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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指向 形状”、“ 意谓 形状” 这些 话 的 用法 和“ 指向 这 本书（ 而非 那 本）”、“ 指的 是 椅子 而非 桌子” 这类 话 的 用法 是不同 的。

这里是不同名称的意谓之间的区别。维特根斯坦把语词都看作名称，把概念词看作概念的名称，so。
这样，不同名称之间就有弗雷格的意谓对象或概念之间的区别。
而意谓对象的专名，和概念词之间的区别是，后者中的简单概念词可以基于字典那样穷尽遍列。对于语言的使用而言，字典中的定义就是一种先天的东西。概念可以基于有限的基本概念的逻辑构造的复合而成。
就是说，概念是可以定义的，基本概念是有限的。
而对象不可以基于有限的名称指出。因为基本的或简单的对象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会使用同一个不定冠词“这”，并且配合以一个指的动作，或眼神。这使得通过语言上有限的符号能够表示无限的事物。

但是实体和属性的比较，前者毕竟还是具有空间时间上的号数为客观的区别，但是后者有赖于思维的参与。
而数则完全依赖于思维。
维特根斯坦随后说，想一想我们怎样学习‘指这个东西’，又怎样学习‘指颜色，而非形状’，‘意谓颜色’。
在这里，是通过指出属概念的 颜色/形状，来把某个颜色/某个形状 作为一个x，一个空位，一个有待充实的东西带入意识的关注里。意识在认知中以满足这个空位的x的指出为目的关注。如同对于一个设问的简单回答。这个回答是对于设问中指出的属概念之下的种差，或者类之下的项，基于事实中的情况的指出。就是说，在 颜色/形状 这样的概念指出了进一步的经验内容的指出。如同be之于being。
数这个概念和属性概念又有区别。属性概念比如颜色/形状还是某种和直观的相应，但是数完全是思维中的东西，并没有直观中先天的相应。
而颜色，形状，都是直观中的因素。而这种因素之于直观是分析的概念。比如凡物质必有广延，可见广延之于物质是分析的。
但是数之于对象，并不是分析的。对于某对象（它可以是一些东西的看作一个），并没有一个分析的数的概念。一个数之于某物，总是基于概念而受到决定的。比如a高180（m），重70（kg）。一个数总是和一个概念相伴随，比如这里的180和高，70和重。或者那50只羊里的50 和羊。
这里70是不是可以看作和kg某物相联系？这样的话，a就不是看作实体的一，而是看作一个的多。进而指出kg的东西这个70这个数。
50只羊的例子，可以写作这群羊的数是50。在这里，数这个概念就和颜色/形状一样了。只是数基于实体概念羊迩来，而颜色/形状是属性概念。就是说，数这概念本身还要属于实体概念，而颜色/形状自身就是指示了一种不满足性的概念。属性之于实体可以看作分析的概念，但是数属于实体概念，数不是实体概念的分析。数属于实体概念在于指出一种语境原则：数是经验事物在实体概念的把握之下剩余的东西。或者说可以把事物看作一个数补充一个实体概念。事物和一个数补充一个实体概念之间构成一个存在命题，或者如同算术式的情况那样，是意谓的相同。

这样的话，弗雷格的数的概念，基于等数或数的相等迩来。两个不同的类之间基于数的相等，它们之间可以谈论作为共性的某个数的存在。
而说数是概念的相等，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同类处于概念之下，抽掉这个（实体）概念后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一个数。数是概念的相等不是把概念看作数的分析的部分，而是把数看作事物抽掉概念之后留下来的东西。相等指的是留下来的东西之间的相等。
属性概念不能这样来谈论。比如颜色和形状，它们从属于实体，但是它们不是实体的内涵。即使把实体的内涵看作诸属性的集合，它们也是 属性a的，属性b的，··· 这样不满足的概念。属性和实体始终是根本的不同，比如红和红的某物。但是从一个概念到这个概念的某物，就是基于一个概念谈论这个概念的外延，这里又有一种先天的联系。

回到原文
我 意谓 的 是： 这个 棋子 叫‘ 王’， 我 意谓 的 不是 我 指着 的 这一 小块 木头 叫‘ 王’。

在这里，被指的对象，是作为一个符号，然后说，这个符号意谓 王。
而不是把一个物质现象中的对象看作王。

这里的符号，承载着一个角色，一个生活形式中的角色。我们通过符号或通过语言游戏谈论的是生活形式下的某个角色。
而物质上的这枚棋子，这块木头。这块作了标记的木头，基于其标记或符号而被看作王。即使不作标记，比如一盘棋少了一个王，我随手拿一个石头子拿他当王。只要游戏者之间同意，这就是可以的。这时候，这颗石头子看作王，虽然没有符号标记，但是基于之前的同意，它已经本身就是一个标记作为一个棋子参与一盘棋了。

在这段里，和棋子的例子相比对的，是‘指形状’或‘指数目’的情况。在这两种例子里，的却有些经验和指的方式是特有的——说特有，是‘意谓’形状或数目时，它们经常（虽然并非每一次）出现。
这种经验，在这节的第一段里谈到了:

当然，在指向形状时，是有些东西可以称之为‘指向形状时特有的经验‘。例如这时手指或目光沿着轮廓移动。
——但是这些远非我每一次’意谓形状‘时都会发生，而且任何其它一种特有的活动也远不是在所有这样的时候都发生。
——然而，即使有这样一种活动每一次都重现，我们要不要说’他指的是形状而不是颜色‘任然取决于周边情况——即取决于指之前和指之后的情况。

