是一块古老的土地。
今县境内，特别是小清河以南地区，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傅家、五村等多出文化遗址，证实了早在5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
傅家遗址位于广饶县城西南隅，傅家村就坐落在遗址中部，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文化遗址。1985年和199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为配合潍高路（S231）拓宽工程，先后两次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清理，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508座，灰坑214个，水井4眼，并出土石器、骨器、角器、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400余件。
从傅家遗址的考古发现可大致勾勒出大汶口文化时期这里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及生产力水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其一，生产工具为石制，用品多陶器，说明生产力水平较低；但已有玉璧、玉镯、玉坠和骨笄等装饰品，说明当时人们已有自己的信仰崇拜或巫祝祭祀活动；因本地系平原濒海之地，少有制玉的矿石原料，玉器当为对外交易所得。
其二，食物来源以猎取陆地、水生动物为主，陆生动物以鹿为多，反映了当时该地区的自然条件适于鹿等动物的生存；水生动物有鱼类、贝类，其贝类中的文蛤等习性为栖息在海水盐度相对低的“河口地区”的“两和水”中，反映出当时该地区“河海交汇”的滨海特征。
其三，遗址所发现的4眼井为同类文化遗址所仅见，这既是傅家先民的一项重大发明，也从另一角度说明社会整体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
其四，集中的墓葬群，多无葬具，葬式以直肢单人葬见多，说明是部族群落聚居生活，葬俗尚简，且正常死亡者居多，少有争战杀戮痕迹。在仅707平方米的面积内就发现508座墓葬，可见该部族在当时已有可观的人口和在该地居住时间之长。
其五，墓葬中发现了一个穿孔的男性头盖骨，专家鉴定为其穿孔是成功实施开颅术形成的，说明当时已有惊人的医术水平。
上述一切，既反映出了当年这方古陆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说明了其时渔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经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全面考察和鉴定，认为傅家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它的文化面貌同鲁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明显区别，因此，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存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专家称为“傅家类型”。它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深入探讨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2006年5月其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置区划。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来看：
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实行“封建制”（列爵为封，分土曰建）即分封制，姜尚封于齐。从周初到春秋、战国（即东周）时期，县境属于齐国。
齐桓公（前716—前643）时，采纳管仲的“建县立邑”之制，在齐国设立了50个县邑（至齐威王时期立有72个县邑城），在今广饶地面上即古青丘之地，设有千乘、乐安、钜定、琅瑰、甲下邑等邑城——这种县邑和以后的“县”还不太相同。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行郡县，（全国划分36郡，后增至40郡），县境属齐郡。
汉高祖六年(前201) 县境增置广饶县，此广饶县名之始。
西汉时，今县境为齐、千乘两郡属地，并为千乘郡的治所。据《汉书·地理志》：齐郡领县十二，千乘郡领县十五。县境在齐郡者有广饶、钜定及利县的东部；在千乘郡者有琅槐、乐安及千乘的东部。
东汉时，广饶、钜定、琅槐三县俱废，其地属乐安国。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因乐安国城（临济）被水淹没，又在今广饶（千乘）地面置青州乐安郡。
三国时，县境属青州齐郡和乐安郡，归魏国所辖。
至晋，复置广饶县，属齐国。
经过两晋南北朝280年的大动乱，至隋，罢郡为州，隋文帝开皇三年(583) ，移千乘于广饶，县名改为千乘。
至唐，于千乘县置乘州，县为属。唐高祖武德八年(625) ，废乘州，县境属青州都督府。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青州为北海郡，属河南道,县为属。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北海郡仍改为青州。唐代宗永泰元年(765)，道改为军，青州属平卢军节度使领辖。五代时，梁、唐、晋、汉、周共53年，县境一直隶属于平卢军。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平卢军仍改称青州，县境仍属青州。
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改千乘为乐安，属益都府。
自此，历经元、明、清三朝至民国初年,县名与境域及隶属均无大的变更。
民国3年 (1914) 复名广饶县至今。
民国3年 (1914) 1月30日，政府改定全国重复县名，依照“凡两县同名，存其先置，新名从旧，仍还故称”的原则，因与江西省乐安县重名，在《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中，乐安县存废理由是：江西省乐安县相沿较久，拟存；山东省乐安县，金时因千乘改名，迄今仍之。查该县旧为汉广饶县， 至隋时始省去， 拟即定名广饶县。
这是改名广饶的真正原因。
巧的是，就在改定县名文件颁布之时，山东乐安县发生了一件“杀县官”的通天大案——乐北民变！
民国初年，县内同盟会员邓天乙、李少卿、张立垣等人，率学界人士在县城集会，驱逐知县董大年。时任山东民政长的周自齐推荐王文域担任了乐安县知事，时间是1912年4月。
王文琙，字伯乐，原籍四川成都，因其祖父在山东做官，迁居山东淄川落户。清宣统年间(1909-1911)，王文琙先后代理山东淄川、章丘等县知县，曾被称为“任事虽短，政声颇著”的“能吏”。
1913年，袁世凯北洋政府责成财政部筹措军饷。因为府库空虚，财政部想出了“验契”的办法，以期增加收入。具体办法是：凡民间买卖田宅，除民国元年(1912)以后成立的契约外，未经税契者均需按新章程完税，不论已税或未税，一律呈验。地价在30元以上者，收契尾纸税1元、注册费1角；契价不足30元者，只收注册费1角。有田房而无文契者，由乡、庄长具保，约同四邻，到县说明补契呈验。过期不验者，将加倍惩罚。如遇田房纠纷，以红契为准，白契无效。补契时，凡地数在1亩以上者，一律交纸价洋1元，注册费l角，另写新契同上。【注：当时的1元即一块银元，在当时可买小麦一石(约150斤)。】 这一办法自民国2年(1913)8月1日施行，限6个月验完。
为使此办法贯彻下去，袁世凯又责令其心腹，陆军上将、代理山东都督靳云鹏加紧催办。
作为“能吏”，王文琙在乐安县催办验契，雷厉风行。“署前扎架席棚，增添录事十余人，列坐左右，忙碌填写。乡民间有漏税或匿契不验者，一经查出即拘传来县，锁于署楹示辱，一时被拘者累累。”【注：民国24年版《续修广饶县志》】在规定的6个月时限内，全县验契者已超过70％，增收报解之款已达3万元以上，为山东之冠。为此他获得了袁世凯政府“五等金质单鹤章”嘉奖，并准许从报解款项内提出5％作为对他的奖赏。靳云鹏在嘉奖令中还说，准备提拔王文琙为道尹。王文琙一来因为受到嘉奖感到非常荣耀，二来也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考虑到乐安北部(即小清河以北县域)的崇字一、二、三保地区投验的较少，就决定亲赴验契。他错误地认为，乐安北乡距城遥远，且有小清河间阻，乡民入城，不无劳费，如亲往督催，民情必愿，既可博取“体恤民艰”的美名，又可收到“手续迅捷”的效果。但乐北各村庄奉令之后，即于此时“暗筹对待之策”。对此，王文琙毫无察觉。
2月23日，王文琙一行抵达崇二保的碑寺口村，借崇二保总首事牛浩然家客房为公馆，坐镇催验。24日，正值碑寺口集日，午后验契者络绎不绝。但崇二保东齐庄的村民仍不肯呈验，并对验契颇有怨言。当天下午，王文琙派衙役孙祥带着两三个警勇到东齐庄催验。地方齐光礼诉说村里穷，呈验确实困难。孙祥闻言大怒，照着齐光礼脸上就是一耳光。齐光礼年逾六旬，性情倔强，当众受辱也非常恼火，便与孙祥扭打在一起。在场村民急忙劝开，孙祥等人悻悻而去，并扬言要惩办齐光礼和东齐庄百姓。东齐庄教书先生齐登先见此情况，就对大家说“咱们打了公差王文琙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赶快去赔情道歉，或可免灾”。于是找了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三个闾长到碑寺口赔情。
王文琙见到赔情的人也不问情由就大加训斥，并声色俱厉地要他们回去转告村民，明天快来呈验，否则定要严办。东齐庄百姓含泪回村说明情况，村民都认为大祸已经临头。于是，崇二保保长张景三与东齐庄首事齐从五密谋举义，谓“吾侪小民终岁勤苦，所得几何？乃担负之重有加无已，与其坐受剥削，不如打死知县，同归于尽。”群情激奋，遂由齐登先、齐世俊、齐敬信三人密写滚单，插上鸡翎，传知附近各庄乡民。滚单内容大意为：四方亲友得知，今晚速到碑寺口杀官。千万千万!务必务必!
