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玩腻了，再说了，继续玩也不容易，菜鸟姓菜，但也是鸟，何况川总勤奋，如果不求变凤凰，变只小小小小鸟并不难。因此，美媒开始玩别的，他们板凳深，档案室里故事多，唯一问题是如何既叫好又叫座。譬如，继一枪干掉了好莱坞巨擘韦恩斯坦之后，纽时掉转枪口瞄准社会心理学界当红花旦Amy Cuddy背后的“刺客”，果断地开了一枪，名曰：“When the Revolution Came for Amy Cuddy”。
Amy Cuddy自幼学习芭蕾，上大学后曾在科罗拉多芭蕾舞团跑龙套。据说，在普林斯顿做研究生课题期间，每逢聚会她都会随着“The Grateful Dead乐队”的音乐翩翩起舞，而她日后的“刺客”Joseph Simmons正和好友Leif Nelson在一边谈笑风生，吐槽学界某篇新近发表的论文是多么荒唐多么可笑，这是他俩钟意的话题。Cuddy比Simmons大五岁，那时刚做妈妈，Simmons则醉心于垒球，两人是普通朋友，往来并不多。
Amy Cuddy成名于2010年一项有关身体语言方面研究，她与合作者发现：受试者采用跨姿站立或坐着，两脚放在办公桌上，即采用所谓的“Power Pose”，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权威感。不仅如此，她们的研究之所以超越前人、引人注目，在于上述“权威感”不仅是一种“心理感觉”，而在于她们经过实验，通过测量发现，采用“Power Pose”的受试者生理指标也发生了变化，睾酮（testosterone）水平升高，（导致人紧张的）皮质醇（cortisol）水平降低。果真如此，这是行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会造福于人类。略加想象就叫人兴奋不是？只要躲在卫生间隔间里略加演练，出门后手叉在腰上、昂首挺胸一分钟，就可以帮助普通人顺利求职或籍此增加他们的领导力，如此简单又如此完美，何不为也？作为一名心理学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Amy Cuddy说。
“Power Poser”研究由Amy Cuddy——当时她刚到哈佛商学院当老师——和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Dana Carney共同完成，四十多名受试者都是哥大学生。"I remember how happy we were when Dana called me with the results,” Amy Cuddy说，“Everything went in the direction it was supposed to.”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1）实验结果是Dana Carney告诉她的，这说明她很有可能并没有参加实验最后阶段的数据汇总、整理和分析工作；2）实验前她们对实验结果有预期，至少对实验结果的心理趋势部分也就是前述“权威感”，有积极的预期，而实验结果恰恰证实了她们的预期。
事实证明，她们太乐观了，“刺客”在行动。
Cuddy with her adviser, Susan Fiske, at Princeton.
2000年，Amy Cuddy刚去普林斯顿时TED刚上线播出第一条视频，二者的交集出现在十二年之后，相互见证了彼此的“造星”魔力。2010年，“Power Pose”研究结果公布后，Amy Cuddy的同事、业界和媒体无不为之所动。看到CNN和奥普拉杂志的报道，TED决定请她出镜，结果大获成功——Cuddy was commanding; she was also confessional, telegenic, empathetic. 她的形象破空而来，She really wanted the audience members to ace their job interviews, to find confidence in the face of nerves, and she had a plan，亦即有科学证据支撑的终极解决方案——“凹造型”，观众记住了她那仿佛神谕的名言：“Don’t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 fake it till you become it.” 她鼓励观众去与人分享这一重大科学发现，“它一定能显著地改变他们的人生，” 她说。
大约有4300万人（次）收看了Amy Cuddy在TED的演讲视频，它的题目是：Your Body Language Shapes Who You Are，其收视率在TED历史上排第二位。
经过TED巨大的网络放大效应，Amy Cuddy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万人追逐的演讲人，颇具名流色彩（a quasi celebrity），她据此写成的“Presence”一书是2015年的畅销书。
The power pose became the sun salutation for the professional woman on the cusp of leaning in. Countless hopefuls, male and female, locked themselves in bathroom stalls before job interviews to make victory V’s with their arms; media trainers had their speakers dutifully practice the pose before approaching the stage. Cuddy has gone on to give talks on power and the body (including power posing) and stereotyping to women’s groups in Australia, at youth homeless shelters, to skin-care workers by the thousands, to employees at Target and agents at State Farm Insurance. Cuddy’s fans approach her in airports, on ski slopes in Telluride,in long lines after her talks, to hug or to thank her, filled with their own power-posing stories— sharing how bold body language helped them get their jobs or win some match or confront a bully at work.
