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唯物主义辩证法，必以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批判唯心主义的世界本源以及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而阳明先生的天理观确实是于心问道且永恒不变的。不过，这无碍于今人批判继承圣人的心学，以求取足以指导当代生产生活的理论思想，恰似往昔马克思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
《传习录》主体便是教一个致良知。他的良知，即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于主客观的认识主体，是向心求取本我与自我的平衡，是恶欲与心理的对立，是善欲与心理的统一。诚如孟子所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耳目口体之欲能害于己，是心术不正，是仁义未求。若是从心底里恪守原则，处世合乎事物的真理，即耳得之声为正声，目遇之色为正色，口尝之味为正味，体动之行为正行。正则安己，是谓为己，视为克己，实为成己。虽只是局限于道德认知层面的对立统一，但不妨拓展这个思路，将欲与理上升到事物认知的层面，合乎真理的欲即是人心之所向。不得不说，独爱王阳明先生对成学的比喻，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凡事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道理，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待量变足够了，远远观之，才见一树枝繁叶茂，才见得一副春华秋实。王阳明的心学发展本就是螺旋上升的过程，是否定之否定的体现，是扬弃着发展的，从先秦孔孟，到二程儒学，再到朱熹理学，九渊心学，王阳明的思想中处处展现着前人的光辉，也毫不留情地批判着前人的思想。至于王阳明的思想虽显得过于奉孔孟之道为圭臬，可实际所悟之理与先人几分相似，又有谁知呢？文言，本就言有尽而意无穷，昭而不道，辩而不及，人人观之皆有所得。
人人观之皆有所得正是王阳明思想中最大价值。愚以为先生道尽的是“简易广大”，是一言以蔽圣学之妙。万物之始，大道至简，圣人行于世，便是行大道。大道通达事物至理，虽未必是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但必是行坐起卧之处处处哲理，人人可得而观之，人人可观而笑之，人人可信而行之。总有人（嵇康）说孔孟之后，大道被分割、割裂了。我倒是觉得无妨。透彻精湛的大道，能反作用于现实，指导事物发展，是一件好事。翰林学士悟到的叫道，乡野农夫的悟到的就不能叫道了吗？在我看来，无非是方法论，是基于所见所想抽象出的底层逻辑，是接近真理的思考与所得。不如说所有人都未达到大道（绝对真理），但每个人都有可能悟的出能指导自己周身生产实践的道（相对真理），大道与其说是被分割，不如说是全人类的小道才能汇集成大道，即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汇集的辩证关系。诚如毛主席在批判人们神秘化马克思主义时所言，“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谈到毛主席，一路走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谈及的一个重点，实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听起来很像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王阳明这里，知和行是一个功夫，是客体顺应于主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东西。虽然都是注重实践，但马学认为实践在知之前。毕竟一个是从前人经典入手认识个人道德准则，一个是从未知之好奇开始认知事物本质，前者基于忠孝礼义，早已经过无数朝代无数子民的身体力行，是一种社会文化。同时，这也正是我认为马克思与王阳明最大的区别。王阳明一直追逐圣道，那么圣人是什么？在王阳明这里，圣人为了苍生奔走，以大道解众生之惑，为芸芸带来太平安居世道之人。但人的精力有限，无论如何，想要做到表里精粗无不到，太难，所以讲求一个精一的功夫。从始至终，心学是一个人的功夫，是想以一己的肩膀扛起人间的炎凉，是士官的功夫，仰仗当权者去明悟，去俯首甘为天下牛。马克思，不一样，他发掘了历史创造者的真相，他将社会全体劳动力量视为一个推动人类进步的整体。一个人一生或许只能精于一，但人类社会有千万个精一，全体劳动人民的智慧，就比肩甚至超越所谓的圣贤。纵是王阳明的心学厉害如斯，终是被一个时代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所局限了。
如前所言，马克思扬弃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如今我也批判继承陆王心学，感悟了一番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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