维特根斯坦在这一节里指出了3种意谓：指某物，指颜色和形状，和语言游戏中指某个角色的东西。
指物理现象中的某物实体，可以通过一个空间时间的号数的能指或指的动作而被指出，或者说被带入一个意识里来。
指颜色和形状，从语言上要说出‘那某物的颜色’，‘这某物的形状’，在指的动作上，颜色是无从指的，只能指出颜色所覆盖的广延，其余的东西要靠 颜色 这个概念来把意识的关注带入其颜色的关注来。而形状，则可以基于手指或目光对某物的轮廓线条的追随移动来给出一个指的行动。
还可以再考虑数的情况。伴随着某个概念的数这个概念的说出，指出某些看作一个的事物的空间位置或空间上的号数。但是这里可以有类似形状中的情况，可以对于概念下的实体逐个指出。比如3苹果，我可以分别3次指向各个苹果。但是再长度这样的情况里，就难以有这样的指。我只能指向具有这个长度的某物的空间位置。
比较后2种情况。颜色和形状作为性质的概念，对于某个颜色和形状的关注，只要基于空间上指出某物，然后说出 颜色 形状 这两个概念就够了。颜色和形状作为性质，某个颜色和形状的意识是基于直观就能给出的。但是某个数则不同于此。数非得基于某个实体概念的指出，而一个实体概念对于感觉种给予出来的东西，多，而言，则具有一种随意性。它基于意识的主观判断而不同。比如一些鸡蛋，我可以把它们看作一个一个的5个鸡蛋，也可以把它们看作300g鸡蛋，也可以根据它们的位置关系看作一个整体的构造，比如具有某个空间结构的作品。在不同的概念或看作某种实体的形式概念之下，得到的是不同的数。

然后，来考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情况。他举例棋子。棋子不是一个物质实体的概念，而是一个角色概念。把某物称为棋子的时候，不在于其物质的本质，比如鸡蛋，蛋白，化学元素 这样的东西，而是在于一种人的活动中，在于一种游戏中的角色的指出。其实在物质实体的概念中，也具有某种角色的成分。比如当我们把某物称为鸡蛋时，在养鸡的人可以把它看作一只潜在的小鸡，在面点师，可以把它看作蛋糕的材料，在营养师可以把它看作若干蛋白若干蛋黄，后者又意谓若干营养元素。只是在物质实体的概念里，还是某种认知行动而不是某种实践行动。在实践中是设计和创造规则，并且基于这种规则进行一种游戏。一个角色，比如棋子中的王，通过指出它，带来的是具有一整套生活形式的游戏。一个角色对于整套游戏来说是固有的一个部分，就如同一块坚硬的石头上面的一个局部，作用于这个局部上任何力或运动，都会带动整块石头的受力和运动。
在语言游戏里，意谓的或指的不是一个物质对象，而是一个角色，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游戏中的角色不同于认知领域中的对象。在后者，对象总是作为多和一的关系中的一，它自身就是存在的最高点。就物质实体而言，其自身可以具有独立部分的多。在前者，角色自身是一，但是同时它又是一个游戏的整体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可以把角色看作形式的部分构件。
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多和一的关系，质料形式和实体的关系时，举石头和屋子的例子。在这里，可以把建造屋子的石头看作屋子这实体的质料。形式则是屋子的思想。质料不分有形式的思想。但是，如果把屋子看作一个围墙，屋顶，门和窗的构造，那么围墙，屋顶，门和窗，它们分别看作屋子的质料么？当它们置于一个整体的关系中受到谈论，并且它们的名称就在于指出在整体形式中的一种位置时，那么它们就已经类似于语言游戏的情况了，类似于我们谈到王这个棋子时已经把整个象棋游戏的规则前置地带入了这种谈论之中来。
这就好比问，我们离开象棋这种游戏来谈论王这个棋子还有意义么，我们也可以问，我们可以在离开屋子的背景单独地来谈论门或围墙而有意义么？这里可能有一种强和弱的程度区别，而不是一种绝对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区别。屋子毕竟也是人造物，具有其基本的形式结构，比如一般而言我们造一个屋子，总是有墙有门有屋顶有窗，并且门总是落地，墙则顶天立地，屋顶顶天，窗在墙的底顶之间，它们整体为我们隔离出一个封闭的空间。
语言游戏则明确自身作为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有赖于一种生活形式前置的设定和领会。和屋子的情况比较，屋子作为一个建筑行动的结果，它已经具有一种物质的实在性，已经作为物质对象而存在。但是在语言游戏里，重要的是形式上的角色而不是物质上承载这种角色的物质的东西。和语言游戏类似的是建筑设计师的设计活动。在设计活动里，考虑的总是一种整体性，形式的东西。在设计考虑里，谈到某个部分的东西，比如一个力的支撑柱，或一个门，总是作为设计整体中的一个角色而受到考虑。谈论一根承重柱时，总是作为整体的一个角色同时考虑到其所处于的整体的情况，以它对于整体的一种影响而来考虑它。
退一步的例子则是纯粹知觉的情况，比如一块石头，其有部分多，部分多之间基于看作一个，而看作一块石头。在这里，事物的看作多或看作一仅仅基于一种主观随意性。和游戏中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语言游戏总是基于一种规则一种生活形式的语言使用，在这里，规则的设定和选择具有一种主观的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也可以看作一种随意性，但是语言游戏强调的是一旦作出这种选择之后，这种规则设定下来之后，它对于随后的语言使用就总是具有一种约束，规定。只有基于这种规则才能理解使用中的语言。而在事物的或者看作多或者看作一之中，则还停留于意识的或主观的选择的随意性。