原来，早在清咸丰、同治年间，乐北各乡为防御太平军和捻军等曾立下规约，遇到大事以鸡翎滚单为号，团结协作，同仇敌忾，人人奋勇，不许落后。此彪悍之风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始终未减。这次东齐庄滚单像长了翅膀一样，至黄昏时候已迅速传遍崇二保所有村庄，且愈传愈快，一夜之间传遍了乐安县北部的村庄镇寨。村民们接到“滚单”，都带着武器、灯笼，赶到牛家洼集合。约二更时分，聚集到牛家洼的已有四五百人，他们在东齐庄的齐光礼、齐来明、齐树明等人的带领下涌向碑寺口。
时值2月25日凌晨1时左右，王文琙正要就寝，听到外边人声鼎沸，急欲出门查问，被家丁崔升、赵顺拦住。牛浩然跑来告诉他说，附近各庄在聚众闹事，不知人数多少，请求知事暂时躲避。随行的警勇都持枪在手，以防不测。可王文琙自信平日“官声”甚好，认为百姓虽无知，也不敢冒犯一县之长，执意出面劝阻。不料村民人多势众，根本不听劝阻，并先行开枪(自制，亦称土炮)，王文琙两腿受伤倒地。警勇、家丁们慌忙扶他逃跑，躲进隔壁的张仲兴家。愤怒的村民蜂拥而入，先在牛浩然家到处搜查，夺下警勇枪支，把他们全部捆绑起来。又拥入张仲兴家，从磨坊中搜出王文琙和他的两个家丁。齐来明指着王文琙骂道：“验契，验契，叫你到阎王爷那里验契（咽气）去吧！”举起手中的二齿子向他头上砸去。在民众的咒骂和殴打中，王文琙和家丁崔升当场毙命。随后村民又将王文琙所乘轿子、车辆，以及牛浩然家客房内家具等点上洋油焚毁，所有呈验未发的契纸悉数付之一炬。
早在24日夜间，东齐庄的滚单传就到了崇六保的牛庄、北隋、辛集、车里、武王及崇四保的六户等70多个村庄。25日拂晓时分，各村聚来的村民已达3000多人，大家见王文琙已死，均各自散去。
那天夜里受了轻伤的家丁赵顺在民众散去之后，乘天色未明，逃离了碑寺口回衙报信。县衙知道后，赶紧雇人趁天黑将王文琙等人的尸体运回。
事件发生后，乐北民众深知官府不会就此罢休，于是纷纷四散逃往各地。短短几天时间，东齐庄、碑寺口一带崇二保村庄几乎空无一人。面对这种情况，县衙又害怕民众长此流亡而变为流寇更难以应付，于是在各处张贴布告，劝告村民速回乡春耕及“胁从罔治”云云。至3月底，各村庄逃徙的村民大多数返回家园。
事发后，代理山东都督靳云鹏，山东民政长、会办军务高景祺等，指派岱北观察使夏继泉、都督府参谋长王学彦带领两支马队和三连步队驰往乐安，帮助胶东观察使吴永查办此案。吴永抵达乐安后，接见当地绅董，强调“只拿首要，并不株连”政策，以便分化瓦解举事村民。 3月18日至4月8日，吴永在靳云鹏、高景祺的直接指挥下，先后逮捕参与“戕官案”的村民50余人，其中张景三、闫居仔、张治本、齐光礼等13人被“即行正法”。5月2日，山东民政长高景祺致呈北洋政府内务部文，正式提出吴永所拟“筹办善后事宜”的四项办法，即“留队弹压，严禁滚单，举办清乡，补发文契”。5月9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又具呈袁世凯批准，并训令山东民政长高景祺“遵照办理”。最终，此案以50多位村民被捕，13位“首犯”被杀，四项继续镇压百姓的“善后”办法出台而告结案。
王文琙之死，实出于抑勒验契，激成众怒所致。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报刊曾有披露，如《东方杂志》写道：“鲁省办理验契以来，乐安县知事王文琙，因该县各乡呈验寥寥，特于日前亲赴各乡督催。本日行抵西北乡思口（碑寺口之误）地方，晚省刘绅家，乡民聚众暴动，拥入知事卧室，用土枪击射，旋即因伤而死。嗣由省长派岱北观察使带队驰往查办。”虽然言语简略，错误较多，但也可看出此事件影响之大。
“乐北民变”是广饶北部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统治者压迫与剥削的一次义举，是当时全国“反验契”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所以，民间传说“杀官改县”。
实际上，只是时间巧合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广饶县属渤海区清河专员公署。1950年5月，广饶县隶属惠民专区。 1958年10月，惠民专区与淄博市合并为淄博专区，广饶县归属。1961年1月，惠民专区分立，广饶县仍归属惠民专区。1983年8月30日，广饶县划归东营市。
广饶关帝庙位于广饶县城西北隅,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院内.
二、明初大移民
元末明初，山东大部地区屡历兵燹，灾疫连年，加之河患和旱涝灾害，因而造成这些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据考证，仅今广饶县小清河以北地区就存有20多处村落遗址，这些村庄多毁于元末明初。花官镇雒家村西一处“潘家宅子”遗址，面积颇大，瓦砾遍地，村民在种田时曾挖出不少人骨，多数身首异处。据雒氏族人相传：雒氏于明洪武二年（1369）迁居此地立村时，偌大一个潘家庄仅剩下一个老太太，后人称之“潘嬷嬷”。由此可见，元末明初齐鲁大地景象多么悲惨！
明朝建立之后，为改变因战争造成的山东等地人口骤减、土地荒芜、百业凋敝局面，自洪武年间开始，明政府组织大批移民经由山西洪洞和直隶枣强等地向山东等地迁移，洪武三年(1370)三月，郑州知府刘琦上疏：“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素以“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治国要务的朱元璋御览了刘琦的奏书后，当年就下令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政府移民，即《明史·食货志》中记载的“移民就宽乡”。 青州府乐安县（今广饶县）即为移民落户的主要区域之一。综合史籍记载，明初移民迁入县域的途径有如下几种：
第一，从鲁西转迁而来。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对山东破坏最大的朱元璋北伐和“靖难之役”的主战场均在鲁西地区，黄河泛滥也以此地为重灾区，因此明初鲁西存在着大批空荒土地，明廷便选择这里作为移民的初入地，后再转迁他乡。今广饶县稻庄镇大店村《黄氏家谱》记述：“吾祖先景玉，自洪武二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泰安小青山石佛峪。洪武二十五年，三世祖又迁青州乐安东北乡距城二十里大店村。”《黄氏家谱》记述的迁移路径：“洪洞—泰安—乐安”，非常明确地说明县域部分移民从鲁西转迁的史实。
第二，从河北枣强转迁而来。据《明史》、《明太祖实录》及地方志记载，明初山西向外移民，设局驻员于山西洪洞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下，办理移民手续后，由此向外派出。凡由此东去的移民，先自洪洞县沿赴北平府的大路至河北枣强，然后由枣强另行分拨：由枣强北上的移民大多移入北平府和散居河北省各州县；而由枣强南下的移民大多入籍山东。今广饶街道安家村《安氏家谱》记载：“始祖安亭商、安亭美，于明永乐二年直隶枣强县分发乐邑”。因此，这一部分枣强移民的籍属可归溯于山西。
第三，小股移民自发迁入。明初移民时，有同姓同宗不得迁往一地的规定，所以在政府有组织移民的同时，还存在着史籍无载的、零散的、自发的小股移民，他们大多分布于官方主要的移民安置区以外。这也是县域存在大批洪洞和枣强移民的一个原因。
在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中，域内既有由政府组织的以山西洪洞和河北枣强为中转站的外省移民，也有战后返乡的本地逃户和自行转迁的再徙移民，还有为巩固海防与恢复盐业生产被征或被遣至此的大批军户和灶户，亦有各类来此谋生的工匠和手艺人等，全部移民活动呈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多样化形态。
（一）流民返乡与移民转迁
明初乐安县（今广饶县）内移民主要有流民返乡与移民转迁两种形式，其中流民返乡大都在原村墟上重建家园，而移民转迁则多是最终要选择适宜生存的地方建村立庄。这两种情形基本以小清河为界限，小清河以南以流民返乡为主，小清河以北以移民转迁为主。
小清河以南土著居民占多数，逃户返乡情形比较明显。明朝立国之初，为安定天下，对因战乱而弃家舍业的逃户恩威并重，采取暴力强制与宽恤劝归的措施，促使大批逃户纷纷返乡。在原村址废墟上重建家园。广饶县花官镇的张刘店系宋代古村，村南有元朝益都路总兵刘珍墓。这个由张、刘二姓建村开店得名的村庄，在元明交争中化为废墟。洪武年间，张、刘二氏返乡重操旧业，村名沿用至今。2003年，今广饶县花官镇后勤村出土了一个金元时期的香炉石座。这个香炉底座的发现，为重新认识本地明初移民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石座呈八棱柱形，有六面荷花图案，另外两个棱面刻有铭文。铭文共135字，由于风化严重，已有约30字模糊难辨。但是铭文中“金大定二年至天历三年勤刘庄崔氏在居”十几个字非常清晰，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逃户复业并在古村废墟上重建家园的真实性。
小清河以北地区与南部地区有所不同，明初移民中的再徙转迁现象相对突出，这与发生在明初的两个重大事件有关。一是洪武年间明军西进山西，战火即将燃至河北枣强，在当地已落地生根的移民为躲避战乱不得不再次徙迁。当时鲁北沿海地区已经趋于太平，且地广人稀，于是河北枣强等地早期移民户相率而再徙，在小清河北岸重建家园，并世居迄今。二是“靖难之役”期间，山东西部曾发生过许多惨烈的战役，洪武年间迁徙此地的山西移民为逃避战乱，只得再次东迁，也在小清河以北地区新建家园。
（二）军事调动与军户驻居
明朝建国之初，不断有重大的军事调动，这些军事调动的重点，一是设立“九边重镇”，防止北方元朝残余势力进犯，二是沿海屯军布防，抵御海上倭寇侵扰。
乐安县(今广饶县) 东北隅小清河北岸的唐头营，因唐王征东在此扎营而得名，是明初青州左卫后所的驻地，有百户1员，旗军100名。县内还设高家岗、乐安镇二巡检司，弓兵各50名。北起沾化县久山镇，南到乐安县的玉璞墩，有墩台30座，墩与墩之间相隔五里十里不等，一线设在沿海，二线设在内陆，有哨兵轮流站岗，无事则登高瞭望，有事则驾楫巡游。当时乐安县境内有墩台10座。据《苏氏家谱》记载：“始祖讳福，籍湖广荆州府江陵县蒲家村，洪武四年选充总旗。二世讳善继，立军功，永乐二年袭封山东省青州府乐安县唐头营，授百户侯职，世官十一世，历年三百”、“取八十里海岸渔盐为俸”。同邑王玉润为之撰写的谱序中说：“苏氏先人原系前明百户侯，官署唐头营，驻防海口，其功大矣，其德深矣。”从另一篇谱序中还可以了解到，明亡清兴，苏氏家族风光不再，顺治十五年冬天，唐头营遭清军围剿，苏氏家族一夜之间风流云散。家境好的坐船远逃胶东，身体壮的跑进利津北洼，老弱多的向西北只跑了20余里，逃到曾经驻防的沙岭就住了下来，并把沙岭改名为沙营，用以表明苏家是军人的后代。此后，唐头营的苏姓军户变成了沙营灶户。