Amy Cuddy红了。作为普通工人阶级的后代（原文作者用语），要说她没有那么一丁点“得意忘形”那是不可能的。大学二年级结束后，暑假里的一天，Amy Cuddy和朋友驾车外出，她在后座睡觉，朋友开车，开着开着睡着了，出了车祸，Amy Cuddy头部受了重伤。事故发生后一段时间她连简单的购物都不会，医生也担心她无法完成学业。她花了四年时间重返校园，朋友说她变了，与以前的她判若两人，而她说压根不记得自己以前什么样。大学毕业后她在马萨诸塞大学读研，期间跟随Susan Fiske在普林斯顿做研究。她告诉老师，很担心受伤后“that her brain simply could not function at a high-enough level to power her through the program.”这段经历为 Amy Cuddy后来的“大红”加了一抹“紫色”，愈发叫人浮想联翩。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为吸引听众爆料，对个人形象有意无意进行渲染，为后来的“网络攻击者”提供了“黑材料”。
在Amy Cuddy沐浴着荧光灯，享受成功人士花团锦簇的生活之时，Simmons和Nelson却在将质疑学界的研究结果这一研究生期间共同发展起来的业余爱好逐步变成他们的“日常主业”。名不见经传的Simmons——他“ had an unusual interest in statistics, the way its airtight logic could neatly prove, or disprove, the worth of an extravagant idea. ” Simmons一直呆在普林斯顿完成博士后研究，随后辗转取得沃顿教职。他和Nelson一直保持联系并经其介绍认识了行为科学研究者Uri Simonsohn，三人志同道合，成为社会心理学（行为心理学）领域里的打假先锋。尤其到了后期，因为两人都在沃顿任教，Simmons和Simonsohn共同开设了一个博客账号“Data Colada”，通过它发布“造假判决书”。某心理学家说，收到该博客团队的邮件仿佛遭遇寅夜敲门的警察，让人惶恐不安。
经过个案研究和深入讨论，Simmons他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荒唐结论，是因为学者所采用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方法存在问题。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months of conference calls and computer simulations, the three researchers eventually determined that the enemy of science — subjectivity — had burrowed its way into the field’s methodology more deeply than had been recognized.
这就是说研究者在进行数据取舍时不得不依靠个人的主观判断，但这种主观性必然会导致人为消除“实验噪音”——即那些结果与预想或预设有差异的数据——以强化与预设相关的数据。一直以来，学界并不认为这种“补锅匠”的做法有问题。2011年，Simmons他们三人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心理学研究中的假阳性问题”（False-Positive Psychology）；最近，Simmons在对个案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又写了一篇论文，再次重申：大家都知道过去的方法不对，有错，但属于乱穿马路，不是性质问题，我要说不，不是这样的，过去的方法就像在抢银行……。简言而之，Simmons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研究不是在删繁就简，而是在削足适履，是在P-hacking，目的是降低P值（P-value）。一般来说，如原假设为真，P值很小，业界的共识是不会高于5%，即意外结果出现的概率不高于5%。
2012年，在圣地亚哥召开的一次有众多社会心理学家参加的学术会议上，Simmons他们的论文及后续补充陈述打响震惊业界的第一枪，宣布了方法论革命的到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坐在前排的心理学家Norbert Schwarz不顾社交礼仪，违反会议纪律，对正在台上发言的Simonsohn提出抗议，当时他正在介绍何为P-curve，这是一种鉴别论文数据是否有效的简易方法。会后，Schwarz向业内5000名协会成员群发了一封公开信，解释他“咆哮公堂”的原因。Simonsohn非常生气，他发邮件给Schwarz，要求聊一聊，厘清各自的立场，求同存异，然后发一份共同声明。Schwarz说好，但说需要时间准备。等了三周，Simonsohn失去耐心，他在个人网站上公布了二人往来的一部分邮件，并在一份群发给心理协会所有成员的邮件中直斥Schwarz自己就存在数据操纵（P-hacking）行为。意气用事损坏了应有的学术讨论气氛，二人都失范了。是次交锋对业界冲击极大。
在此之后，质疑前辈定论成为社会心理学界的显学，一个证伪实验的时代悄然来临，其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是：Across disciplines, a basic scientific principle is that multiple teams should independently verify a result before it is accepted as true. （任何无关第三方的重复实验结果应与历史结论吻合，否则，历史结论未必为真。）
Brain Nosek成立了一个项目组，名曰“再现性实验工程”（Reproducibility Project，现更名为the Center for Open Science），就社会心理学历史上100篇重要论文所涉内容进行重复性实验，以验证其结论的真伪。他说，“The paper shone a light on how easily things could go wrong.”