生活形式和图示形式相比，后者是一种认知行动中的逻辑，前者却是实践领域中对于游戏相应规则的设立。前者还具有某种自动的显现，语言只要处于表达思想或事实的活动，符号的表达式或语言总是基于与事实之间图示形式的相等而被构造，类似于康德的知性或弗雷格的思维规律。
知性总是基于同一个本源统觉的一，或者说同一个对象性，材料要达成经验上的不同种类或某种being意义上范畴的划分所需要的不同机能的划分。我们在这里可以说一种目的导向的划分么？一种基于being的范畴的划分带来主体性机能的行动方面的划分。但是因为这里可以搁置being的经验内容而谈论一种一般的形式，这就是抽掉感性材料的经验性而谈到的一般的东西，这就是知性范畴。可以说，关于知性范畴的谈论和关于being的范畴上的划分之间，它们之间是思辨的。谈论知性就谈论了后者。
弗雷格的思维规律，对于主观思维活动的规定性，就体现在表达客观的思想为其目的。就是说，思维规律的具体内容，是基于表达的客观性的要求迩来的。它本身受到表达的客观性所规定。
在这点上，弗雷格和康德类似。
图示形式不可谈论。它只能使用，基于图示形式相等，从事实的描摹或刻画产生出语言来，基于简单符号的具有逻辑形式的构造的表达式。
这里的不可谈论和康德的知性作一个比较。康德的知性也是源自于语言考察的思维在判断中的逻辑机能。但是康德考察的逻辑机能是在一种一般逻辑形式上的考察。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是论，其范畴作为知识的知识是可说的。但是，图示形式不在于指出这么一种形而上的先验范畴的知识，而在于经验事实的经验性或经验内容。而说图示形式的可说性，指的是使用一种经验的经验性或个别性之外的一般概念来普遍地或在概念上来谈论它，类似的情况是通过名称谈论对象，通过名称的意谓试图给出对象，如同一个概念词就意谓一个概念那样，给出这个概念，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中，某个事实的图示形式和某个对象，它们都是一种纯然的经验性。并且以这种经验性经验内容为其本质。而语言的本质在于概念把握概念思维。这里始终具有一种目的和工具之间根本的不同所产生的张力。
一个事实图示形式如果要说出来，诉诸于语言，它其实就是表示这个事实的句子本身。比如，事实——a在b的左边——的逻辑形式，就是这个句子的逻辑形式。其实就是弗雷格的不满足的概念。但是这样对于图示形式或逻辑形式的谈论，由于其关注的中心在于事实经验性，从而以康德的思维在判断中的一般逻辑机能作为逻辑形式的谈论，是落空的。因为这种一般逻辑抓住的是一般性，抛却了经验性。而后者正是图示形式所关注的中心的东西。
这样的话，图示形式还是可以作一种谈论：基于语言中表达式的具体的逻辑形式作为其谈论。

一个推敲：
维特根斯坦的图示形式是事实和符号之间相等的东西。上面的设想，是不是一种类似于这一节最后的例子里谈到的情况——

一段 话本 来 意在 讲 一件 事情， 而 某 个人 却 从这 话里 得 到了 对 某个 语词 的 定义， 这也 是 可能 的。〔 边 注： 这里 隐藏 着 一个 严重 的 迷信。〕

这句话，区别判断和定义。在判断中，是从一个思想进到一个断言，在这里面，指出的是句子的真。而在定义里，基于意谓的相等，指出的是语词的意谓。在定义里不谈论句子的真。定义不是一种知觉和断言，不针对真作断言，而要把它看作一个行动，一个赋值行动，把一个已知意谓的表达式的意谓在表示意谓的相等的句子中赋予给待定义的语词。定义作为行动有别于判断，就如同系词be之外的动词所构成的句子的情况。譬如a举起手，b向左拐了个弯，c拿了本书给d。这些句子也可以用‘这是真的’作为谓语，把这个句子看作一个判断。
和 a在b的左边，c比d高，这样的句子看作命题比较起来，上面几个例子不是看作命题，区别在哪里？
命题在于陈述事实，在于对思想的真的断言。而上面几个例子，是一种行动的描述，它关注的不是真，而是对于行动的描述。在这里，重点在于指出一个思想。
但是一旦句子作为描述，就总是存在和事实的符合的问题，存在一个断言的环节。
祈使，命令，不是描述，不是判断。

这里，我想不下去了。

回到原文，
只有凭借一种语言我才能用某种东西意谓某种东西。这清楚地表明，‘意谓’的语法和‘设想某事’之类的表达式的语法并不相似。

这句话怎么理解？
意谓 是对于语言自身的基本功能的指出，而设想某事，是基于这种功能的运用之上展示其内容的。意谓在语言中是逻辑，甚至先于真。因为句子意谓真，真至少还是符号所意谓的内容，但是意谓真是基于意谓的功能为前设的。这样看来，意谓和涵义，是语言使用中最在先的逻辑。
从符号到其意谓的东西，意谓难以谈论。因为意谓是在根本不同的东西之间作出跨越的联系，或映射。图示形式作为事实和句子之间的相等，使得句子和事实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之间基于这种相等得到谈论，建立起映射关系。并且基于这种映射关系使得语言有可能谈论事物。
类似于类之间的项的一一相应，不同的概念之间可以谈论等数。在一个数被指出之前，就可以谈论属于两个概念的数的相等。图示形式的相等，也是如此这般，可以在其内容的指出之先就可以确保一种语言和事实之间逻辑形式的相等。
而在语言里，由于符号之间的逻辑形式是可分析的，所以是可说的。

36
因为 没有 单独 一种 身体 动作 我们 可以 举出 来 称之为 指向 形状（ 例如 相对于 指向 颜色 而言）， 我们 于是 就 说和 这 话 相应 的 是一 种 精神 活动。

38
名称里，‘这’是特殊的。它是不定代词。但是它总是用以指称特定的对象。达成这个目的的条件是，总是辅之以某种世界中的行动：一个指的动作，一个目光的指示，等。通过指的动作来为这不定代词赋予世界中一个空间时间号数的给出。
空间时间的号数，某个对象处于这个位置上。指称的意谓是这个对象，但是通过指的动作赋予不定代词‘这’的，是空间时间的号数，或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目光的朝向。而某物对象则是这个目光的内容的东西。
一个空间时间的号数，还是可以通过语言符号表示的，比如地球上的一切空间号数都可以用经纬度和高度准确表示，所以指的动作总是可以通过这种通过语言符号表示的东西来指出。
但是我们通过说‘这’，并伴随一个指的动作时，我们在通过一个空间时间的号数的给出，把目光带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们通过‘这’意谓的不是一个位置，而是某物对象。而某个位置上存有什么对象，这是全然取决于经验的。在此，我们不能从‘这’和一个指的动作，固然地意谓某物。而只是基于经验情况把不同经验情况下不同的对象带入我们的意识中来，或者说它们基于经验情况意谓某物。就符号和其意谓的联系而言，经验是偶然的。而当我们谈到一个概念词，我们不是偶然地谈到这个概念词意谓的那个概念，而总是在作关于这个概念词意谓的这个概念。一个概念词意谓一个基于定义先于语言的使用就确定下来的概念。