明朝的军户实行世袭制，一人从军，一家便永远为军户，父死子继，如无子孙继承，则于原籍中勾取同族人丁顶替。军人编入各个卫所，家属必须随军屯戍。军户子孙繁衍，他们生活在当地，也要娶妻生子。从苏氏家族的发展演变就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籍移民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县域沿海地区移民社会的重要群体。
广饶县518个自然村中，有442个村名自明代延续至今，许多以“营”、“寨”为名的村庄，即带有军事活动的历史痕迹。一是与临淄交界的淄水东岸有个东营村，村边有个10米高的土丘，这个土丘是前文提到的明初北伐军的营寨遗址；二是淄水西岸大营乡的高大营、项大营、陈大营、王大营、任大营，这五个大营显现了曾经大军压境的情形；三是丁庄镇有张寨、聂寨、常寨、河南寨、西南寨，五寨东西相连，在支脉沟与小清河之间一字排开。稻庄镇还有北寨、宋寨、燕家寨，三寨南北衔接，坐落在淄水末梢，与丁庄镇五寨遥相呼应，可见当年重兵屯守、铁甲铮鸣的战场景象。
（三）灶户会聚与流徙工匠
县域沿海滩涂广袤，河流众多，运输便利，自古就是海盐生产基地。据《元史》记载，元代山东都转运司“所隶之场，凡一十有九”，而乐安县（今广饶县）海滨就有王家岗、新镇、高家港3处大盐场。在元末明初无数次战乱中，这些盐场都遭受了重创，灶户盐丁都纷纷逃亡，盐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明初，朝廷在恢复盐业生产方面的举措已收到显著成效——“设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岁办大引盐一十四万二千五引有奇”，“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曰滨乐；批验所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上述记载的背后，隐藏着朝廷一系列严厉措施，其中就包括强制前朝遗留下来的灶户复业和将居住在沿海附近的民众扩充为灶户，以及遣送流民和犯人进入各盐场劳作等。灶户复业及来源于不同路径盐丁的增加，不仅使陷于停顿状态的沿海盐业生产迅速恢复起来，同时也扩大了域内以盐为业的移民数量。
灶户与军户、匠户等一样，一旦沦为灶籍，便世代承袭，不可更改。作为盐的直接生产者，灶户担负着特殊的使命。“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灶户实际上是官府的雇佣，煎盐的铁盘、煎盐柴薪的草荡、摊晒用的灰场都由官府提供，灶户靠官府供养生活，报以所产之盐。由于灶户得到了比较优惠的待遇，盐业产量大幅提升。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灶户不断增加，盐丁越来越多。“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奏：所辖一十九场，灶夫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丁。”根据上述资料提供的数字，鉴于王家岗、新镇、高家港3处盐场的规模，明初本地的“灶夫”数量约为5000人。在本地姓氏族谱中，也有灶户盐丁移民的记述。如前文提到的《苏氏家谱》对唐头营苏姓军户成为沙营灶户历史变迁的记载等，也印证了明初恢复盐业生产过程中，“灶夫”类移民在本地不断增加的多种路径。
明朝初年，由于连续征战及赋税浩繁等原因，使许多穷乏至极的贫民四下逃亡，形成了自行流徙外地的另一股移民潮。在自行流徙到鲁北沿海的人群中，各色役户和手艺人等就占了相当数量。如役户中的窑户、酒户、菜户、园户、铺户等，手艺人中的泥瓦匠、木匠、铁匠、织匠、银匠等。役户工匠都有一技之长，他们定居在当地之后，就为本地的社会生产增添了无限生机。这种情形现在还能从域内部分村名中看出轨迹：广饶县有香坊、炉坊、油坊、红盆、铁匠、水磨、皮匠村、油郭、银匠王、灰堆等村名。灰堆村由谭、李、石三姓立村，李姓以打铁为业，红炉炼铁技术久负盛名，因炉渣经年增多积成大堆，故以此为村名。
移民迁入县域后，主要是垦荒种田，因此，齐鲁文化的传统并没有因为移民迁入而中断。在县域乃至整个山东很难找到山西移民带来的民俗现象，这也是所谓的“入乡随俗”。县域最主要的移民文化痕迹，就是很多移民后裔把自己祖先的来历归根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县内至今流传的“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等民谣，仍反映着明初移民这段历史。
三、广饶古代历史人物
（一）兵圣孙武
孙武字长卿，约生于公元前552年，与孔子同时代人，是齐将孙书的嫡孙。
孙武的祖籍出于陈。陈国是春秋初期一个国力并不强大的诸侯国，在现在河南和安徽一带。孙武的祖先陈完是陈国国君陈厉公的长公子，因为陈国争夺君位的内乱频繁发生，于公元前672年逃离陈国，投奔当时已是霸主的齐国。齐国在位者齐桓公，见陈完仪表堂堂、言谈不俗，颇具经天纬地之才，于是欲为客卿，想纳为贤臣，收作幕僚。可是，陈完非常谦虚，他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政治逃难客，便以“羁旅之臣”“不敢当高位”婉言谢绝了。桓公就使为“工正”，让他掌管全国的手工制造业。从此，陈完便定居齐国。一则为了隐姓避难，二则出于对齐桓公赐封田庄的感激，三则由于当时陈、田读音相近，他改姓为田。田完的四世孙田无宇，谥号桓子，他采取大量贷出、少量收进的做法，使民“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在他这一代，田氏家族实力迅速发展，成为齐国的名门望族。田无宇有三子，其三子田书，字子占，是齐国大夫，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田书为孙氏，并把临淄以北的乐安作为食采之邑封给了孙书。孙书家族遂居于乐安，“书生凭，凭生武”，即孙武，字长卿。
孙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与他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国家环境的影响，孙武出生在齐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兵尚武之邦。其次是家庭环境的熏陶，他的叔辈田穰苴以及祖父孙书都对兵法有所研究。这些环境因素为他撰著兵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公元前512年，因齐国内部田、鲍、高、国四族之乱，孙武逃奔吴国。据清代在济南东之济水（今小清河）旁出土的孙武私印证实，孙武是从乐安故城（在今广饶草桥村旁）乘船，顺济水而下，由济南东之章丘转而奔吴的。孙武来到吴国后，一方面过着隐居生活，修订他那部“明之吴越，言之于齐”的兵法，一方面观察着吴国的政治动向。
公元前514年，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吴国的公子光指使武士专诸刺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他就是吴王阖闾。阖闾是一个具有有改革思想的君主，并且力图富国强兵，摆脱长期以来受楚国欺凌的屈从地位——阖闾即位，对于孙武的择主而仕和《孙子兵法》的问世，提供了历史机遇。
《吴越春秋》生动地记述了公元前512年孙武会见阖闾的经过。一天，阖闾登高远望，“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只有大臣伍子胥知道阖闾踌躇满志，是为了寻求一位懂得文韬武略的将才，以便发动反击楚国的战争。在此之前，伍子胥就已结识在吴国“辟隐深居”的孙武，知道他精通兵法，可以担当起“折冲销敌”的重任。因此，伍于胥先后向阖闾七次推荐孙武，盛赞孙武的军事才能。这样，阖闾决定召见孙武。孙武带着他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晋见阖闾，并逐篇进行阐述。孙武每讲一篇，阖闾赞不绝口。阖闾对孙武说：您的兵法确实是高妙绝伦的，您能不能实际演练一下呢?孙武回答说：“可以，那就用大王后宫的嫔妃来操演一番吧。”于是，孙武选取阖闾最宠爱的两位美姬为队长，开始演练。孙武三令五申，宫女们仍嬉笑不已，视同儿戏，不听号令。孙武杀了两个美姬，宫女震惧，军令乃行。这个脍炙人口的“吴宫教战”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孙武严于治军的军事思想。阖闾看到孙武卓越的军事才能，便任命他为将军。从此，孙武开始了他的军事斗争生涯。
风云变化的时代和崛起南方的吴国，为孙武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协助阖闾经国冶军，很快取得了夺占舒(今安徽舒县)的胜利。这时，阖闾就要大举攻楚。孙武认为：军队连年作战尚未得到休整，楚国实力雄厚尚未受到削弱，时机还不成熟。伍子胥也向阖闾献策，建议把全国的军队分为三个部分，采取轮番袭击的战略，消耗楚国实力。吴军采取这一战略，忽南忽北，在楚国边境反复骚扰达六年之久，终于使楚国的军队疲劳不堪，戒备松弛，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