曾几何时，人们普遍尊重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及其作者，即便后续研究者的结论与前辈的有差异，人们也倾向于认为那是实验（室）条件的差异带来的， 加上专业期刊喜新厌旧，不愿炒剩饭，以及按那个年代的习俗，打人不打脸，挑错可以，让人难堪不可以，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对验证性实验兴趣不大。然而，2012年之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生态发生了“不可逆变异”，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下的少壮派开始热衷“打假”，以挑前辈的错为乐， “And politeness was no longer a priority.” 索要实验数据的邮件满天飞，发表在个人博客里的质疑文章越来越多——文责自负，个人博客虽说没有专业期刊权威，但信息量（含八卦）和传播效率非传统媒体可比肩。西北大学社会心理学家Eli Finkel说，“That was unheard-of (before). Now it was happening all the time.”
有质疑就有反质疑，出于人类的本能（混杂着自卫等各种情绪），即使身为社会心理学家，当自己被质疑、被责难甚至被谴责，就差被人指着鼻子骂“你这个骗子”的时候，他们也与常人一样，怀疑质疑者的动机，明里暗里觉得这些后辈不懂礼貌，心怀嫉妒，蹭热点。但是，随着专业期刊也开始陆续刊登质疑一族有关重复实验失败的论文，传统堡垒开始崩塌。例如，鉴于比利时心理学家Stéphane Doyen的论文——Behavioral Priming: It’s All in the Mind; but Whose Mind?”——掀起了对经典“启动效应”研究的论战，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niel Kahneman——畅销书“Thinking Fast and Slow”的作者——给相关研究者写了一封信，提醒他们转变态度并告诫他们：“To deal effectively with the doubts, you should acknowledge their existence and confront them straight on.”
但不管怎么说，质疑者日渐变成他们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即维护科学正统的“骑士”，— who could argue with better science? 这个大动机无法质疑。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ay Van Bavel的一项研究被宣布无法复制，他在推特上回应说，哎，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必须得接受验证性实验是科学实验的必然组成部分，但是被人验证的过程，哪怕对方遵守科学规范，不出格，真的很痛苦：
It is terrifying, even if it’s fair and within normal scientific bounds. Because of social media and how it travels — you get pile-ons when the critique comes out, and 50 people share it in the view of thousands. That’s horrifying for anyone who’s critiqued, even if it’s legitimate.
