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促进文学自我疗救新方式的形成
前面我们论述过，文学可以实现对疾病痛苦的表达和宣泄，这种功能可以帮助患者抒发心中的积郁，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获得补偿和抚慰的快感，从而使得写作成为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关于文学的疗效是如何发生的，“弗莱认为文学艺术能帮助人构成一种与现实生活相逆反的环境，这有助于传播幻觉感受，促使人们用主观经验去取代客观经验。他作出这一判断的理由，除了来自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以外，还得之于个人的生活经验”295。比如，白朗宁夫人曾因瘫痪而长期缠绵病榻，便在创作中寻求自慰，通过对创造力的促进来克服心理紊乱，知生之困境而参生之价值。再比如弗莱曾说：“我记得母亲曾对我说，她生下我姐姐之后患了重病，并且诱发了精神失常。我外祖父是一位天主教牧师，他找来司哥特的25卷本的威福利（Waverley）系列小说，留给病中的母亲。她通览了这些小说之后，居然大病痊愈。这件事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母亲坚信司哥特的小说就是治愈她的灵丹妙药。当时我假设任何新奇的和引人入胜的内容都同样对病人有益。后来我自己也读了这些小说中的大部分，发现司哥特小说的情节足以构成一种对抗精神失常的力量，母亲的康复便与这种力量有关。于是，我对此就不再感到惊奇了。”296
另外，疾病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具有抚慰性。叶舒宪在《文学治疗的原理和实践》中说：“图书疗法有五种作用：符号游戏的需要，幻想补偿的需要，排解压抑和释放紧张的需要，自我确证的需要，自我陶醉的需要。”他认为：
正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用一系列的故事所建构的幻想世界陶冶了患有精神障碍、陷入杀人狂的境地而不能自拔的国王，彻底改变了他敌视一切女性的客观经验；司哥特的系列小说也使弗莱的母亲逐渐摆脱了心理危机。从这些类似的病例可以看出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古代的巫医的文学治疗方式侧重于咒语诗歌，疗效的发生主要在于激发语言的法术力量；现代的文学治疗方式侧重于叙述性的故事，疗效来源于幻想的转移替代作用。如果我们把新兴的影视传媒看成是文学的技术延伸，承认好莱坞等就是“梦幻工厂”，那么其治疗功效就不容低估。
第二，故事的讲述（即幻想的编织）时间需有相当的长度。弗莱母亲阅读的25卷小说，与《一千零一夜》女主人公持续成百上千个夜晚的讲述，都表明这种幻想的疗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此而言，个人的文学活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同人的精神生态的平衡和健全程度，在特定的范围内应该是成正比例的。
第三，文学和医学一样，其产生和发展曾受制于本民族的传统，但内在的幻想能量却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从而具有跨文化治疗的可能。297
文学批评家弗莱说，最佳词汇按理想排列就能以许多方式对人体产生作用。他还举了自己的母亲在病中读司哥特的小说而痊愈的实证。他自己读了司哥特的小说后，果然发现小说情节能产生一种中和、抵消错乱的力量。传说在意大利的不少药店里，人们发现药盒里装的不是药而是诗歌，并且这些诗歌都标明了不同的适应症。298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指出，跨文化治疗的应用课题对于文学艺术的价值重估提供了这样一种维度，即：过去历史上被长期忽略的、或者被强势文化压抑的，各少数民族和边缘性弱势文化中的民间文学传统作为具有特殊疗效的宝贵文化资源，无疑会有广阔的开发前景。299文学善于对人的非正常心理，对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进行犀利的透视，读者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对号入座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从而缓解了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文学形象不但能深化对于疾病的一般认识从而为病人解忧，而且还能使自己和别人理解人的这种特殊困境，从而获得救助救治。在这个角度上讲，文学与医学、艺术与医术的功能和效用有所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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