正当吴国秣马砺兵的时候，邻近楚国的蔡、唐两个小国，因遭到楚国的进攻向吴国请求援助。当时吴国已占据了淮河上游水陆交通的战略要点州来(今安徽风台)、钟离(今安徽风阳东北)，屏障楚国东境的居巢(今安徽六安东北)也已被吴国所控制；如果再有位于楚国侧背的蔡，唐作掩护，就为吴军从淮河西平原西进，利用大别山荫蔽部队行动，从楚国侧背作深远的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吴国君臣决心抓住这一有利的战略方向和良好的进攻时机，与蔡、唐结盟，出兵攻楚。公元前506年，吴军主力三万余人沿淮河逆流西进，在淮汭(今河南潢川西北)舍舟登陆，迅速从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三个隘口——大隧(武阳关，今河南信阳南)、直辕(九里关，今河南信阳南)和冥阨(平靖关，今河南信阳西南)直逼汉水，同楚军隔水对阵。楚军措手不及，被迫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仓猝应战。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先后用“半渡而击”等战法，11天行军700里，五战五捷，一举攻陷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楚昭王弃城仓惶南逃。柏举之战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以三万人胜二十万人的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 在这次破楚入郢的战争中，阖闾亲自出征，身为将军的孙武也在军中参加指挥。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子赞道：“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北威齐晋”，当指公元前484年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吴军战败齐军。公元前482年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吴国夺取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孙武在这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中的具体事迹，可惜史书记载都语焉不详，我们很难窥其全豹了。
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东方兵学鼻祖“、“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世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共十三篇，六千余言，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对后世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孙子兵法》在军事学上的贡献，世界各国也是公认的。1973年出版的美国约翰·柯林斯《大战略》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该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孙子兵法》以其独特的形式、严谨的结构和博大精深的内容，揭示了许多带有普遍规律的作战原则，至今仍不失其真理的光辉；在哲学上，它始终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不愧为一部千古不朽的军事名著。
孙武的第五世孙即孙膑，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孙膑兵法》传世。
附：孙子故里研究
1983年，广饶县在续修新的《广饶县志》时，发现前人纂修的旧志即1918年《乐安县志》和1936年《续修广饶县志》，均有孙子是邑人的记载。而反观山东省内其他县份历代所修的史志，却无此文字，广饶的记载是唯一的。这一情况引起了市、县领导和学术界专家的重视和关注。一致认为，这一次修志一定要把这一问题进一步搞清楚，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有个交代。
1990年冬，广饶县成立了以县委分管领导为首的孙子研究考证小组。考证小组一方面派人拜访省内外知名的史、地学界的专家、教授，向他们请教，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方面查阅历史文献、出土的有关墓志碑铭和历代所修的孙氏谱牒等史料，并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在掌握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在广饶举办了“孙子故里考证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维衍、北京石油大学社科系教授余世诚、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教授骆承烈等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考证研讨会。
与会专家通过查阅、研究大量文献典籍，实地踏勘位于今广饶县境内的时水、济水、淄水故道和柏寝台（桓公台）、草桥遗址，提交学术论文23篇，最后一致论定：春秋齐乐安主体地面在广饶县，今广饶县为大军事家孙子的故里，从而揭开了孙子故里在何处的千古之谜。对此，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新闻通稿，70多家电台和报刊做了报道，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
1991年6月，根据专家的提议，广饶成功地举办了“全国孙子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13个省市、48个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杨向奎、张政烺、任继愈、陈可畏、唐嘉弘、乔幼梅、余子道等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提交学术论文70余篇，集中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孙子与齐文化的内涵及关系，孙子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及影响，孙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孙子生平、故里等。
大会还对会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及考古所专家陈高华、马济川、李先登及山东省文物局的考古工作者对“草桥遗址”钻探、挖掘、考古调查情况和论证结果进行了科学考察与鉴定，为考评孙子故里齐乐安找到了新的可靠依据。大家一致否定了孙子故里“惠民县说”，认为草桥遗址即齐乐安城遗址，孙子故里为“草桥遗址”所在地——今广饶县，从而使孙子故里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为此，中国先秦史研究会会长、河南大学先秦史研究所所长唐嘉弘教授在会议总结讲话中说：“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盛大的会议，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成功的会议。为什么说开得很好呢？因为在会议上，同志们自始至终坚持了‘双百’方针，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同时，我们非常认真地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们说这是一次盛大的会议，因为在会议上有150多位同志参加，这里面既有七八十岁高龄的老年专家、学者，又有大量的学术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可以说是群英荟萃，济济一堂。我们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因为在会议上，我们通过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以这样的重要意图探讨了孙子有关各方面的问题。在会议上，同志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探讨孙子的思想以及孙子的故里。综合起来看，我们运用了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献学、方志学，同时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实地考察，所以说这次会议开的是成功的。孙子的故里在乐安，而乐安在今广饶县，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会上，根据专家们倡议，在广饶县成立了孙子研究中心和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会后，将会议所收论文加以筛选整理，编成《孙子研究新论》和《孙子研究文献备要》两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1992年3月底，广饶县与山东古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孙子与齐文化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河南、山东及台湾、香港等省、市和地区的黄盛璋、王玉哲、洪家义、周维衍、唐亦男、郑良树、安作璋、刘敦愿、骆承烈等1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紧紧围绕孙子思想及孙子与齐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深入探讨、热烈讨论的同时，提交论文40多篇、书稿3部。一致认为，孙子故里齐乐安在今广饶县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与共识。大会收到聂荣臻元帅、杨得志、杨成武、王任重、洪学智、迟浩田、李德生等老将军及国学大师张政烺、谭其骧、任继愈等人的贺电、贺词、题词40多件。会后，出版了《孙子与齐文化》、《孙子故里史料集成》等学术著作。