但是在柏拉图这样的名称里，我不需要一个指的动作，不需要目光的指示，凭这个名称，就给出了其要表达的对象。虽然这个对象不是给出一个亲知的直观对象那样潜在地给出其一切事实。给出的是一种必要的知识，比如基于古希腊时代的一个哲学家，它是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学生。在这里发生了a比b高的例子中一样的情况。通过这个句子并没有给出a的高度或b的高度。更加没有给出它们的一个直观，没有给出基于直观可以潜在地给出的种种可能的事实。

从弗雷格开始，就反对把 所有人，一切实体，全部实数，看作对象的合法指称。而是在罗素的语词表达式的方式上来表示普遍性，比如罗素的父亲：实体x，它生了罗素。这是一个主从结构，从句给出了一个概念，而x处于其下。这样，x表示的普遍性就被限定了范围：概念的外延。而句子总是对象处于概念之下，对象不可以是所有人，一切实数的集合，这样本质上属于概念而不意谓对象的东西。对象总是确定的这个某物，那个某物。

回原文
我们会这样下定义么：“ 这叫做‘这个’ ”，或 “这个叫做 ‘这个’ ”？

可见，‘这个’ 作为不定代词，它具有一种涵义，具有一种类似概念词之于概念的固有的涵义。‘这个’总是把注意引到一个指的动作中来，引到一个空间时间号数，然后基于其中经验的东西作为它的意谓。这里，一个空间时间号数和这个位置上的某物之间，是相互独特的两个环节，它们处于一种结合的关系，而不是决定的关系。不能根据前者就思辨地可以推论后者地内容。在此意义上而言，经验的内容是偶然的。这里的偶然基于一种后者并非仅仅受前者所决定而言。一切不相关的因素就其内容而言相互都是偶然的。譬如两个自变元a和b的意谓之间，彼此对于对方是偶然的。
‘这个’作为不定代词，具有‘不定代词’这个概念的内涵。

原文
只有在语言休假的时候，哲学问题才会产生。

语言休假，是什么意思？当说话或使用语言的时候，就总是在谈论语言的意义的东西。语言的这种把我们的意识从符号引入意义的活动，就是语言的天然的工作，或者说我们的使用语言说话/倾听时我们的意识天然地经历的活动：带入我们的意识中的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思想。只有在语言的这种把它领会为思想完全替换掉对于符号自身的意识关注被打断，就是 语言休假 的时候，对于符号的考察才会带入我们的意识里来，并同时把符号和意义作为一组对照带入我们的意识里来。后者就是逻辑哲学论的图示形式逻辑形式得以提出的线索。这就是把语言现象对象化。并进而考察关于这对象的事实——思想，逻辑事实。逻辑是分析命题。

39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在这几节里要抓住‘这个’持续发问呢？
‘这个’是语言的词项逻辑的分析中，最后剩下来的点。概念可以基于定义得到意谓，它先于使用。就是说在综合命题中，概念词的意谓可以先于句子的意谓被指出。
而句子意谓真在语境原则下，弗雷格已经指出了，可以先于名称的意谓被给出来。
这里最后的困难就是名称的意谓的给出。
但是名称意谓一个对象，一个对象是什么意思？通过一个对象被说出的，是‘一个对象’作为一个概念被说出的东西，就如同‘第一实体’作为一个概念所说出来的东西。即使名称是 珠穆朗玛峰，柏拉图 这样的专名，但是通过它们并没有一个关于它们的直观被给予出来——作为对象它们事无巨细的内容被给予出来，或者说直观（感觉）作为质料的东西被给予出来意味着关于它的一切思想作为潜能的东西，被给予出来。
弗雷格在a比b高的例子里清晰地说明了这点。不但a的表象，而且a的高度，在这个句子里都不是通过‘a’这个名称的意谓给予出来的东西。这样的话，‘a’意谓a，给出的只是某物x，它的名为a。至于关于a的一切思想，或者基于作为某种公共知识被把握，比如作为著名事物，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等等思想在指出珠穆朗玛峰时就作为其内涵的东西为我们所知。或者柏拉图这个人作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关于他的一些总所周知的思想，我们就把它们看作柏拉图的内涵的东西了。但是并非关于珠穆朗玛峰和柏拉图的所有真的思想都要看作它们的内涵，确切说是看作通过指出珠穆朗玛峰或柏拉图时就不言自明的关于它们的事实。我们通过思维中的判断，总是在达成思想的进展中真的扩展。潜在的事实还只是未知的知识。只有通过真的断言，我们才推动我们的知识的边界扩展。
就此而言，名称意谓对象，对象在这里还只是一种笼统的或作为概念的或作为逻辑的东西，它对于某物的给出，还只是指出一种存在，却没有关于其直观的和概念把握的内涵在这种存在中被指出来。而我们通过句子，指出的不是其存在，而是关于其存在的实在的内容——事实。

表象在这里还是某种主观的东西，更恰当的是a的直观，但是a在这个谈论里不是直观，那么可以把a的表象理解为不是主观的，而是有其客观性的直观的重现，譬如通过关于直观的回忆。我们在录像的回放时，不会把它看作和录像时的实时情况分别地一个看作主观的一个看作客观的。
直观和回忆的区别，前者更强调实在性的基底，因而直观的经验总是真的。这里有逻辑哲学论里语言对于事实的符合而使得语言表达的思想为真。但是在回忆里，更容易理念或观念先于质料的实在。虽然在直观里也总是有形式或概念先行于实体或对象。但是这里侧重上强弱上确实有区别。那么关于弗雷格的表象，我们就需要区分回忆和想象。回忆具有某种客观性，而想象明确定义为主观的理念的创造活动。

弗雷格在语言分析中排除亲知，或直观的情况。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呢？当他在符号和事实之间谈论图示形式的相等，事实是在符号之外的客观存在么？还是说，事实只是从语言出发的意义的谈论——真的思想。

但是，考虑‘这个’时，一个不定代词，它即使作为概念，也都还是内容上有待指出的，这就表明了一种语言游戏的情况。我们在联系这个不定代词和某物时，这个联系本身作为我们的一个行动，它本质上是一个游戏。对于这个不定代词的使用，有赖于这个前置的游戏规则，或生活世界的东西的领会。

