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4月07日 来源：东方早报
小宝最近在读王闿运。一开始，总觉得是王闿运的放浪形骸和他与“周妈”的那些风流韵事勾起了小宝的兴头——他在专栏中一向好这一口，一认真问才知道，他感兴趣的是王闿运的帝王学。
在小宝看来，王闿运的帝王学就是“经学的政治学化”，其中包含了诸多可与现代价值接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这个帝王学跳出了宋明理学“全民教育学”的旧框子——指望数亿民众提高觉悟当尧舜是很危险的，仅仅是政治人物需要学习具备的一种政治学。“西学作为世界主流，不能与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结合，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哪一代有智慧的人能够研究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再和国际大潮流相结合，就能弄出一套很有价值的理论来。这就是我们当下读王闿运的价值”。
张明扬 刘诗垣
“帝王学”说起来多少有点玄，按照通常的理解，无非是在乱世之中寻找“非常之人”，助其成就帝王之业。王闿运一生经历了肃顺、曾国藩、袁世凯等“非常之人”，其间也不无拥立之意，这就是他的“帝王学”么？
小宝：王闿运在很多学问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比如说诗歌，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就将他视为托塔天王晁盖——旧学的领袖；再比如史学，他写过《湘军志》，但王闿运平生最看重的学问是帝王学。听到帝王学，也许很多人会联想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君主论》是从人性的负面出发讲政治权术的，王闿运的帝王学和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关系。
有三副对联可以概括王闿运这一生，第一副是他的同乡吴熙写的：“文章不能与气数相争，时际末流，大名高寿皆为累；人物总看轻唐宋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第二副对联是他的学生杨度写的：“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第三副是王闿运自己写的：“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第一副对联是对他一生的概括，评价极高，连他的失败都是因为“文章不能与气数相争”。第二副是杨度对其帝王学的评价，杨度一直自认为王闿运帝王学的传人，他后来为袁世凯称帝奔走也是概因如此；第三副对联是王闿运自己对帝王学的概括，上联写他的理论建树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下联写他政治生涯的不如意。
王闿运的帝王学主要就是“通经致用”之学，改造经学，把经学运用于当下的政治。具体来说，王闿运讲帝王学是在乱世中拨乱反正。一开始讲“乱世”，后来他觉得这个说法形容他那个时代可能太严重，改为“浊世”，浊世不危乱，尚处在和平安定时期，还可以问点你幸福不幸福这样的问题，但人心困闭于大道，整个社会跟道义是隔绝的。王闿运的帝王学一是要在乱世中拨乱反正，二是要在浊世中求昌明大道，要用王道把社会变成“治世”。
王闿运的帝王学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推一个人帮助他做皇帝，当然也有“致君尧舜”的意思，不是刘伯温这样的，也不是马基雅维利。如你所讲，他和政治人物当然要发生关系，帝王学要行天下，要得人，一定要跟合适的权势人物合作。肃顺和曾国藩是他欣赏的人，其中跟肃顺合作的机会最大。王闿运第一次进京时，肃顺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又极有政治抱负，延揽天下英雄，一看到王闿运就十分投机，还想做结拜兄弟。王闿运对于他和肃顺的关系很高调，他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写信用柳宗元受累于“党争”的例子劝诫他不要太热衷于与肃顺的关系，王闿运听取朋友的意见拒绝了肃顺结拜的好意，但依然十分看重肃顺。如果肃顺掌权，王闿运得到重用的可能性极大。
曾国藩是王闿运寄望最深的。曾国藩是一代理学名臣，为人严谨，他对王闿运并不十分热络，对他的话也只是姑且听之，最后两人只做成了学问上的朋友而已，没有交恶，也没有很亲近。他给曾国藩写过很多很好的条陈，曾国藩一般是束之高阁。
至于袁世凯，王闿运根本是看不上的。袁称帝时，王已经八十多岁了，去做那个国史馆馆长纯粹是去玩玩而已。王闿运的经学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老庄，一般研究经学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是“子部”的事呀，不属于“经部”。他把老庄和司马迁放在一起，认为这是读经学的入门阶梯。杨度在对联中说王闿运“逍遥通世法”，就是说的这个，反映到王闿运与袁世凯这些政治人物关系上面，就是他不明目张胆地做“反对派”，但他却在玩弄袁世凯。他的帝王学不是要让一个人成为皇帝，而是要实行王道，他希望被这些权势人物任用，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他们推行自己的理想王道。实际上，喜欢老庄的王闿运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讲“用世”的人，他跟政治人物的关系是“不即不离、若即若离、亦即亦离”，你别指望他做一个像黑社会军师那样的人物。