（二）汉御史大夫兒宽
兒宽（前169-103），字仲文，汉武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因官俸与丞相同等，故兒宽亦被称为汉相或亚相，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和水利专家。他通经明史，体国恤民，宽征税赋，奖励耕作，兴修水利，清正廉明，著有《兒宽》九篇、《兒宽赋》两篇、《封禅颂》等。
一、寒门“博士” /带经锄平畴
兒宽出生于西汉千乘郡千乘县（今广饶县）城西北9公里的倪家村，少时聪敏，曾跟当时名儒欧阳生学习《尚书》，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在农忙时给人打短工。每次下地干活时，他都把《尚书》挂在锄把上，休息时专心诵读。如此数年，专心致志，为乡里所称道，“带经而锄”的故事传颂至今。
由于他勤奋好学，学识渊博，所写的文章驰名远近，加之性情恭谨谦让，为人称道，汉武帝时被郡国选为博士子弟，入太学读书，受业于经学博士孔安国。后通过射策，被授予文学掌故之职。射策是汉代取士制度之一。由主试者出试题于簿策，分甲乙科，列于案上，应试者随意取答，然后由主试者审定优劣。上者为甲，次者为乙。中第者一般授予文学掌故、太子舍人、郎中、郡国文学等闲散之职，以后再补任地方或中央官吏；掌故是协助太常管理宗庙礼仪的官。没出几年，又调补廷尉文学卒史，主行文书。
时任廷尉的张汤，主管刑狱，素有酷吏之称。兒宽为人温良清廉，擅长文史，不肯武断。因此，张汤便认为兒宽乃一介儒生，不适合为廷尉办事。于是派他去北地做管理廷尉府畜养的事。数年间，兒宽勤恳从事，使北地六畜兴旺，畜养的数量也增加了数倍。
在北地管理畜养之事时，有件事对改变兒宽命运起了关键作用。兒宽在回廷尉府送畜簿时，正遇上廷尉府因疑案奏报不当而受到汉武帝斥责之事。廷尉张汤为此很伤脑筋，主办奏报的人也甚为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兒宽了解情况后便为廷尉代写了一份奏章，张汤看了一遍，不觉大惊，急召兒宽入见，与之谈论片刻，甚加赏识，立擢为掾（古代属官的通称），便将兒宽所作奏稿，奏上武帝，即日便得武帝批准。过了数日，张汤入朝，武帝问道：“前次奏章，非是俗吏手笔，到底何人所为？”张汤说是兒宽，武帝点头道：“我已久闻其名。”张汤退朝，便将兒宽升为奏谳掾（掌奏报与定案文书之属吏）。兒宽经常依据协助张汤按照《今文尚书》中《尧典》《舜典》等古法教义来治理狱讼案件。
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推荐倪宽为侍御史，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汉武帝召见倪宽，与其讲论“经学”，倪宽引经据典把《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讲得非常精辟透彻。武帝大悦，升之为中大夫，专管朝议之事。不久，又升迁兒宽为左内史，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地区的民政事务。
二、开凿“六辅渠”
兒宽在左内史任上，以德化民，劝课农耕，发展生产。他认为有了粮食，就可避免因饥荒造成社会动荡。在法制方面，他对诉讼案件认真审理，秉公断案，从来不乱用刑法，以避免冤案。他说：“要体恤人们的疾苦和灾难，为官清明才能得到民心的支持。要选择善良宽厚之士做官，关心自己的下属。这样做，就会得到官吏与百姓的拥护。”
他体恤民情，亲自到民间访寒问苦，当他得知辖区虽然土地膏腴，却因常年干旱少雨，百姓生活困苦的实情后，便亲自考察水源。他发现辖区东南部有郑国渠灌溉，此地因地势高，水却无法达到。兒宽经过再三考证，上书汉武帝，在郑国渠上游北岸开凿6条小渠，以益溉郑国渠旁高卬之田。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元狩六年(前117)，兒宽组织百姓穿凿六辅渠，扩大了这一带的灌溉面积。为了能使水得到合理利用，解决好用水时间先后与放水多少的矛盾，使用水有秩序，防止资源浪费，扩大灌田面积，增加效益，他还“定水令，以广溉田”，得到百姓称赞。兒宽所定水令是关中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田水利法规，其产生的基础就在于六辅渠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引河浇灌农田的较大水利工程。
兒宽修凿的六辅渠引起了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武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其中所谓左右内史地乃指关中渭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此区有广阔的平原和众多的河流，而“细民未知其利”，从六辅渠开始，政府应为民通沟渎，引水浇田，以抗旱增产。在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应“平繇行水”，即根据灌溉用水面积的多少来合理地摊派开渠及维修所需的工役劳力。汉武帝最后所说这种管理办法就来源兒宽所定的水令之中。
兒宽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间疾苦。他发现有很多农民在春播秋种时因无存粮或无钱买种子而使土地荒芜，他还主动借贷与贫民，等庄稼收了以后再还贷。在收租税时，兒宽审度百姓生活宽裕与窘迫，量力而收。因他体谅百姓饥苦，主张缓收田租，所以租税完成较晚。后来，武帝征南越，费用甚大，有司遂向各地催收租税。兒宽却因欠租过多，被政府考核为最下等，按当时律法当免职。百姓闻知此信，唯恐失了一位好官。于是家家户户相互传告，急照应纳税额，备齐钱米。或用担挑，或用车运，一路连续不绝，争来缴纳。不消数日工夫，兒宽竟将所欠租税，全数收齐报解。有司比较成绩，反在其他郡县之上。武帝因此更加器重兒宽，便想重用他。
三、御史治绩 /治绩隆三辅
元鼎二年（前115），武帝欲仿古代巡狩封禅之事，召儒生50余人讨论制定礼仪，儒生或言不合古制。徐偃又言，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国儒生之善，武帝疑惑未决。先是司马相如病死，留下一篇颂扬功德、言语祥瑞的遗书，凭此足以封禅泰山。武帝对这篇遗言很感兴趣，就拿来问兒宽，兒宽回答说：“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向)，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祗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阐述了封禅泰山之礼仪无一定之规，要顺应天成，诚著于心，只要合祛于天地神祗，就能天地并应，符瑞昭明的道理。武帝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便自制礼仪，准备封禅。
汉武帝拜兒宽为御史大夫，随驾一起东巡，至泰山，派人在岱顶立石。之后，东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至梁父山礼祠“地主”神；其后举行封祀礼，在山下东方建封坛，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书；行封祀礼之后，武帝独与侍中奉车子候登泰山，行登封礼；第二天自岱阴下，按祭后土的礼仪，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封禅结束后，汉武帝在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兒宽上书说：“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声，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为万世则，天下幸甚。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闿(开)门，以侯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肃邕(雍)永享。光辉充塞，天文粲然，见(现)象日昭，报降符应。臣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对武帝功绩进行颂扬。从此武帝并改年号元鼎为元封，割泰山前嬴、博二县奉祀泰山，名为奉高县。此后，汉武帝又曾五次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负责监察百官，相当于副丞相，所以兒宽也被后人称为汉相。兒宽升任御史大夫后，不贪污，不受贿，居官公正廉明，名闻天下。对待部属也是严格要求，若有作奸范科，决不姑息。一年，安徽汝南郡细阳县（今阜阳市太和县）茨河沿岸发生水灾，地方官奏报后，皇上紧急拨款赈灾，可是拨下来的粮款多被地方贪官污吏侵吞，土豪劣绅则趁机囤积食粮，最后分到百姓手里的粮食便寥寥无几。兒宽得知此事后，主动请旨前往查办。
兒宽率众到达安徽后，为避免打草惊蛇，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命一路人马抬轿从陆路向细阳进发，自己却率少数人从水路前行，沿途了解了大量细阳县令贪赃枉法，侵吞赈灾粮款的证据。兒宽到达细阳县后，将细阳县令当堂革职查办，一审结案。接着下令开仓放粮，并将知县贿赂的千两黄金给当地兴建学堂。当地百姓感其恩德，就在茨河边（现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倪邱镇）建起了倪王庙和经锄楼，让世世代代的人永远记住这位清正廉明，智除污吏的清官。至今遗迹犹存。
汉承秦制，每六年必一改元。元封七年（前104），大中大夫公孙卿联络同官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上言历纪废坏，宜改正朔。汉武帝下令由司马迁、兒宽、公孙卿、壶遂等“议造汉历”， 御史大夫兒宽，主张夏正，乃废去前秦正朔，以正月为岁首，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由于改行新的历法，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新历法也就命名为“太初历”。太初历以孟春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明确规定一个回归年由二十四节气组成，而把闰月设置在没有中气的月份，这就不但解决了长期以来历法与民间生产和生活习惯的矛盾，而且建立了朔望月与二十四节气协调的对应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历法中意义深远的改进。
