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2012.6.17父亲节

  一直想写一写我的父亲，却不知道该怎么写，从何写起。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一辈子谨小慎微，辛勤工作，敬业奉公，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从未对谁发过牢骚，讲过怪话。

    对父亲的往事印象最深刻的，大多是文革中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1963年，我读小学一年级，和几个小伙伴放学后常在一中的校园里玩耍，那时候觉得学校校园大的不得了(其实只有几十亩地大小)，比我们小学大多了，到处有可以玩的地方，有单杠、双杠、爬绳、转秋、娱乐室下棋等，我们一伙教师子弟就到处疯跑，还可以去图书馆借书看，那是一段比较好的日子。有一天，在一处僻静处，看见父亲带着面纱护罩在冬日的阳光下检查蜜蜂，我蹲在一旁看了老半天。这些蜜蜂都是意大利蜂种，挺名贵的，是父亲从爷爷那里要来，免费赠送给学校做生物教学用的，父亲就义务承担起饲养照看蜜蜂任务，不管春夏秋冬，定期检查，发现情况立即处置，父亲义务做这些事，不声不响，专心致志，安详静谧，悉心地照料，几年如一日，后来，两箱蜂发展到十几箱，颇有规模，那些蜜蜂成了学校里一道特殊的风景，经常吸引一些高中生像蜜蜂似的围着父亲问这问那。但是，很不幸的是，文革开始后，这些蜜蜂也惨遭厄运，不知去向。

    1966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文革开始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将矛头直接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最高学府内被煽动起来的学生对他们的老师率先冲击，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最先受到揭发批判，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都是学生声讨教他们的老师的罪状的：什么XX老师有反动言论，XX老师骂过学生，XX老师看不起学生，XX老师批评学生时揪过学生的耳朵等等……。那些被批判的老师们，每天低着头，拿着笔记本，站在打字报前，认真记下“小将”们揭发出自己的“劣行”，并要写检查，在一些学生的专门场合宣读自己的检讨。后来，运动越来越升级，有些老师开始被批斗、被带上高帽子“游街”，我的父亲也未能幸免，被游街、被集中一起受约束，但当时我在城里的西门小学读书，和母亲住在一起，父亲被游街的场景没有亲眼目睹过，是从母亲的嘴里偶尔发出的几个字里后来才慢慢意识到的。

    有一次，母亲让我悄悄地去D.M一中给父亲送过一次月饼和一封信，我才感觉到父亲的处境不是太好——母亲让我去做信使显然是父亲已经没有正常的自由了。我顺利的找到了父亲的住处，父亲在集体宿舍里正午休，我走到他床边，无声地将月饼和信掏出来给他，然后无声地离开了，当时房间内有几个老师正在午休，父亲一句话都没说，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我悄然出来后，倒也没有看到有监视他们的人。

    多年以后，我考上师范院校，同宿舍一个老三届的定陶的学生说起他曾在我们那所高中读过书(使我怀疑他的正是这一点，他明知我是那里来的，而我父亲又是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说他曾在那里读过书，还是偶然说出来的)，按年龄推算，正好应是文革开始的那一届，我问他关于文革开始时他们是否冲击过老师，是否写过老师的大字报，他支支吾吾搪塞，凭我对他人品的识认，认定这个人肯定参加过冲击老师的运动，内心里就对他十分厌恶，再不愿和他多交往。

    记得是66年的下半年，我们小学组织参加农活劳动，傍晚回到西门小学，老远就看到我们住的那间屋子门上贴了一张长长的白封条，我从没见过这些东西，但上面的字我已经可以认识，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红卫兵“小将”来抄家，并封门。揭下封条进屋一看，房间里的东西全都动了地方，听妈妈喃喃说，一架收音机被拿走了，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被拿走不知道。妈妈的脸色非常难看，晚饭没有吃，一句话没说，一夜没睡(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我们兄妹三人吓得不敢出声。自那个时候起，我的家庭开始受到“文革”长达近十年的“洗礼”，风雨飘摇，动荡不宁……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没多久，应该是1968年冬天，父亲就被发配到一个乡下中学教书，当时很多老师都被下放农村学校，我和母亲也回到了黄河畔外婆家的一个到处是不毛盐碱地的荒凉小村，开始了三年真正的农村生活。父亲每到星期天，就骑一辆金鹿自行车赶30多里路到黄寨和我们相聚一次，一直到1971年，我们全家迁到父亲所在中学的乡镇，一家人才又团聚在一起。

    那时候，政治环境还是很恶劣，爷爷奶奶在老家受尽屈辱，父亲也束手无策，只是忍辱负重地工作。有时候爷爷偶尔来一次向父亲要些钱，也都是匆匆来，匆匆去，从来没有在我们家过过夜(后来文革结束，爷爷专门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心里多么高兴)。那时爷爷已是70多岁的老人，每次往来都是步行，一天要往返走上140余里路和父亲见上一面，有时候在窗子里能够看到我在校园里行走或是玩耍，爷爷就很高兴。父亲从来不对我说爷爷来过，只是那次爷爷看见我后高兴的样子，想必深深刺激了父亲，他和我说起来，却给我心里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痕。

    1974年，我在父亲供职的农村中学毕业，当时的我是不能考大学的，更没有资格被“推荐”，必须下乡劳动，我从那一年起真正的离开了家，到一个县里的专门收容知识青年的农场劳动。两年后，1976年，我被招工安排到了县城的物资局。又过了两年，1978年，父母才从农村中学调回县城，父亲仍回县一中教书，母亲进了县实验小学。也是1978年，我终于有机会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读了两年回来，1980年也进了一中当老师，父亲于1988年开始职称改革时办理了退休。

    近些年来，总是会在脑海里萦绕父亲的形象，为父亲感慨。父亲的一生，经历太多了，生逢乱世，少年时颠沛流离，刚刚稳定一点，又逢“文革”动荡，在那个年月里，为保家人平安，只有低调做人，默默工作。我慢慢悟到，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间，历年的历次运动中，父亲的内心里隐忍了多少痛苦，承受了多少精神磨难，需要多么坚强的内心力量来委曲求全，我的父亲是平凡而伟大的。

    父亲一生才是真正的淡泊名利，从不与人争荣誉，一生安守贫困，小心谨慎。父亲就是这样低眉垂首，兢兢业业的一步一步走进了他生命的夕阳里。父亲已经八十多岁，八十多年的沉重岁月把父亲雕塑成了一个清瘦的老人形象……这些年出外打工，每次告别父母时，看着父母亲渐渐衰老的身影，心里都很难受——人啊，活一生实在是不易。

    (值2012年父亲节之际，谨以此文敬献给我的父母，祝愿我的父母身体健康，心情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