语言的休假，一种结果是语言和事实之间图示形式的相等。语言游戏/生活形式 也是同类的结果。
语言的休假，是指出经验世界中始于经验的关注而落于逻辑的分析。逻辑作为对于经验在分析活动的结果。但是逻辑自身并非即经验，逻辑只是发见出来作为经验的理解的预备的阶梯，就如同概念之于对象的把握。这些阶梯通往经验的理解，作为准备性的东西。

39-45，在谈论名称中的专名和指示代词‘这个’的区别。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对概念，名称的含义和名称的承载者。这里是不是就是弗雷格的语词的涵义和意谓的区分？
维指出指示代词不是名称，原文是这么说的：

45 指示 性的“ 这个” 永远 不能 没有 承担者。 也许 有人 这样 说：“ 只要 有一个 这个，‘ 这个’ 一 词 就有 含义， 无论 这个 是 简单 的 还是 复合 的。”
—— 但这 并不 能使 这个 词 变为 一个 名称。 正相反； 因为 一个 名称 不是 跟着 指示 的 手势 使用 的， 而 只是 通过 这个 手势 来 解释 的。

对于指示代词来说，指的动作是不可或缺的伴随的东西。它们的结合指出了一个承载者。但是一个名称并不需要跟着指示的手势使用。

这里，需要对名称的使用加上时间性么？比如我们现在说到柏拉图，它是古代的人物，关于柏拉图的句子如果置于他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他是存在的，有那么一个承载者。
我们通过名称谈论的承载者都是基于当下存在而言的么？维特根斯坦举例‘诺统’这把剑，它是历史上的一把剑。维只是指出名称不必承载者的在场。但是维没有谈论承载者此时即使不在场，但是是否在空间中另一个位置的存在是否名称使用的条件。
维在此没有谈论想象，虚构的情况。他和弗雷格一样，基于真或事实作出这些谈论。

44 我们 说过， 即使“ 诺 统” 已经 残 碎，“ 诺 统 有 锋利 的 剑 刃” 这句话 仍有 意义。 的 确是 这样， 因为 在这 个 语言 游戏 中， 即使 其 承担者 不 在场， 名称 仍然 被 使 用着。
但我 们 可以 设想 一种 使用 名称（ 即， 使用 我们 也 一 定会 称 其为“ 名称” 的 那些 符号） 的 语言 游戏， 在这里， 唯 当 承担者 在场 才使 用 这些 名称， 从而 这些 名称 就 总是 可以 由 一个 指示 代词 和 指示 的 手势 所 代替。

43
在使用‘含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含义’：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而一个名称的含义有时是由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解释的。

42
从未用于一个工具的名称在那个游戏中也有含义么？
——让我们假定‘X’就是这样一个符号，A把这个符号给予B——连这样的符号都可以吸收到语言游戏中来，而B也许会摇摇头来回答这种符号。
可以把这种情形设想为两人之间的一种玩笑。

这两节，对于含义的思考，接近弗雷格对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分中的前者。涵义是基于语言的给出方式迩来的。可见涵义的一般形式是逻辑——思想·由对象处于概念之下构造。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语言中的用法，就是侧重指出词在语言中逻辑的一般性，而搁置其内涵的经验内容的东西。42的X就是这种例子。

可见，语言游戏作为一种人的创造，自己设定规则的活动，有别于局限于语言2中对于名称的理解活动。在语言2中，对于给出的名称，进行的是相应于事物的活动。并且这个活动并不关注这个相应本身的建立的环节，只是使用或运用这个相应，从而从语言前往事物。维特根斯坦在前面关于我们用一个名字来称呼一个人这件事的可惊叹里，就表示出命名不只是从一个名称联系到一个事物，这是语言活动。但是这种语言使用有赖于这种联系作为逻辑的建立，这个联系的建立是可惊叹的。这就是他的生活形式的环节。是人对于自身活动的逻辑形式的规定。生活形式可以看作不限于语言游戏，而是关于一切游戏。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生活世界中的游戏。而生活世界本身基于人自身的行动设定和领会。这里不是强调绝对的主观性。但是确实难以否定游戏总是基于参与者的自由——同意，接受，或者参与设定游戏规则。只有领会的环节基于一种客观性，如同在知觉的经验那里，虽然主体的知性机能是主观行动，但是经验是客观的。

