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

英国退欧，美国修墙，TPP止于襁褓，NAFTA重起波澜。半个世纪来人类贸易自由的脚步，忽然在近两年缓了下来。经济学里备受推崇的自由贸易理论，近来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那自由贸易到底是不是人类商业的终极形态呢？这还要从它的历史说起。

在十七世纪以前，人们对于贸易的认知还非常朴（愚）素（蠢）。当时的人认为，国家财富就是国库里的钱。所以国家应该尽量多的把货物卖到国外，换回金子银子。如此一来，所有的国家都想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为了贸易顺差不惜发动战争，硬是把国际贸易搞的跟卖切糕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美剧《权利的游戏》里的财政大臣被叫做Master of Coin，财政就是金币，可谓颇得深意。

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以一本《国富论》颠覆了旧的认知。他指出，国家的富有并非取决于国库里堆着的钱，而是要看百姓的生活水平，所以进口外国货不一定是坏事。比如一个国家擅于生产手机，另一个国家特别会拍电影，那么手机国与其自己强行拍电影，不如多生产几个手机去换电影看。如此一来，电影国有了好手机用，手机国也有好电影看，国际贸易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两国皆大欢喜，这就是绝对优势理论。

这本《国富论》在重新定义了国家贸易之余，还顺便开天辟地的创造了经济学这门学科。亚当斯密也因此被奉为经济学始祖，经济专业期末考试前拜拜此书，颇有神效。传闻说亚当斯密儿时曾被吉普赛人贩子拐走，差点难返文明社会。经济学专业险些被几个人贩子整没了，打拐迫切，此亦一例。

再后来，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上更进一步，开创了相对优势理论。这就是说，世界上不光有手机国和电影国，还有伊斯国之类毫无特长的选手，他们也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因为，伊斯国虽然干啥啥不行，手机和电影都不及格，他造手机只有20分，但是电影却勉强能拍到59分，那么他最好还是尽量多拍电影，卖给手机国，换回59分的手机。虽然还是很差，但是总比他自己造的好。

因此，在理论上，每个国家都专注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自由贸易就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货轮越大越光荣，关税越低越自由。

二战之后，经济学家进一步推波助澜，呼吁说贸易不仅能创造财富，而且还能带来和平。国家之间有摩擦就是因为贸易不顺畅，反过来生意做得开心就不打仗。秉承着这个理念，各国在战后签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并在后来进化成WTO。再加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日渐开放，人类在21世纪初达到了前所有为的融合，国际化发展到了一个顶点。

各国分工明确，各展所长，确实让全人类的总财富增长了。然而，即便放牛娃放得一手好牛，他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当地主，不必再放牛。阻挡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就是这种不甘。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发达国家擅长科研开发，产品的附加值高，又擅长资本运作，靠投资就能获得收益。高举高打，钱多事少离家近。资源国家以卖资源维持生计，工业产品全靠进口，老天赏饭，勉强度日，难有成就。最惨的是没有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只能靠干脏活累活赚点外快，然后去发达国家买高科技产品。

凭什么呀？我们也不甘心光喝汤，我们也想吃肉啊。如果没有进出口限制，落后国家的工业和科研完全没有起步的机会。如果只是手机电脑之类的产品也就罢了，如果没有自己的军工产业，即便想关门提高关税，出东门而逐狡兔，亦复不能。

不光是后发国家不甘在全球化体系中永远呆在下游，发达国家自己内部也有分化。毕竟，高科技和大资本在美国也不是人人都能有的。自由贸易一开，电影和音乐能卖到全世界，科技公司都在中国和越南设厂，华尔街大鳄的全球资本布局就更不必提了。但是命不好的蓝领工人就会被迫面对穷国工人的竞争。

诚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可是就算是托尼斯塔克也只有一张选票。你是电你是光，四海八荒你最能干，但是你无法对抗民意的不甘。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抵制特朗普声音最大的，就是那些能在全球化中受益的群体。孤立主义一来，高富帅行业都不好过了。

前几天在《公孙龙子》上看到一个故事。楚王在云梦泽打猎时遗失了繁弱弓和忘归箭，侍臣要去寻找，楚王阻止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孔子听到后说：“人遗弓，人得之，何必楚也。”

如果人人都有孔子这样的国际主义精神，自由贸易和英特纳雄耐尔恐怕早已实现。然而，楚弓楚得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

总的来说，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客观上增加了全人类总体的财富，但是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平等，发达国家的领先行业从中受益，而落后国家和传统行业则从中受损。

这样想来，越帅就越喜欢刷脸竟然是标准的经济学思维，我恍然大悟，嘴角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