前面提到的西北大学心理学家Eli Finkel说：自己也是过了很多年才认可“证伪实验运动”的重要性，反复验证这事本应由当事人自己完成，可咱们没做好，改革派只好撸起袖子“替天行道”，为我们擦屁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Simmons他们引燃的方法论革命之火烧到了Amy Cuddy身上，其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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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恰在第二次结婚的头一天， Amy Cuddy收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苏黎世大学34岁的经济学者Eva Ranehill宣布，经其验证，Amy Cuddy赖以成名的“2010年凹造型实验”结果不成立。不同实验多少有差异，再加上Ranehill只是否定了“2010年试验”生理部分的结论，指受试者的睾酮和皮质醇水平没有变化，没有否定原实验对行为人情感方面的积极作用，所以，Amy Cuddy当时并没太当一回事。而且，她感觉测试实验的受试者“凹造型”时间长达6分钟，这个时间比原实验多了4分钟，这会让受试者很不舒服，可能是实验结果无法复制的原因。凹造型时间太长未必是好事儿，她说，“I guess under the theory that more is better? But it could go the other way — three minutes is a really, really long time to be holding a pose like that. It seems likely to me that it would be really uncomfortable, but sure, study it, and let’s see.” 另外，她期望有人能在后续的验证实验中证实“凹造型理论”在其它方面——诸如冒险、竞争和求职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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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Cuddy的合作者Carney当时已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与“刺客三人组”的Nelson在一个系。 Eva Ranehill他们的验证失败结果公布后，她俩开始按最新的P-curve方法校核当年的数据并写了一篇回复质疑的论文。Carney请Nelson提意见，Nelson认为Simmons和Simonsohn比他更专业，将论文转给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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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论文后，Simmons写了一封邮件给Carney，措辞得体，但指出文中的P-curve图形有问题。他和Simonsohn分别据实验数据绘制的图形和她论文中的图形不一样，他们得到的图形要平缓一些（flat）。有效证据对应的P-curve图形应存在明显的峰值并向右倾斜、衰减。因此他觉得与之对应的文献说服力不足。不过，在邮件中，Simmons确实提到论文的“观点有益”（useful），值得探讨”。这就是后来Amy Cuddy认为她被“设计”（set-up）了的原由。Simmons建议她们在论文中去掉P-curve，这也让Amy Cuddy产生误解，以为Simmons自己对P-curve的效用也不是那么肯定。最终她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删除了文章中的P-curve，发表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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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论文发表后几个星期，Cuddy无意中知道Simmons和Simonsohun两人正在就此写一篇博文，会发表在“打假平台” Data Colada博客里。伊利诺大学法学教授Kenworthey Bilz是Cuddy和Simmons的共同朋友，他安慰Cuddy，说，他说他的，你说你的，一来一往，over。他还不至于把你像“海报女郎”（the poster girl）一样挂出来“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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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Amy Cuddy在波士顿办公室收到了Simmons他们的邮件，附件为博客文稿，内容是对Carney澄清论文的批评，包括对“2010凹造型实验”本身的否定， 他们请她发表意见。批驳文章未具体涉及凹造型对当事人情感方面的积极作用，只在脚注里提了一下，但Simmons他们认为它不过是受试者在特殊语境下的“配合演出效应”（demand effect），这个心理学术语的意思是受试者知道测试的目的后会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以满足实验的要求（demand characteristics refers to an experimental artifact where participants form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eriment's purpose and subconsciously change their behavior to fit that interpretation.），因此，所谓的积极作用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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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Cuddy退而求其次，一时之间，关于“凹造型理论”她只想保住最起码的情感方面的积极效应，她自忖2010年的实验是严谨的，“配合演出效应”很小。她回复Simmons他们，说稍后她会写一个详细的回应。说是这样说，Simmons他们的博客题目是： “Reassessing the Evidence Behind the Most Popular TED Talk”，配图是“ Wonder Woman ”，这让Amy Cuddy甚为不快，认为这有些对人不对事，有人身攻击的色彩。