由于他长期为国事操劳，呕心沥血，终于在《太初历》完成后不久便病倒了，第二年十二月卒于任上。兒宽自元鼎二年（前115）为御史大夫，卒于太初二年（前103）十二月，在任12年。12年中，他为大汉江山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百官之楷模。班固在《汉书》中把他与公孙弘、董仲舒并列，称“儒雅”之臣。兒宽临终时，留下遗言，葬事从简，归葬故土。武帝尊重兒宽遗愿，准其归原籍安葬。内侍在为其收拾遗物时，发现兒宽家中十分简朴，家人均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当京城百姓听说兒大夫要归原籍时，自动到大街相送，大街两侧送行的队伍长达10余里。武帝得知此事深表感慨，为彰其德，分封他的子孙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任职，使倪姓在全国各地繁衍昌盛。
清代李焕章有《御史大夫倪公宽》诗曰：
我爱倪内史，带经锄平畴。
治绩隆三辅，声名震九州。
受知茂陵帝，全身案道侯。
改朔偕司马，千载讵能俦。
（三）元朝都元帅綦公直
綦公直(?-1286)，字世美，元代益都路乐安县(今广饶县)城北綦许村人，是元朝初年的著名将领之一。他曾为元世祖忽必烈消灭南宋王朝、镇压部族反叛、建立和巩固元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甚得世祖赏识，被加封为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宣慰使等职。 据《元史》载：
綦公直，益都乐安人，世业农。至元五年，为益都劝农官。九年，为沂、莒、胶、密、宁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户。十年，赐金符，命造征日本战船于高丽。时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见，俾与乎不烈拔都等领兵，同行荆南等处招讨司事……时伯延伯答罕、秃忽鲁叛于西夏，命公直率军讨平之。十八年五月，升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宣慰使，镇别十八里……二十三年，诸王海都叛，侵别十八里，公直从丞相伯颜进战于洪水山，败之。追击浸远，援兵不至，第五子瑗力战而死，公直与妻及忙古台俱陷焉。
綦公直幼年聪颖，读书勤奋，胆识过人。十七八岁时在乐安县当过县吏，以其廉洁能干深得县令赏识。20岁以后，参加元军队伍，即随军转战于湖北与江、浙一带。因作战机智勇敢，即被提升为马步诸军镇抚、都弹压，掌管城壁、战船制造等事项。不久，因病还乡闲居六七年。
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綦公直再次被起用为益都劝农官。由于他出身农家，对农民了解颇深，在职四年间，通过细致考察，制定了一些鼓励农桑的措施，使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进数倍，百姓获利甚多。至元九年(1272)，綦公直升为沂(州)、莒(州)、胶(州)、密(州)、宁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户。到任后，实行屯垦戍边，废除干扰百姓的苛捐杂税，使生产得以发展。当时，五州处于濒海之地，又久经战乱，地广人稀，沿海一带田野荒芜，当地发现有猛虎为害。綦公直亲带弓箭，深入荒野荆棘丛中，射死猛虎，为民除害，名噪一时。
至元十年(1273)，綦公直奉元世祖之旨，持金虎符赴高丽(今朝鲜)督造战舰。此时南宋尚未被灭，元世祖知綦公直智勇兼备，下令调回，亲自召见，封荆南招讨使，与乎不烈都率军南征。行至陕州青草滩(今湖北宜昌地区)，阴雨连绵，兵马不能前进，遂屯兵玉泉山一带。綦公直率军三千，日夜兼程，以出奇制胜、攻其不备的战术，一举攻破安进，大破宋军，然后回师襄阳。在此驻军期间，他能够体谅民众疾苦，打击豪强，扶持贫民，主张节俭，反对贪官污吏。他尤其注重恢复与发展生产，轻刑薄税，对俘兵降将能恩威并施，赏罚严明，知人善任。他还经常告诫地方官吏，为官要做到“清、慎、勤”三字。因此，使战乱地区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不少因战乱离乡背井者，先后纷纷回乡重建家园。綦公直的名声随之也传遍襄阳、荆州、宜昌、樊阳等广大地区。不少地方为他树建了“德政碑”。在他离去南征时，吉水、赣江等地发生叛乱，元军前往剿抚。反叛者扬言：“还我綦招讨来，我们自不反。”可见他在当地的德义之重。
至元十二年(1275)，元世祖又令綦公直率领邓州(今河南邓县)、唐州(今河南唐县)光化汉军及郢(今湖北省江陵一带)复熟券军9200人为前锋军，随从首领张弘范南下伐宋。是年冬，兵至隆兴(今江西省南昌市)，宋军突出迎战，綦公直奋勇当先，大败宋军。追至城下，又越壕拔寨，攻入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厮杀。此战共斩杀宋军万余人，生俘七百余名，余者皆降。元军攻占隆兴之后，綦公直名声远播江浙，旌旗所指，南安、吉、赣一带宋军及地方官吏大都望风归附，连下堡栅六百余所。綦公直又令其二子綦晋率军攻梅关，大破淮德山寨，直入广东境内。南宋军队连战连败，退入南海(广州)。綦公直率军紧迫不舍，南海亦下。元世祖念其劳苦功高，诏授武毅将军，管军千户。后又召入上都(今内蒙古开平)，加封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佩金虎符，领侍卫亲军。不久，伯颜伯答罕、秃忽鲁反叛于西夏(今宁夏、陕西西北部、甘肃西北部)。此处人烟稀少，羌戎等族杂居，虽几经征讨而叛逆不断。忽必烈命綦公直率军征讨。叛乱平息后，即奉命在此屯田镇守数年。在此期间，綦公直治军严明，整顿武备，实行屯田。他根据气候条件，农牧业并举，发展生产，使边陲益固，屡受安西王的嘉奖。
至元十八年(1281)，綦公直被元世祖诏赴上都，授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宣慰使之职，仍驻守别十八里(今乌鲁木齐)。当时，綦公直向世祖陈述“父殁五年，愿返里安葬”，世祖应允，回家葬父。路经济南时，以朝廷所赐之钱物，代纳乐安全县军民酒课税、河泊课税。回家后购田四十余亩，扩大祖茔。丧葬完毕，又将乐安县本年课税及贫民无力完税外逃之债，全部用赐金代纳。还散发钱物救济贫民，由此乡民争为歌功颂德。
至元二十三年(1286)，诸王海都叛变，入侵綦公直镇守的别十八里。綦公直随丞相伯颜进战于洪水山，叛军大败。綦公直率军穷追，孤军深入，海都率叛军回战，援军不至，第五子綦瑗力战而死，綦公直与妻子及二子綦晋俱陷军中。后来，綦晋从敌军包围圈中得以逃回，而綦公直战死军中。綦公直不仅自己戎马一生，而且妻子、儿子也随军作战，为元朝立下汗马功劳。
綦公直墓在綦许村西北一里许，原有墓碑、戟门、石羊、石虎、石供桌等，历经沧桑，现已荡然无存。
（四）海岱清士李焕章
李焕章，字象先，号织斋，山东乐安(今广饶)县李家桥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生于一个诗书门第。其父李中行，是万历庚戌(1610年)进士，曾任镇江知府，后官晋参政。家中藏书数千卷，环列如城，给李焕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又加李焕章周岁失母，全家人视若掌上明珠，刚懂事时，父亲即教其识字。年稍长，便专聘孝廉张瞿堂先生为塾师，教其读书。
明亡后，李焕章不仕功名，漫游四方，饱赏山水风光，研求历史古迹，借以排解心中的忧愤。他曾到过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安徽、山西等省，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齐鲁之间的山山水水，他更是游览殆尽。每到一处，他总是：“登危峰、探幽壑”、访故都、寻城郭，发现古人的题词或碑文，便喜不自禁，必亲手抄录。每遇到名胜古迹，更是兴致勃发，流连忘返。倦游归来，李焕章便隐入青州法庆寺内，专心致志地研究古诗文词。历代文人的文、集、卷、帙，他无一不读，尤其喜爱汉代司马迁、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读书之余，便是整理笔记或写文章。由于李焕章遨游天下，得名山大川以助奇气，故“学愈博，气益壮，文笔愈豪”。写游记时，极山水之变蕴于毫末；撰文时，则集感世之慨发诸笔端。每写一文，总是字斟句酌，精思附会，匠心独运。故写出的文章气势磅礴，雄杰豪放。当世名流学士读后无不啧啧惊叹，纷纷与之攀交，并将李焕章与寿光的安致远、诸诚的李澄中、安邱的张贞合称“四大家”。著名文学家张尔歧(济阳人)见其文后“恨相知晚”，亟抄而藏之。
顺治初年，朝廷委派冯溥到江南担任乡试主考。冯溥深知江南遍地才子，怕自己难以应酬，便专程来乐安聘李焕章为自己同考，李焕章欣然应允。在去江南的船上，李焕章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到自己此次去江南关系重大，要使这次考试得以顺利进行，使众人心悦诚服，必须要掌握江南诸方面的情况，做到胸有成竹。于是，披衣坐起，燃起灯烛，在舱内阅读收集到的江南各种书籍来。李焕章边翻边看，一目十行，至晨曦初起，已将几十卷书籍翻阅一遍，对江南各地的风土人情、诸才子的文章风貌全部了如指掌，这就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夜读尽江南书”。
到江南后，一些官员、学者听说从山东来了位没有官职的同考，从心底里瞧他不起。开考这天，主考冯溥与同考李焕章一早向考场走来，远远看见前面扎有一座大牌坊，彩旗飘扬，气势雄伟，四周围拢着许多人在观看。走近后，只见牌坊的上联写道：“三村三里三才子(指唐寅、祝允明、文徵明)”。李焕章心想，这是夸耀江南遍地才子，又转过头去欲看下联，谁知下联却空着。李焕章一看就知道这是要自己对出下联。便从容地走到旁边早已备好的书案前，挥笔写下一幅下联：“一山一水一圣人”。这下联不仅对得工整，字写得遒劲有力，而且内容极有气势。山东有五岳之首泰山，有举世闻名的黄河，还有至圣先师孔圣人，这是多少个才子也抵不过的。人们看后全惊叹不已，对李焕章不得不刮目相看。
