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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得而复失的湖北巡抚

1. 把保卫长官当作一项制度

靖港小挫，湘潭大胜，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这是曾国藩交出的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但是他没有骄傲，而是马上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于是决定对湘军来一次汰旧换新。

曾国藩明确了“兵在于精而不是在多”，作战首在勇敢，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管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其中包括曾国藩父亲的好友，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葆，都被他给裁列，给赶回家乡了。因此大幅减员，但是曾国藩并不怕，因为他还有奖赏，批准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勇猛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所以湘军人数又迅速恢复万人以上。曾国藩为湘军立下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因此很多人都回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

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曾国藩之所以高明，更在于他“悔生吉”，总结反省失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吃透，明白其付出的代价，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

2. 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命运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休整呢个，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再次出发，攻向湖北。 这次太平天国大败，湘军迅速夺回岳州，然后乘胜追击，夺取城陵矶，接着夺回武昌，马上又领着胜利军夺回武汉这个独特的战略地方。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水师，又迅速夺回武昌城，这次战役，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

曾国藩上书咸丰皇帝捷报，皇帝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后来感叹他看错了人，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但是汉族军机大臣祁寓藻献言给皇帝谗言，说曾国藩恐非国家福也。

3. 曾国藩的敌人

曾国藩与两个人不太合，一个是祁寓藻，另一个是彭蕴章。

祁寓藻资历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皇帝即位时，罢大学士穆彰阿，任用祁寓藻，他的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也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了儒宗。然而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祁氏是一个官场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祁寓藻在官场的生存之道是多种花，少栽刺，尽量不得罪人而多帮助人，上结主意，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祁氏反感曾国藩，一是因曾国藩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与他是两条线。二是因为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中批评的人或现象，多少与他有关。清代的根本政治是两条：一条是“满汉之分”，另一条是“强干弱枝”。

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主张和祁寓藻大同小异。他和祁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足智多谋，虑事多谋，政治风格与祁氏类似，“稳健小心”。

曾国藩湘军大捷后，这些迂腐小人向皇帝谏言，咸丰皇帝本对奏折句句直言也是觉得难受，思来想去，咸丰皇帝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

4. 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

曾国藩接到皇帝的上谕，让他署理湖北巡抚，他内心非常高兴，意味着自己又实权了， 湖北全省可以听他的指挥了， 也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但表面上他还得辞谢一下，以表达自己的志向，并非为己，一心为国。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皇帝已收回成命的上谕。由此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程度之深。湖北巡抚一职给了陶恩培，而陶恩培经常与曾国藩作对。曾国藩不得不深思，强烈地感受到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

此后，咸丰皇帝不仅不给曾国藩官职，还乱指挥。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直白的说是没有战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曾国藩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军事家，曾国藩有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咸丰非常害怕太平军挥师北上，把他取而代之。所以咸丰寝食难安，要专伐根本即是攻打南京，直指根本，再伐枝叶。而曾国藩则恰恰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最后再解决南京。

曾国藩上奏咸丰，提出立即东下的三个困难：

一是从岳州到武昌这一路，必将一场激烈战斗，湘军减员会严重，需要较长时间休息和补充。

二是太平军仍有相当实力，湘军孤军深入，很可能会陷入被包围之中。

三是湘军没有稳固的后方，军饷粮草无法及时供应。

但是咸丰皇帝根本不理曾国藩的上奏，也不理解曾国藩的大计划，要求曾国藩马上率师东下，一鼓作气。因此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