语言游戏，作为游戏，人可以自己随意地设定规则。也就是生活世界的人自己造就的一面。
对于名称的意谓，或者说承载者，强调的是对象自身，作为客观的方面。而名称作为词其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用法指示一种形式或整体中的位置，是逻辑的。而不是质料上的实指。
弗雷格说句子的含义是思想，它意谓真。句子的含义是思想，说明了含义是一种形式的思想。罗素的指称词组，其含义就是语词表达式中的谓述或概念部分。它指出的是如此这般某物x。但是其意谓一个对象，这个x由概念部分就足以指出一个确定的对象。指称词组的含义进到意谓，是从一个概念进到一个对象，从如此这般某物x进到一个确定的对象。
概念词意谓一个概念，也可以在这里得到理解。如果从含义进到意谓，但是并没有确定的对象基于概念指出，那么，其意谓的就还是一个概念。这样，一个概念词的含义和意谓相等。弗雷格没有说明概念词的涵义。也可以说概念词的涵义是一个概念，而不谈论它的意谓。但是弗雷格以意谓为语言表达的最终的目的，所以不能接受意谓的不作谈论。不然，作为句子成分的概念词不谈论意谓，就难以服务于他的真理理论，对于句子意谓真的讨论。
语词从概念到对象的确定指出，可以看作语言的天然冲动。这里可以这样理解，语言的目的总是在说出什么，表达某种确定的内容。这样就要从考察语言的涵义开始，涵义是基于语言的给出方式而给出的，就是说，它是完全基于语言自身的能力的东西。代词‘这个’的指称，总是有赖于语言之外指的动作，因为指的动作发生在世界中特定的位置或空间时间的号数里，而语言脱离空间时间上的存在，所以指的动作不是语言的，不是语言的构成成分。它们只是对于给出语言的解释。
解释不同于定义，解释是指出既已给出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定义中的被定义者，则是有待下定义的表达式所给出。，在定义活动里，被定义的符号的意义还是空的。它还是一种非存在，或有待存在的东西。
就语言的可说而言，概念是语言的基底。但是语言想要把握的，总是某个事实或某个对象，是经验性的内容。经验总是向语言抛出的作为其运用的目的或对象的东西，它本身在语言之外，却需要语言去对它作出把握。而语言具有的，是概念。
所以，句子的基本结构中对象和概念的划分，并且对象处于概念之下，就是对于向语言给出把握任务的一种承接的体现。如果说我们对于对象，对于一个专名的意谓有所了解，这种了解也是建立在若干基于这个对象的命题上的。而新指出一个句子，总是在于说出关于这个对象的一些新的句子。通过断言指出新的事实。
而句子中名称意谓对象，只是对象作为一个用法，或者这里谈到的是一个对象这样一个逻辑上位置的指出，或者说，这里指出的仅仅是对象的存在，而关于这个对象的一切内容，并没有在这个名称的给出中给予出来。
就此而言，对象是逻辑，而不是某物的给出。观察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中，比如：a是一个聪明的人。如果我不认识a，那么这个句子表达出来的，只是把聪明这个属性赋予给a这个人。如同弗雷格在a比b高的例子指出的，通过句子并没有a或b被给予出来，a的高度或b的高度也没有给予出来。
但是这里a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不是虚构的人物。这样，这个句子就不是一个定义，而是一个断言。如果a的存在还是悬置的，如同福尔摩斯探案时假设的罪犯，事实上一个事件出于人的主观行动还是基于非主观的行动的结果，还是有待验证的。所以，假设的罪犯在这种主观故意的验证之前，只是一个假设。那么，这里的罪犯x就是类似于指称词组的语词表达式中的实体x，从句作为一个概念之于它，不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定义。
这样，句子中对象处于概念之下的结构，对象的内容或内涵就基于句子意谓真而由概念所指出。但是这里的判断和定义是截然划分的么？
一个句子意谓真，这句子作一个判断或断言。其中的对象和概念是分别指出的东西。但是在基于一个意谓真的句子作一种类似语词表达式的指称词组化的变换里，句子基于真可以作这种指称词组化。那么，这个真句子，或断言，就成为一个指向对象的进一步内涵指出的指称了。
因为在断言里，对象只是存在的指出，作为这种存在的指出的东西，它和概念在一个句子里是分别给予出来了。而在把它基于意谓真而看作语词表达式时，这时的对象不再是一个空内容的存在的指出，而是具有内容或内涵的存在的指出。通过表达式中对象作为给予出来的东西，基于其内涵的变化，可以把断言看作语词表达式，进而意谓一个指称词组，意谓一个对象，看作是对于这个对象的内涵的一种定义的活动。

关于对象的存在。
维举‘诺统’的例子。如果我用它表示当下的某物，这个时间的某物，它是一个对象的名称。那么这个对象的存在是名称有意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我用它谈论历史上的一把名剑，那么，名称有意义基于的就不是当下时间它的存在，而是它历史上的存在。
一般事态的句子，‘诺统’是锋利的。就它作为历史上那把剑的谈论而言，它是真的。作为当下事物的谈论时，就是没有意义的。

代词‘这个’，总是和一个指的动作相联系，配合。
代词‘这个’把目光或注意力引向一个指的动作。而指的动作只是指出一个空间时间上的号数，某物对象总是指的动作本身不能给出的。
考虑电脑软件数据读写中的指针。软件对于存储读写分为存储地址的指出和对于这个地址的存储数据的读写。
在一般语言的指称里，名称的功能是透过空间时间号数的规定，直接对于事物的指出。比如通过 柏拉图 这个专名，我就知道它指的是古希腊的那个哲学家，他名为柏拉图。就是说，名称对于事物的命名活动是一个人的主观故意的活动，是一个游戏。这里的主观方面不在于认知环节中的对象方面内容方面的随意性，那是康德的知性，弗雷格的思维的东西。后者是心理学的内容。而这里的主观故意，指的是实践领域上的自由意志。游戏就是在一种实践的行动领域的东西。它还是可以基于客观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将被塑造成什么，却完全有赖于主体的想象力。艺术作品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就材料而言，是客观对象。这本书，这幅画，就其物质层面而言，是客观实在的。但是就其作为艺术品的存在而言，在于其被造就出来的理念。而这理念，总是生命的造物。

命名活动作为一个游戏，其生活形式和其游戏中语言的使用要分开来看。
语言的使用指的是，当‘柏拉图’这个符号向我给予出来，相联系的是柏拉图这个人的若干事实被带入我的意识中来。他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是白人，公民，苏格拉底的弟子，写了理想国，等。也许还有得自一幅插画中的画像的形象被带入意识中来。
但是这由一个符号导致一系列的思想甚至表象被带入一个意识中来，这件事，这个联系的结构，则是生活形式中设定。我们通过这些规则的设定，规定下来了一个游戏规则。这些就是作为游戏活动的语言的使用之先的生活形式的环节，也是语言游戏的规则的设定的环节。这个环节是实践意义上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认知所能处理的活动。比如这里的命名这件事情，最终总是要基于游戏活动的规则自由地随意设定之上。在自由的随意性之上，没有任何行动过程环节的规定性存在，有的只是一种语言活动，谈论事物的需要被提出来，它们作为目的先于人行动的自由。但是归根结底，通过语言活动谈论事物的需要本身，就是基于人的自由才能发生。它不是生理的物质的需要，饥餐渴饮，或者性的感官冲动那样，或者恐惧这类心理需求。后者中，都是一些感官或源于感官的心理现象，它们作为质料或多先于形式向我们给予出来，在这里有一种形式为材料所规定。
比如对于一个圆，我只能把它看作圆。但是这里要区分对象的客观性和主观方面知性机能的行动和创造活动中的自由意志。这个圆是客观，其形式——圆——是客观的。但是我的主观心理或思维活动，把它看作圆，则是一个主观活动。这个活动受到客观对象或客观事实的规定。这也是弗雷格的思维规律所规定了的。在康德那里，知性也是主观的机能活动，但是经验在康德也是客观的。这本书是重的，是客观的。
回到游戏的例子里来。一个游戏本质上不是知觉那样的认知活动，而是一种形式的理念在先的活动，是自由意志的实践。
自由体现在主观行动的环节是一种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指的是理念在先于行动。从而指出可以基于任何理念带来相应的行动。从而把行动环节的根据的东西不是付诸于自身，而是付诸于自身之外的理念。这也为自由指出了对于行动过程的质料环节的规定性这么一个空位。
但是就理念的发生本身，却总还是要基于某种需要或冲动。但是由于理念的发生环节中的种种因素，并非实践环节过程中的种种考虑，它们就得以能够被单独地区分开来看待了。自由意志只是指出理念之于行动在先的规定性，但是并不是说理念本身来源的不再又有自身的根据。
在游戏活动里，设定一种游戏总是基于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未必是物质的目的，譬如分蛋糕的游戏。这反而可以看作游戏活动而非游戏的设定的环节。命名活动中的游戏规则的设定环节的审视，就是在揭示一种生活形式的东西。或者说命名活动的规则的东西，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东西。