Simmons博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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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网络效应比象牙塔里的期刊传播速度、幅度和深度要大许多倍。Simmons和Simonsohn的博客挂在网上后，传阅者众，Amy Cuddy的知名度使之进一步发酵。她收到许多“慰问电”，好像她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不久于人世一样，随之而来的是揶揄、讥讽、恶评；许多人相信一个撒过谎的人不会只撒一次谎，于是，有人开始翻查她其它方面的工作成果。然而，重压之下，Amy Cuddy的回应并不够好，干巴巴的，只是说她不同意Simmons他们的说法，“凹造型”是个重要课题，期望有更多研究还其本来面目。Carney私下对Cuddy说，要不了几个月这事一定以咱们的“胜利”而告终，“凹造型”毕竟有效，这是事实，一定有人会证明这一点。请注意Carney这时的态度。另外，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凹造型理论”的发现者，她俩不去进一步核对数据，不亲自去做验证实验，等着天上掉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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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等待得到是更加致命的一击；人类历史诸多事例足以证明——比如说武昌起义之于清朝的灭亡等——致命的一击往往与事件本身的时空联系并不紧密。Data Colada博客上关于Amy Cuddy的帖子引起了另一知名博客Andrew Gelman注意。他是一位网络大V，粉丝众多，本职为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及政治学教授，whose interest in Cuddy’s work would prove durable, exacting and possibly career-changing for Cuddy. 他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数学和物理，后来转为研究统计学，他并不认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数据造假恶习比生物学及经济学领域更严重，但是随着媒体热衷于欢呼和鼓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发现（包括哈佛商学院等开始延聘社会心理学家做导师，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近年来他开始关注该领域的动态。他的博客影响力较大，其读者很享受向倒霉鬼扔石块的过程并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Simmons和Simonsohn批驳“凹造型效应”的帖子发出四个月后，他与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发到著名的网络杂志Slate上，直斥Cuddy和Carney她们2010年的凹造型实验是“小报饲料”（tabloid fodder）。Amy Cuddy对各界质疑和指责一概视若罔闻，继续在四处兜售“凹造型效应”和她的书籍，这让Andrew Gelman十分恼火。在那以后， 好比方舟子看到“韩寒” ，Cuddy’s name, far from the only one he repeatedly invoked, became a go-to synecdoche for faulty science writ large. 见到Amy Cuddy的消息，他必发出嘘声，诸如：嗨，你们请她去演讲啊，为什么不连学术大骗子Diederik Stapel一起请呢？他的粉丝也加入群嘲，虽然他没鼓励他们这么做，但他并未加以引导和约束。2016年7月，有人跟贴，说Amy Cuddy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早年的车祸，脑子坏塌了。Gelman回复说："A head injury hardly seem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ese mistakes,” pointing out that her adviser, Fiske, whom he has also criticized, had no such injury but made similar errors. 对Andrew Gelman的行为动机，Amy Cuddy很不理解，她说，与其在博客上敲键盘骂人，不如来参加学术会议或召集研讨会，切实帮我们搞清楚这些问题。纽时这篇长文的作者Susan Dominus也问过Gelman，问他是否愿意与Cuddy见面，消除（hash out）彼此间的误会。Andrew Gelman答非所问，说，我不喜欢人际冲突。经过Andrew Gelman及其粉丝一段时间“抹黑”，Amy Cuddy的境遇有如过街老鼠，不说大众，业内也无人敢为其张目，例如， 有位心理学家的研究生问她是否是Amy Cuddy的朋友，她说是。她的研究生（女）反问：为什么要和她做朋友？ 究其实，致使Amy Cuddy“蒙难又蒙羞”的原因有二：1）嫉妒（参见下一段），乐见其“亡”；2）怕招来“刺客”——学者不是不明白自己的屁股上也许有屎。
Two tenured psychology professors at Ivy League universities acknowledged to me that they would have publicly defended some of Cuddy’s positions were they not worried about making themselves targets on Data Colada and elsewhere. （两位藤校教授告诉纽时记者，说要不是害怕自己成为刺客的下一个目标，他们也许会出来帮Amy Cuddy讲两句话。）
- 最后一枪终于来了。2016年9月24日，Andrew Gelman又发了一篇博客，这次他将目标指向Dana Carney，以替天行道的姿态设问：“When people screw up or cheat in their research, what do their collaborators say?” 9月26日，一大早，Amy Cuddy收到朋友的短信，让她上网。她心惊胆颤打开电脑，赫然发现Carney在个人网站贴出的声明：“I do not believe that ‘power pose’ effects are real,” she said. Not only had she stopped studying power poses, “I discourage others from studying power poses.” 不仅如此，关于2010年那篇她们合写的论文，关于实验方法，她列出来一系列疑虑，这些东西Amy Cuddy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只是在数月前的一封邮件中Carney曾明确告诉过Cuddy，说实验数据说明性不强（flimsy），样本太小（tiny），凹造型效应恐不成立。Dana Carney毅然决然与她划清界限实现毫无征兆，关于纽时的这篇报道她也拒绝评议，她的同事、三刺客之一的Nelson说，关于凹造型，Carney一点好处没捞到，差评摊上一堆。他还说，毫无疑问，出场费、听众的积极响应以及粉丝的眼泪倒是让Cuddy自己对凹造型效应深信不疑。对于Dana Carney的举措，学界的反应多为正面，很多人夸她诚实、勇敢。Amy Cuddy则认为她之“断舍离”无厘头。三刺客之一的Simonsohn虽然支持Carney的行为，但他说：她的做法有点不科学。做错了承认错误是对的，但不能因为自己做错了就（无理由）否定某件事压根不存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舍弃错误的研究方法，重新回到起点。Amy Cuddy写了一个长篇回应刊发在纽时杂志上，随后就“消失了”。她不接听电话，不上网，吃不下东西；她身高165，体重掉到不足91斤。
但是不到二个星期，Amy Cuddy就搭机前往拉斯维加斯，那里有一万人在等着听她演讲，虽然她很虚弱，a tiny woman on a giant stage, taking up space, making herself big, feeling the relief of feeling powerful.