清康熙三年(1664年)，户部右侍朗周亮工来到山东任青州府兵备佥事之职。周亮工精通经史，素善属文，礼贤下士，因此齐鲁文人学士纷纷前去拜谒。近在咫尺的李焕童却居于法庆寺内无动于衷。
周亮工早就听说山东李焕章博学多才，今到其地未见其人甚为遗憾。当得知李焕章的行踪后，便屏退从人，约装简行，亲自到法庆寺造访。见面后，周亮工态度谦恭，礼节周全，举止文雅，并不象一些为官者那样耀武扬威、自视高贵，因而深深赢得了李焕章的好感。通过一席倾心而谈，周亮工也更加佩服李焕章的才学。于是，恭敬地将李焕章请至府署，共同研习诗文。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周亮工经常把李焕章留于署中淡经论史，吟诗作赋。当时，泰山南北之名宦、贵人经常让周亮工撰写传记、碑铭等文章。一些学者、文人也不断寄来文辞、手稿请周亮工加以评点。每当此时，周亮工总是让李焕章代其为稿。李焕章也乐此不疲，日坐真意亭中挥笔不停。每次文稿写成后，周亮工都是边读边叫绝不止。读完时，辄拍案浮一大白(满饮一大杯酒)。两年中，除给周亮工代稿外，李焕章自己还撰著十余万言。后来，周亮工到江宁(今南京)任职，把李焕章的这些文章也带到了江南，与新建陈石庄、南昌王于一、商丘侯朝宗的文章一同刊入《四家文刻》之中。以后，又将李焕章的另外十余篇文章和部分书信，分别刻入《赖古堂文集》和《结邻集》中。“于是，天下得略读先生文，而山左右、淮东西、大江南北莫不知有先生者”。
清康熙八年(1669年)，李焕章游历到了江宁。周亮工听说后，将其请至府中，亲自把酒为寿，向当时在座的二十余名江南名士逐一介绍，并屡屡夸赞李焕章的文学和文章。
为了更好地研讨学问，李焕章广结文人墨客。与同邑的徐振芳、陈荀会、成其谦；同郡的薛凤祚、安致远、张贞、丁耀亢、李澄中；济阳的张尔歧、王士祯；江南的周亮工等交往甚深。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顾炎武为躲避仇人的追杀，变卖了昆山的家产，来到山东莱州府(今莱州市)居住。顾炎武为了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了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他游历了山东、河北等地。这年夏天，顾炎武从登莱(今蓬莱市、莱州市一带)来到了青州府(今青州市)，在曹戆臣的书舍内见到了李焕章等人。当时，顾炎武年纪方壮，意气雄盛，认为山东自古以来为圣贤之乡，文学天性之地，一定会不断有名士大儒起而继洙泗(指孔子)、瑕丘(指曾子)之业，可瑚在未听说有这样的人。于是，眼睛睨视着众人，十分傲慢地说：“当今齐鲁无有一士!”李焕章听后气愤至极，当即已，即致书顾炎武，缕缕数千言，责备顾炎武不应恃才倨傲、目中无人。当时，有一好事者乘机假冒李焕章之名写了一篇《与顾宁人书》，与顾炎武辨证地理。顾炎武看到刊印的这封信后，当即写了《谲觚十事》一文(见《日知录》)，指出信中所辨地理的十大谬误。后来顾炎武看到《赖古堂文集》，见李焕章所撰文章的风格和所蕴含的历史、地理知识，并不是《与顾宁人书》所能比拟的，乃悟出先前那一书信绝非出自李焕章之手。于是，对自己在《谲觚十事》一文中错误地指责了李焕章十分后悔，连连叹息：“我奈何失李先生！我奈何失李先生！”
清康熙十年(1671年)，朝庭诏令天下修志，以汇成一统鸿文(指《大清一统志》)。因而各地遍开修志之馆。李焕章撰修了《乐安县志》、《五莲县志》、《临淄县志》和《青州府志》。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应山东方伯（布攻使)施泰瞻的邀请，与益都薛凤祚、济阳张尔歧等人一起来到济南紫薇署中编修《山东通志》。这年夏天，顾炎武在校订完《德州志》后也应聘来到济南，与李焕章见面后，前嫌尽释。顾炎武拉着李焕章的手说：“我读过先生的文章，极为叹服。先生精古文辞，传记、书序、志表、碑铭出入河东(柳宗元)、庐陵(欧阳修)，小品大有眉山(苏轼)意。以前，我深恐山东忠臣义士之事迹湮没弗彰，现在我把希望寄托于先生了。”
当时，薛凤祚主写天文、分野；顾炎武主写古迹、山川；李焕章除任总裁外还与张尔歧共同主写济南南北之人物。明代的忠烈、名臣，李焕章皆为其立传，表微阐幽，对表现人物志节之处描写尤详。李焕章与顾炎武同居一室。每当写完一篇传记，两人必“焚香酹酒拜而读之”。每读到悲壮之处，必“悲佗淋漓，乌乌哭失声”。烛尽更深、漏残月落，两人捧襟把袂共话经史；吟诗寄兴，共同抒发家园遭变之隐痛。二人相处了两载，未等《山东通志》修完，顾炎武便与李焕章等依依惜别，继续游历山水。分别后，顾炎武念念不忘与李焕章结下的深厚友谊，不断致书于李焕章，称赞李焕章品学之美，寄来《三君咏》、《五君咏》等诗稿数十篇，赞誉李焕章“性情归元始，文章入上乘”。并与李焕章约定：“我两人谁后死，墓门之石勿相忘”。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一月九日，顾炎武病逝于山西省曲沃县。李焕章获悉这一噩耗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恨自己年老抱病不能千里赴吊，愧对好友。于是，含泪提笔撰《遥祭顾宁人先生文》一篇，设奠痛悼挚友的亡灵。
李焕章与蒲松龄均为齐地名士，家乡相距仅百里。因此，两人交往甚密，常常聚于淄川或乐安，共同研习学问，谈论各地风土人情。对李焕章的才学，蒲松龄深为佩服。一日，蒲松龄前来拜会李焕章。谈话间，蒲松龄拿出《聊斋志异》的部分手稿与李焕章切磋。李焕章逐篇阅后，言道：“天下的离奇古怪之事皆让你写尽了，描写可谓淋漓尽致。”接着半开玩笑地说：“你写别县无妨，但你不能写到乐安之事。”蒲松龄故意问道：“我写乐安又当如何?”李焕章说：“难道你不怕我写你淄川?”出于对李焕章意见的尊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几乎写遍了周围所有县份的怪异之事，唯独未涉及到乐安，故有“乐安无鬼怪”之说，就连以李焕章为原型的《李象先》一文，也是将李象先写为“寿光之闻人也”。
李焕章博学多才、性格倔强。清康熙十年(1671年)，李焕章编修《临淄县志》时，废寝忘食，紧张工作，“寸管日著万言”，一部浩繁巨著，三个月内完成。修志完毕，临淄县令深表感谢，以贵礼馈赠，李焕章坚辞不受。
《山东通志》修完后，方伯施泰瞻见李焕章博闻强记，才识过人，有意召其为幕次，专门派员到乐安与其商议。李焕章听说后，极力躲避，直到施泰瞻放弃了请他做幕次的打算。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庭发布了一个特别诏书，宣布要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由朝中大臣和各地官员举荐著名学者，不分已仕未仕，统一在殿廷考试，考中者授以翰林官，为“博学鸿儒科”(也叫“博学鸿词科”)。目的在于笼络知识分子，尤其是有名望、有影响的明朝遗老，以抑制他们的反清思想和情绪。这时，前侍郎李某竭力举荐李焕章去参加这次考试，李焕章断然予以拒绝并赋《志不二朝》诗一首以明志：
志不二朝惟织斋，皇家爵禄视如灰。
白头到死披长发，甘做大明老秀才。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乐安知县邵秉忠欲荐李焕章做官，亲自来到李焕章家进行劝说，李焕章闭口不应。几日后，邵秉忠又在县署设下酒宴，请来李焕章，与暮僚再三力劝，李焕章再次严辞拒绝。回到家后，李焕章激愤不已，在几天内给知县邵秉忠连上三书，力陈自己绝意人世、不求闻达的心志。
李焕章一生致力于写作，惊人的毅力令人赞叹。他二十七岁亡父，二十九岁丧妻，儿子李新命远在宁南做知州，自己独居四十余年，每日起居不得如意，但他从未间断写作。晚年，在家乡织水之旁辟一室，名为“织斋”，专致力于读书、撰文。有时累了躺在床上，书也不肯离手。睡去时，被书落地的声音惊醒继续阅读，有时终夜不寐。偶然读书有得，即披衣急起，倏忽竟篇。近七十岁时，耳聋如木，仍勤学不轰辍，著文为诗更加专注。正如他自己在《织斋诗·自序》中所说：“自耳聋后，听声聆音如隔重垣，诗也文也愈放胆炎之，年垂老而不倦。余之为诗文盖恃余聋也”。
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李焕章与世长辞。
李焕章一生写作了大量文章与诗篇。著有《龙湾集》、《无学堂集》、《老树村集》等，凡百余万言。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诸城名士李澄中合诸集而刊削之，定为《织斋集抄八卷》。《四库全书提要》存其书目，并评价其文“跌宕排夏，气机颇壮，而汪洋奔放，一泻无余”。《李董集抄》还录其遗文十四篇，与董樵遗诗二十四篇排为一卷，均已遗佚。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焕章的裔孙李振甲游于历下(今济南市)，遇到潍县(今潍坊市)名士张昭潜，张昭潜便拿出家藏的部分李焕章文稿托其鉴定，因而李焕章的部分遗文得以刻印，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版，书名定为《织斋文集》。全书分八卷，订为四本，共收序、书、记、传、书后、书事、墓铭、赋、杂著等九十一篇，约十万余言，仅占原著的十分之一。另有清代诗人王士祯校阅的《李诗集遗·遗诗织斋集》一卷传世。
附：孝子董永
《大明一统志》和万历《乐安县志》云：“董永，千乘县人。”即今广饶县人。民国7年《乐安县志》与民国24年《续修广饶县志》均将董永记载到了人物志中，均称“按《一统志》，邑人也”。民国7年《乐安县志》还在“古迹志”一栏中记载，“汉董永墓在城西南十五里太和庄外”。以上县志中，均有关于本县人董永卖身葬父的记载。据李鹊镇董家村《董氏族谱》记载，董永家住千乘(广饶)县城西门里路南董家巷内。
流传最广的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是这样描述的：董永生活于汉代，他少年丧母，独自奉养父亲。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董永随父亲避乱，流寓孝感。父亲去世后无钱安葬，从别人处贷钱一万，约日后无法归还时，当以自身为钱主做奴。安葬完父亲在去钱主家的路上，董永忽遇一位女子，要求做他的妻子，与他一同到钱主家做工偿债。钱主令织绢三百匹可偿债务，该女子用一个月时间全部织成，为董永偿清了债务。然后，该女子对董永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因为你非常孝顺，天帝让我来帮你偿还债务。言毕，女子凌空而去。