回到命名活动。代词和名称之间的区分。
代词本身还不是名称，并且，辅之以指的动作，它只是给出了一个目光的指引，事物还是没有在它们中被给予出来。在这里，事物作为对象或内容，还不是一个指所给出的。它们之间又是一个相互补充的环节。存在于指出来的一个空间时间号数上的东西，才是事物。而指所给出的只是一个空间时间号数，它还不是事物。指出一个位置和指出处于一个位置上的某物，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前者还需要一个直观的亲知。而这时弗雷格的语言分析所反对的。或者说弗雷格讨论的不是这种亲知的情况。在弗雷格那里，没有讨论代词。
当我们要谈论事物时，并不止于符号的涵义。使用弗雷格的涵义和意谓的划分。事物是名称的意谓。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名称的含义和承载者。后者就是弗雷格的意谓。代词通过指的动作，并且配合亲知的直观，它可以指称事物。但是仅仅语言而言，代词只是给出了一个对于直观中的指的指引，它还不是名称。名称是符号和事物间联系的发生。
维特根斯坦进一步区分通过名称表达的含义和承载者。

在40节里，维特根斯坦说明了一个名称没有承载者就说它没有含义，是不对的。就是说，一个名称可以有含义，而没有承载者。从而使得这样一个名称构成的句子还是有意义的。
43指出，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这就接近了弗雷格的涵义的看法：基于语言中的给出方式迩来。
这就是罗素在指称词组的语词表达式中作为概念或谓述的从句。指出的是某物x。而罗素把一个短语看作指称，意谓对象而不是概念，在于这里的x作为概念的外延，是一个单项类。罗素的孩子 这个短语，如果罗素有多个孩子，它就是一个概念词，如果罗素只有一个孩子，它就说一个指称。（如果罗素没有孩子，在罗素看来就这个短语就没有意义。）

在38里，通过反例说明代词作为名词的不满足性，或者说不够条件。
我们会这样下定义么：“ 这叫做‘这个’ ”，或 “这个叫做 ‘这个’ ”？

名称的功能在于通过它能谈论某物。或者说，事物能基于它被带到一个意识中来。而一个符号和某物的相应，基于的是人自身在语言游戏中的规定。正是这种自身规定，使得语言使用是一个游戏。
任何活动都是游戏。基于：任何活动都是人的行动，总是要基于主体的某种规则设定。即使是奴隶，也是处于这么一种设定之下：我的行动要根据或服从某人的指令，即使是无条件的服从。但是我的行动需要无条件服从某人的指令，这本身就说一个设定。而设定的本质在于我可以如此设定，也可以不如此设定——虽然可能带来死亡，但是即使不如此而死亡本身也是一种选择。由此可见，自由是绝对的，设想绝对的不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自由而言，生死都是游戏。而自由则是游戏的最根本的规则——是绝对的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以自由为其没有说出的条件，或者说，生活形式。但是自由作为生活形式是一种形而上的作为一般的游戏的生活形式。（任何活动都是游戏。）但是维特根斯坦谈论语言游戏是在一种经验的态度上，以经验性的关注为其逻辑的关注的谈论。所以，他谈论的语言游戏，总是关乎个别游戏的生活形式的有待指出为条件。

在没有承载者的名称里，也可以设定一种语言游戏。
A先生死了。
维说A先生虽然没有承载者，但是具有含义。而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但是维也承认这是一大类的对于含义的解释，并不是所有情况。
就‘A先生死了’这个例子而言，似乎不能这样解释。
某物至今为止的不存在，和某物曾经存在过但是现在不存在，要区别开来。这个例子里，A先生过去存在，但是现在不存在。所以，不适于说这个名称没有承载者，把它理解为一个X。
这就说41中的一件工具破碎后其名称继续被使用，和42中一个从未用于一个工具的名称在游戏中使用，这两种情况的区分。

在44-45里，维特根斯坦对于名称和代词之间作了一个特定语言游戏（直观亲知，或承载者在场的情况）中 前者补充条件之后与后者 的相等。

44·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带有名词的（即肯定可称为‘名称’的那些符号）语言游戏，在这种语言游戏中，名称只能在它的承担者存在着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此， 这些名称总是可以由一个指示代词和指的手势所代替。

从代词到事物之间，还有一个指的动作的环节。这样，代词——指的动作——事物，就是三个不同的东西。
但是名称和事物的不同，本身也是两个环节。
所以，把代词和一个指的动作的配合，在直观的情况里，可以看作和名称相等的，可以相互代替。

而语言游戏中的生活形式，在名称的例子里，在于设定名称和事物之间的相应。作出的这种设定，才是生活形式的内容。

对于代词，也可以通过其用法来解释。代词不相应于对象，而是指示一个指动作，把意识引入一个指的动作，或者把一个指的动作带入意识中来。而这个指，把事物带入一个意识中来。带入这要基于直观中对象的存在。