您是说，王闿运其实对仕途的兴趣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小宝：王闿运和权势之间是互相为用的关系。他点评过晚清的这些大臣，他讲胡林翼是“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国藩是“能收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宗棠“能访人才，但不能容人才”；丁宝桢“能知人才，不能任人才”。他讲的这些人已经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人物了，但都不能得人才之用。所以他的遇合问题不一定是他个人的不幸，可能还是清朝的不幸。他的理想不是出将入相，他的理想是帝王学能够被重用，能大兴天下，如果没有用，就是退而作育人才，这方面王闿运是非常成功的。
他的学生都是些非常厉害的人物，比如四川尊经书院的廖平，是经学史上很出色的人，经学被他一讲像郭德纲的相声一样。廖平的学生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源头可追溯到廖平和王闿运。杨度也是一个大才子，他就是想推行王闿运的帝王学。王闿运门下的三匠也很了不得，木匠齐白石、铁匠张正旸、铜匠曾绍吉。恭亲王的孙子大画家溥心畬在马鞍山学画时，诗是跟海印和尚学的，这个海印和尚也是王闿运的弟子，当了溥心畬的老师。王闿运的学生都对他很佩服，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看到的。有这么多的高人喜欢他的东西，一定是有道理的，后人不研究他的东西真的是后人的智慧不够。
“帝王学”这门学问算是王闿运独创，但历史上还有一个“帝王术”的说法，如苏秦、张仪这些纵横家，商鞅、李斯、韩非这些法家，都算是个中高手。王闿运的帝王学和这些人有什么不同，他好像对时人称他为“纵横家”颇为不满？
小宝：他跟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纵横家的目的是成就国君的霸业，虽然品流有高低，但并不讲究大道，主要是用自己的政治权术，所以是“有术无道”。王闿运追求的是以王道治天下，以道为主，“道术并用”，他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个纵横家。但王闿运也没有完全排斥“纵横家”的行为模式，他在对联中也说自己“纵横计不就”，你看他也是颠沛流离，从这个政治人物走向那个政治人物。
王闿运的帝王学思想资源来自何处？比如我们知道儒家也有“内圣外王”一说，但王闿运又有“尧、舜、孔子可以为师，杨、墨百家可以为友”的说法，他的帝王学似乎是主张“百花齐放”的，对后世的儒家也颇为不屑？您之前也说到了，王闿运是经学大师。
小宝：现在到处都在讲国学大师，周汝昌、季羡林都是国学大师，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国学分经史子集，核心是经部，如果不懂经学是不能称为国学大师的。我们看了太多不读经学，不懂经学，而妄谈孔子、妄谈儒家的“国学大师”。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严格来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的马一浮是最后一个，他是研究经学的，连陈寅恪也不算是国学大师，他是史学大师，他也不研究经学。
王闿运对宋明理学和汉学都是不以为然的。宋明理学说到底是伦理学，是向全民推广的道德学，像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全民道德学是王闿运极其不赞同的一点。
而汉学直到清朝朴学这些东西，王闿运觉得考据跟大义是没有关系的，考据只是技术上的工作。王闿运治经学重大义，碰到一时看不懂的东西就跳过，这就好比《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练乾坤大挪移到第九重发现练不了，后来发现这个写书的人其实也没练过第九重，纯属自己想象出来的，你硬要练的话，就是走火入魔。王闿运也是这样的高手，他不会像朴学那样硬是要求自己把某个字的读音搞出来，不懂就不懂，跳过就是了，所以从汉学的角度来看，王闿运没什么呀，没有新的东西。
对于经学，王闿运走出了一条新路，他理解的经学，就是帝王学。帝王学其实是政治学，他的这个归纳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当然有别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定义，这个政治学是讲政治的学问，政治伦理是其中很大的一块，也就是他所说的“道”。
最重要的是，帝王学这个政治学不是面向全民的，仅仅是政治人物需要学习具备的一种学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培训班和肯尼迪政治学院要学的学问，是高级干部和中枢要学习的学问。这就解决了经学长久以来一个大问题，宋明理学对平民百姓的要求太多，道德上要求太高，这样的“全民教育学”一是不可能做到，二是就算强行去做，后果非常可怕，这从“文革”的教训就可以知道。王闿运跳出了理学的框子，对经学做出了新的思考，帝王学明确了是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是门“干部教育”，把经学这门学问的对象定的很清楚。而老百姓，这些都不用去学去遵守，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你看西方政治学也讲政治伦理啊，什么公平正义，讨论了上百年，这也是给政治人物讨论的。
