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是城邦（polis）生活的产物。所有希腊哲学家毫无例外地都参与作为自主政治单元的城邦。在城墙之内，有专门的地方供人进行哲学讨论和其他重要的思想文化活动。城邦还为政治交流和讨论提供一块公共空间，因此使得在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发生的那种新的政治实践形式成为可能。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府（Lyceum），两者都享有重大的学术自由和自治；这样一些常设的学术机构的发展，就是由此而获得基础的。这样的发展在印度和中国都没有。中国的城市不是一个古希腊意义上的城邦。它不是一个可以与其他国家缔约的自治实体。
中国的城市是中央集权的行政的组成部分。中国文明总的来说是以人类行为规范作为取向，它是一种取向于传统的经书文化，而不是一种公共话语文化。希腊人对思辨的系统的哲学的兴趣，印度人对解放和拯救的兴趣，在这里都没有多少。中国文明更多的是实践的和实用的取向。
中国的哲人们常常出身于“贫寒贵族”之家，他们不得不谋职于庞大帝国朝廷中建立的那些行政机构。许多中国大思想家来自这个阶级。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饱学的文官，已经获得了一个官僚体制的认可（有时甚至是接受了这个体制的教育）——与我们今天的哲学教授相差无几！孔丘或孔夫子就是从这样一种环境中出来的。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佛陀、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年代。孔子自己写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但他思想的核心方面被记录在《论语》这本孔子与他学生的对话（问答）语录集当中了。这些对话的主题是社会伦理问题，其核心是正确的行为。这部著作向我们描绘的孔子，是一位强烈依恋传统的思想家：通过仔细学习传统，个人可以理解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在改良那时混乱的社会秩序的种种努力中，传统也成为一个规范。研习古典文本在孔子学说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主导的态度是适应世界，而不像在印度哲学中那样是逃离世界。
孔子对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没有多少兴趣。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把个人作为关注点。这种态度在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精炼的表达：“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概括正确行为标准的是仁这个概念。孔子用来谈论仁的话，令人想起《圣经》中的登山宝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的学说中，爱邻人的观念常常被称为“恕道”：我们寄希望于别人的，应当成为我们自己对他人的行为的试金石。
孔子关于仁和恕的教导不应该作严格的普遍主义的诠释。他捍卫一种直接的社会等级分类。个人的义务因此是与其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好的生活，在孔子看来，是在“五伦”中实现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每方均有其义务。以下句子是关于君对臣的关系的精辟表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句话还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个理则的运用。在这个语境中，它的意思或许是：作为臣民的个人应该问自己，假如我是君主的话，我希望我的臣民是怎样行动的？如果答案是他们应该臣服，那就意味着这个理则是与传统的上下尊卑关系相一致的。
孔子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哲学。最主要的是他提出了有关人伦关系的有益建议，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智慧学说。他一生中吸引了大批学生。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实用取向的“儒家”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在现代中国，以句子、格言和短文的形式来提出实践哲学，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参见《毛主席语录》）。
孔子的伦理思想被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所发展。他像孔子一样相信人是本性善良的，而这种善可以通过教育而进一步发展。像这个时期的其他许多中国哲学家一样，孟子生活在一些诸侯的朝廷中，在那里他在仁和义这两个主要德行方面给诸侯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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