在语言的学习里，首先的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习得。这种习得可能是通过给出语音符号和指出事物，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应联系需要通过学习者自身在猜测和试错。
这里，总是要基于一种直接可得的东西。就如同康德的知性作为一种机能不自觉地发生作用而造就经验。在语言游戏里，最后总要基于这么一种东西的活动之上。那么这里是什么呢？
譬如注意力或意识总是把时间上先后发生的东西天然地具有看作一个的冲动。就是说，在语言的习得之中，在领会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符号和对象的相应之先，基于教导者的训练动作——说出一个声音和指出某物——它们之间在重复中总是相联系。指的动作可以不需要说出代词就能起到指称的作用。可见代词只是把意识带入一个指的动作。
而指的动作和指出某物之间，也要基于一种训练。在这里具有的是一种天然的可能性：一个指的动作总是存在一种把不是手指而是顺着指的方向上的某物带入意识里来的可能。而这里一个指的动作是在以给出手指本身为对象或所指的东西为对象，可以通过结果上的否定或肯定来给出判断。这里始终还是有一个猜想和试错的过程。
可见，一个指的动作把一个对象带入意识中来，本身就说语言游戏中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而语音作为符号而不是音乐噪声或任何不承载意义的自然声音，也是生活形式的基础部分。
这些环节都是在训练中可以习得。从而，语言学习中最基础的生活形式的环节得以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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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是一个经验的组成部分。一个数词和一个概念（实体）词的结合构成一个指称词组，它表示一种逻辑的东西。譬如罗素对于a/something的逻辑分析。如果加上一个定冠词 the，就是一个专名。它表示经验的东西。
在这里，作为多的看作一个的东西，是经验中给予出来的。要列一个等式的话，它就是一个专名的意谓。或者说，它等于专名的意谓。数的分析，要基于弗雷格的概念的相等迩来。就是说，对于经验中给予出来的看作一个的多，分析出一个实体概念来，然后基于这个概念，多得以被数数，得到一个数。
弗雷格的概念的相等，是等数。等数指出数的概念，指出等数的东西之间，虽然一个数还没有被给予出来，但是这个数的存在已经被指出来了。基于一种一一相应，存在一个数。虽然这个数的值还没有被给予出来。
弗雷格基于一种摆脱经验性的理由完全基于概念来定义数。但是我们在经验中得到一个数的时候，应用数的概念，在经验中认识到特定的数，却总是基于经验的情况。定义数和使用数是不同的场景。就如同字典里对符号的定义和日常语言里对于符号的使用，某个符号被带入一个意识中来，总是基于经验的根据，两种场景是不同的。
在经验的多中认知到一个数，基于的是首先给出一个实体概念，然后基于这个概念，经
验受到分析，分析为概念和数两个部分。而概念和数的结合，就是经验中看作一个的多 。可见，数是受到经验中给予出来的看作一个的多和概念的同时约束的，它们之间是一个思辨的关系。或者可以参考代数作这么一个等式:
经验（多）=概念·数
也可以说
数=抽掉概念的多（经验），或从多抽掉概念
这里，是不是可以看作一个分析命题：
多即数和概念的结合，比如5苹果，分析为5和苹果。
这里，多可以是一个概念，比如5苹果，也可以是经验的对象，比如这5苹果。后者分析为5这个数和苹果。这样的话，其结合5苹果作为概念是经验的多（这5苹果）的概念部分。

联想能提供出思维的线索。但是谈论要能立得住，就要基于逻辑的思辨。而后者是发散思维。联想和发散思维可以形成一种有益的衔接或共处。要防止的是把不成熟的联想作为观点。

我们不但可以考虑和谈论我们的可欲得东西，这是伦理学；也可以考虑和谈论我们的认知或知识的来由，我们自由意志中作为理念的目的的来由，这是理性；也可以考虑我们通过对象的意识所体验到的，这是审美。
而从欲望直接带来行动，把这种关联或衔接看作必然的，这是一种伦理环节和理性的缺失，它也不是审美的态度所必然地规定下来的。它只能看作一种自由意志的缺失或不存在而带来的行动领域上落于纯然的必然律的支配。

关于人口基数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只有崇尚自由和创造的社会和个体，以自由和创造为理念诉求，才谈得上创造力。无视自由的社会和个体，人再多，就如同一群猪，数量再多也不发生自由现象和创造活动。或者遍地的石头，靠数量的堆积，会产生艺术品么？可以寄希望于计算机的文字游戏产生科学或艺术作品么？不能。也不能寄望于无意识而发生意识的自觉。

一道题：
如果把这个原图拿出来，问题变一下，改为阴影部分面积是否可求，会更有意思，更难。
知道问题的提出本身预设了它的可求，才敢于一根筋抠下去。这相当于额外给出了本来需要自己去确定的环节。
如果不确定既有的特定理论工具可求，那么这种计算投入本身就时时作一个价值权衡。这更接近真实世界中面对未知的情况

对于生活中的个体而言，自由，个性，是基本的法则。人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基于个体的自由意志，人允许各个不同。并且自由法则在表扬这种差异，即个性。
但是在观点的思辨，讨论中，不同的个体之间基于思辨逻辑的共性，他们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系列原则上的共识。这就是不同的人之间的思辨的一般逻辑的相通。不同的人之间总是基于相同的基础的东西上进行辩论。这基础可以是某些事实，也可以是一些逻辑原则或基本的观念，或者维特根斯坦的同一个生活世界的领会。

关于语言的有无意义，以及我们通过语言总是在说出一些东西来。这些东西如果不说，它们就还没有得到指出。
刚好翻到408节，‘我不知道我是否感到疼痛。’——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
因为，这个句子是不可能的。我是否疼痛，我一定或总是知道的。这个句子没有指出一种真的事实。而如果说，我疼，那么这里说出了一个事实，它是有意义的。前者那里，没有指出一个事实，确切说是没有指出一个可能的事实，它没有意义。

爱美之心人皆有 男子娶美人是男子遵从其趋美 女子嫁美男 是女子从其爱美之心
美有感官之美 有性情人格之美 有思想之美
感官之美于人，或者说以人为对象，大抵是一种静观，没有达成交流的风貌。
但是人之以一种感官风貌为美，毕竟不能只满足于此。而性格，人格，思想之美，就生活的总体考量而言每种都能使人满足。但是一个空洞的美人却不能克制人的不满。

离开牵强的游戏，承认生存，但是在生存之外的游戏中没有任何牵强。而进入一种思辨的演绎和进展。这是一种不把自身物化或对象化，保有一种主体的存在游戏。

有意识的存在游戏，其内容的选择取决于人的审美力。在自由选择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审美倾向，风格和成熟程度。审美在自由中特别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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