王闿运的一些具体结论当然有很多问题，但他对于经学的这种政治学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帝王学就是经学的政治学化，中国的传统如果要复兴的话，最有可能就是以这样一种高级政治学的形式复兴。
有一点我很同意，西方对于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完全和民众不一样。
小宝：你看美国电影里美国人玩得那么有声有色，克林顿呢，只不过是和莱温斯基有了点私情，马上就是轩然大波。还有说谎，美国人对于政治人物说谎都有种偏执的较真了。你理学把一些本应该针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放在了老百姓身上，后果就是执行不下去，官员乱搞，下面老百姓反而被弄得很不舒服。
王闿运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也就是说以经学的规范来规范自己，来规范政治人物，用历史上圣人的事理来应对世事。王闿运认为，治经学要看《礼》和《春秋》。《礼》分三礼，其中《周礼》据说是周公写的，讲的是极治之世，就是现在说的盛世；《春秋》讲的是极乱之世，一乱一治。周公讲的礼，一个是“礼治”，一个是“礼制”。王闿运反对把经学讲成大道理，灌输给老百姓，他觉得应该用“礼治”和“礼制”去规范天下，用现在话讲，就是靠制度设计来让整个社会和谐。这个和西方政治学是完全可以接通的，你把“礼”换成“法”就行了，“法治”和“法制”，西方也是用“法制”来“法治”天下，和老百姓是不讲什么道德的。
还有讲极乱之世的《春秋》。王闿运最重视的经典就是《春秋公羊传》。孔子自己也看重《春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乱世之“礼”，就是《春秋》里所说的例子，“礼者，例也”。春秋之中，有太多的乱，所以你要在浊世中拨乱反正，就看孔子在春秋时是怎么讲怎么做的。拿《春秋》的例子做比较和推导，就可能在乱世、浊世之中逐渐建立起王道的秩序。王闿运从不把道德讲得天花乱坠，他喜欢像《春秋》那样拿事例说话，而且也以这样去处理各种事务的见识自傲。
他的意思是，和老百姓要“说事”，不要“说大道理”？
小宝：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做事情不是根据大道理来做的，他们讨厌正儿八经的人，觉得荒谬，你要用那些经义来“绳之”，拿这些来规范他们，是“自如荆棘”。大道理和红歌讲多了，讲长了，就难以避免“文革”那样的大乱。比如说释迦牟尼遇到弟子问他很怪异的事情，他从来不置可否，而且如果要引导也是以故事引导。故事就是史学，史这个字通“事”，也就是说拿过去的事情来引导，以事说事，而不是说大道理，改造人心之类的。
比如说，老百姓爱财，缺乏道德，下级谄媚上级，无事生非，那些傻的百姓被人愚弄，善良的百姓被人欺负，王闿运就说，这些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所以不要妄想通过全民改造，改造人心，来把这些事情改掉。这些事情是永远会存在的，在历史上都是有解决的“成例”的，就是要看怎么就事论事地处理它们。他的这个看法非常通达，孔子把不义比作浮云，他讲孔子并无“厌恶不义之心”，而是有“坐观浮云之乐”。他当然知道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但他觉得不要大惊小怪，而是要去承认它们的存在，再就事论事地去解决，这种态度非常有见识。
王闿运说“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是说要靠实例推导出正确的做法，然后用这些做法来应对各种事变。这种见识跟英美法系的非成文法很像，不是从教条出发，是从过往案例出发，是非常实事求是的。王闿运很多见识都是可以跟现代思想接轨的，虽然他的东西里也有些很可笑，很荒谬，但是还是有很多真知灼见、政治智慧在里面，这些都是读经而来。对于现代人来说，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春秋”放大啊，你可以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春秋”放进来，从实例出发，不从教条出发，把这些正面经验用于处理现实事务，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比如说，1870年天津事变，火烧望海楼，把法国驻天津的领事打死了。当时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去处理这件事情，王闿运给他写过一个条陈，他说这事是“小人思动，假义而起”造成这样的祸患，此事若“阳罪民而阴纵之”，老百姓就会嘲笑当官的人怯懦，轻视你的政治权威，这是不可以的；但反过来如果你对外国人委曲求全，而压制自己的百姓，这是会造成天下解体的，这种做法也不可行。王闿运没有提出非常具体的东西，但他认为处理此等民族主义骚动事件的主旨是“不可抑民气，犹不可长民嚣”，这个原则是很有见识的，就是说我不会去管你平民百姓怎么想怎么做，但是你们所做的事情也不能影响到我的政治判断，精英政治不会被平民百姓牵着鼻子走。
王闿运的帝王学是改造过的经学，对经学进行了政治学改造，而且标示出政治学的路向，这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王闿运的帝王学好像一点都不站在“帝王”的立场上说话，倒像是在“改造”他们。