东晋干宝所著《搜神记》如下记载：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嫌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还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民国24年《续修广饶县志》称赞织女说：“抑古侠女者流之行径。”明嘉靖三年(1524)，乐安（今广饶）县乡贤祠内还供有董永的牌位，在太和村还建有董永祠。
魏陈思王曹植《灵芝篇》云：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
举家以供养，佣作致甘肥。
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
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文人们为了赞美这个故事，还写有诗句：
葬父贷孔兄，仙姬陌上逢，
织缣偿债主，孝感动苍穹。
黄梅戏《天仙配》，也是根据这些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演绎而成。
孙武祠
广饶县历史人物介绍
欧阳地余 汉
西汉学官。字长宾。千乘（今山东高青东）人。欧阳高之孙，世传今文尚书“欧阳学”。宣帝时，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参加石渠阁经学会议。元帝即位，为侍中，至少府。曾以廉洁戒其子：“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
欧阳高 汉
欧阳高，字子阳，是欧阳生的曾孙，西汉千乘郡（今广饶县）人;传授欧阳《尚书》，被立为博士，成为太学的学官。从此《尚书》欧阳学进入了鼎盛时期。欧阳高桃李满园，有名弟子夏侯建，是今文《尚书》小夏侯学的开创者，汉宣帝时被立为博士，官至太子少傅。他的……
欧阳歙 汉
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今山东省高青县）人。东汉政治家。为人廉恭礼让，以祖传“伏生尚书”任博士。王莽时任长社宰，后投更始帝刘玄任原武令。东汉建立后任河南尹，封鄱阳侯，后又迁升汝南太守。在汝南任官九年，教书育人，任用贤才，颇有政绩。东汉光武……
欧阳生 元
欧阳生，字和伯，西汉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汉文帝时为掌故，受《尚书》于伏生，后传给同郡的倪宽。倪宽又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世相传至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高字子阳，为博士。当时以治《尚书》著称的林长宾、夏侯建(世称小夏侯)等人都出自欧……
綦公直 元
綦公直，字世美，县城北綦许庄(今广饶镇綦许村)人。自幼聪明刚毅，胆智过人，十七八岁即为县吏，20岁参加行伍，活动于江浙一带。不数年，晋为马步诸军镇抚、都弹压,掌管城壁、楼橹、战舰等守御器具。后因病闲居六七年。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年)，起……
李舜臣 明 (1499～1559)
李舜臣(1499~1559)，字懋钦，一字梦虞，号愚谷，又号未村居士，县城西南李鹊庄(今李鹊乡李鹊村)人。李舜臣稳重文雅，气度甚伟。自幼好学，“读书若渴”，尤喜古文。明嘉靖二年(1523年)，以会试第一名(会元)成进士。初授吏部文选司主事，……
倪宽 汉
倪宽，西汉武帝时人。自幼勤奋好学，但因家境贫寒,无力供读，靠给学生做饭和为人佣工维持耕读生活。每下地劳动，总将《五经》挂于锄钩，休息即读。“带经而锄”的故事广为流传。倪宽学识渊博，对《尚书》深有研究，被郡国选为博士。先后受业于同郡欧阳生(今……
王林 (1919～1990)
王林，曾用名王淑孔、王景明。1919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广饶县城坞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5月，王林参加李人凤等领导的临淄抗日武装三大队（7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十团），任二营四-士。同年8月，到三支队第一期教导队学习。同年……
崔宝善 (1884～1960)
崔宝善(1884一1960)，广饶县斗柯村人。早期演唱琴书，后以时殿元为师学唱化妆扬琴，主攻老生，是共和班的主要演员。共和班解体后创建前秦班。他功底深厚，唱做俱佳，嗓音洪亮，唱功非凡．能连演数十场戏嗓音响亮如初，故有“铁嗓子”之称。在广饶、……
宋立修 (1883～1960)
宋立修(1883一1960)，广饶县陈官乡燕儿口村人。早期演唱琴书，后以时殿元为师演唱化妆扬琴，功老生、小生。宋立修唱功精湛，曾和著名琴书艺人王聚奎、盖太江齐名，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在共和班中他主演老生，唱腔浑厚挺拔，表演质朴大方，生活气息……
聂士兴 (1945～1993)
聂士兴，1954年生于山东省广饶县丁庄乡李道村的一个革命家庭里。他的母亲李秀英1945年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积极支前、激励子弟兵同敌人浴血奋战，作出了贡献，曾作为广北优秀妇女干部代表出席县妇女代表大会。聂士兴从小受到革命教育，……
刘雨辉 (1900～1985)
刘雨辉(1900—1985)女。原名刘玉惠。广饶县刘集村人。1924年先后在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苏州女子产业学校就读。1925年夏，到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节，把早期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带回刘集村。同年与延……
丁莱夫 (1912～1983)
丁莱夫(1912—1983)原名丁之夏。广饶县高卜纸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1920年入村塾读书，1931年考入广饶县立第一高级小学。1932年担任学生会主席。1933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他组织进步同学创办刊物，主管《新亚日报》……
杜振东 (1910～1982)
杜振东 (1910—1982)又名杜鸿业。 广饶县稻庄镇杜家庄人。1934年任济南《华北新闻》 报社本省新闻版主编。1936年创办《济南新报》并任社长。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益寿临广四边县办事处主任、广饶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群……
刘博泉 (1912～1980)
刘博泉(1912—1980)原名刘其厚。广饶县西刘桥乡三水口村人。1933年考入山东省立第四师范。 1937年先后在蓬莱、广饶等地小学任教。同年12月，与延春城等组织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 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八……
许凤图 (1907～1979)
许凤图(1907—1979)广饶县西刘桥乡三水口村人。1938年春，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某部文化教员、宣传干事。1947年调哈尔滨工作，历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社会部部长、哈尔滨市-副局长、中共哈尔滨市委秘书长、……
李郁廷 (1892～1977)
李郁廷(1892—1977)名开文，字郁廷。广饶县西李村人。国民党第一届-委员。 7岁入家塾读书，先后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省立第十中学、济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0年(宣统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李郁廷与邓天乙等……
延国符 (1900～1975)
延国符(1900—1975)原名延瑞琪。广饶县宋店村人。国民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幼入私塾，后在延家集小学、段河庄高小、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16年，由邓天乙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山东讨袁战役。1918年夏入山西陆军步兵第七团当兵。同年……
延春城 (1893～1973)
延春城(1893—1973)广饶县延集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饶县委组织部长、 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司令员、 新泰县独立营营长。1945年后，历任青张工委书记、济潍工委书记兼铁路局组织部长、张博工委书记兼铁路局局长……
李琴堂 (1904～1973)
李琴堂(1904—1973)字韵轩。广饶县大王西村人。“国大”代表。青年时，入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学习，未毕业。后赴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1925年因其父去世辍学。1927年参加北伐军，任第九师军需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退职经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