Amy Cuddy的遭遇引发了学界对网络时代的科学研究、对学术结论的质疑以及对女性科研人员的看法等诸多方面的反思。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家Alison Ledgerwood在其博客中写道：如果社交媒体上的专业对话充满敌意，女性很可能会被迫抽身而去。因为有研究显示，与男性相比，在社交媒体上参与专业问题讨论的女性本来就要少一些。前述被打假成功，知道“刺客”厉害的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ay Van Bavel认为：实验方法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这样做代价太大。见到有人在公开论坛上批评你的朋友，或看到他们受折磨，都会让人心生怨念，然后冤冤相报。这样做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不好。脸书上、推特上、博客网站上，Amy都是一些人嘲弄和攻讦的对象，在科学界我从未没见过这等奇观，从未见有谁被这样公开羞辱。
Jay Van Bavel这话未免太书生意气，也矫情，忽视了Amy Cuddy也许存在有意无意“欺世盗名”、误导公众的一面，不如最早从事验证实验的Brian Nosek以及三刺客之一的Leif Nelson的说法更有启发和有建设性。Brian Nosek说：科学不是追求一致意见，凹造型效应的正方和反方都有权说话。Leif Nelson则说：
人们都珍惜自己的发现，你可能会维护或捍卫任何东西，不独心理学领域，其它科学领域也都是这样。虽然2010年的论文是一堆胡说八道（nonsense），但我认为Cuddy是个严肃的心理学家。她和大多数人一样，也会维护她的说法，对此我毫不意外。*
关于凹造型效应，Amy Cuddy正在准备一篇新的文章，其要点如下：
- 新的实验证明凹造型不会引起荷尔蒙水平的变化，Amy Cuddy认可这个结论；
- 11项新的研究表明凹造型也不会使人的行为更加勇敢、更敢于参与竞争等，但Amy Cuddy仍然认为凹造型能够有效地在这些方面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 Amy Cuddy坚称凹造型可以使人们产生积极的情感（力量），可以提升他们的自我评价，改善他们的情感和情绪。
“When the Revolution Came for Amy Cuddy”一文的作者约见过Simmons，想搞清楚为什么他先开始写给Cuddy和Carney的邮件并未明确地否定她们的研究，然而在后来的博客中却一棍子把她们打死。Simmons在手机上翻找当时的邮件，脸上挂着痛苦的表情，回答说："This may be a big misunderstanding about — that email is too polite.” 我对Cuddy没有恶意，Simmons说，当年我们处得不错，只是，嗯，发出那篇博客我就知道她……。Simmons没说完这个句子，记者知道他没有说出来的三个词是：the poster girl。Simmons接着说，其实，2010年她们的那个实验不算特别过分糟糕，毕竟那个时候还没人考虑过实验方法本身的问题。
当然，意识到邮件内容和博客内容的巨大反差之后，Joseph Simmons无法保持淡定。就为人而言，他们这样做对Cuddy和Carney有失公平，是否阻止得了是另一回事，够哥们肯定应该阻止Carney发表论文。Simmons不仅没有明言劝阻她们放弃那篇论文，还以其为靶子对着它狠狠地扎了一刀，这样做确实不够光明磊落。是啊，Simmons说，当时我真应该给Amy打一个电话。
不过，Amy Cuddy好像已经从这次挫败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她正在酝酿一本新书，名字也想好了，她对记者说，就叫“Bullies, Bystanders and Bravehearts” （霸凌、围观和勇敢的心）。她会继续做她自己， "She is a good talker, people would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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