小宝：我们现在被反复洗脑之后，喜欢将现在的恶加诸古人身上，其实很多根本是不存在的。比如说王闿运论“初学阶梯”，开头就讲“要在爱众，及入《大学》，道在亲民”。《大学》是《礼记》里王制的部分，他的政治理论里面第一重要的不是忠君爱国，是教导君臣爱民，这是最重要的。《大学》开篇就讲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是“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很合理的。“诚意正心”牵涉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但其先必须要“格物致知”，你先要有知识，《大学》里面讲的很有道理，按这个路数去培养干部，就是既是一个明白人，又是一个在道德上不至于太堕落的人，然后才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闿运在书里反复讲“爱民”，还讲国家不能贪敛，《大学》也讲“财聚民散，财散民聚”。我受黄仁宇的影响，也喜欢从财政来看政治，你看中国儒家传统里谈到税收总是没有好话的，动不动就是苛捐杂税，你看王安石的名声就知道了。轻徭薄赋是太平之世的一个象征，太平就是不给老百姓太多的负担，国家不要太贪婪。《大学》里面讲的最狠的话是“百乘之家，不蓄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盗臣最多偷的是主人和帝王的东西，聚敛之臣偷的是天下百姓的东西。《大学》对国家的横征暴敛是极其反对的，这当然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现代国家里面国家必须要有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是这个态度，底线一定要有。现代国家当然需要大财政，但经学里强调的东西还是很有价值的。中国历史上一直保持“小政府”，也是受到经学观念的影响。
另外王闿运讲贪腐的说法也很好玩。《礼记》中说“大臣法，小臣廉”，对刚起步的官员你要求廉洁，但是到了高级官员，主要是靠规矩，靠法，王闿运说“大臣不贵廉，但是能守法，立法，无不廉者”。中国因为过去是小财政，清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很小，按照清朝那点官员工资，很多大臣都要饿死，所以廉洁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关键是要立规矩。道光末年，最有名的贪腐权臣穆彰阿，他也有规矩，每次收五十两银子就可以了，他一个门生出去当官，送他五十两银子，他还不要，说你现在还没这点收入，下次来可以给。肃顺也是，王闿运书上说当年肃顺收到了浙江一个官吏送给他的五十两银子，他转赠给了王闿运。但是后来规矩坏了，按照王闿运的说法，同治以后，府州县如果要去见大臣，要办事，开始要给一百两，后来给一千两、一万两，甚至后来有了三十万、五十万的说法。他就说，“招权纳贿中，亦有老成典型在”，这就是说潜规则。但潜规则比没规则好，潜规则还可以把贪腐控制在一个程度之内。要是没了这个规则，就没有底线了。所以你看他的帝王学里面，不是把道德那么纯洁化的，它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像孟子那样哗哗哗就是什么浩然之气。何必曰利，把人拔得高大全。王闿运也讲义，他的义是给高级官员讲的，对老百姓只讲利也可以。
帝王学里一是讲爱民，二是它不提忠君，也没有简单地讲爱国。王闿运就讲“夷夏之辨”，他始终认为“夷狄之害”都是小问题，对外的态度还是“化导夷狄”，要防止“以夷变夏”。他讲的“夷夏之辨”不光是一个观念了，更多是一个事实了。中国人五千年传统观念已经到骨子里面，跟西方人真的很难接通。譬如东欧国家的思想家跑到美国去，也可以影响很多美国人，比如艾因·兰德、齐泽克。但中国这么多学者去西方，没有对西方人影响那么大的，余英时对中国学人的思想影响很大，但他对西方人影响也不大。
经过王闿运的改造之后，经学好像有点“与时俱进”的意思了。
小宝：经学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哪怕是宋明理学，皇帝考察官员的第一条就是爱民，第二条才是廉洁。王朝时代国家给的俸禄其实一直是不够的，只要有规矩，贪腐一点点无所谓，也是默认的。从王闿运的帝王学里面你可以看到，传统并不像我们一直所认为的那么僵硬、教条化，是可以变通的，是可以与现代价值接通的。
《春秋公羊传》里有“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的说法，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不会死亡的，但并不是说它会代代相传，有可能碰到愚蠢的那一代，他们就把这个东西丢失了，遗忘了，但总有一天会有人重新找回。
百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西学始终不能落地，光靠一些浅薄的人喊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招致天下大乱也未可知。西学作为世界主流，不能与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结合，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哪一代有智慧的人能够研究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再和国际大潮流相结合，就能弄出一套很有价值的理论来。这就是我们当下读王闿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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