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加拿大历史学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和平戛然而止》。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何以爆发”，是一个困扰了学者们超过一个世纪的重大历史问题。在享受了将近100年的总体和平之后，欧洲各国居然以异常轻佻的方式开启了一场全面战争，继而把整个世界都牵扯了进来，最终造成了超过4000万人伤亡的可怕后果。 同时，欧洲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也因为这场战争走向了终结。
如此可怕的一场浩劫，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后果，还是少数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导致的？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以阿奇博尔德·泰勒和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外交史研究者，把关注点放在战前欧洲权势均衡的变化，特别是英德关系上，认为是这种结构性原因造成了大战在1914年的最终爆发。而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则更重视高层决策者的心理状态。她认为，是君主、政治家和将军们的误判使得一切最终变得无可挽回。而今天介绍的这本《和平戛然而止》，可以说是两派观点的集大成者。它既承认，一些历史人物的个人性情、思维方式，对战争爆发具有更大的责任；又试图探究，这些思维方式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氛围下形成的。
本书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是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史荣休教授，也是牛津大学著名的圣安东尼学院的前任院长。她的曾外祖父戴维·劳合·乔治在1916到1922年担任英国首相，是“一战”这段历史的重要亲历者，而麦克米伦本人的研究重点之一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她在2001年出版的《缔造和平》一书中，对1919年巴黎和会做了精彩的全景式回顾。而这本《和平戛然而止》，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正值“一战”爆发将满一个世纪，与《缔造和平》形成了首尾呼应。《缔造和平》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场旨在结束战争的和会，为什么成了下一场战争的诱因？而《和平戛然而止》阐述的是一个更宏大，也更复杂的主题：漫长的和平，何以竟孕育出了一场破坏力空前的战争？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它提出的新观点。首先，顺着作者麦克米伦的思路，我来为你梳理一下，有哪些重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构成了“一战”爆发的催化剂。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会向你展示，在麦克米伦笔下，是哪几位欧洲最高决策者的个人特质，尤其是性格缺陷，在关键节点上导致国家之间的对抗朝着战争的方向不断升级。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为什么战争的真实发展脱离了绝大部分当事人的预期，最终敲响了“欧洲中心时代”终结的丧钟。
第一部分
全书一开篇，作者麦克米伦首先以一整章的篇幅描绘了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盛况。 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在物质力量和精神生活上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无论是新崛起的德国和意大利，还是三大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在利用这个公开的“秀场”，竭力炫耀自己的综合国力与文化成就。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虽然也已经是崭露头角的区域大国，但与殖民地已经遍布全球的欧洲列强相比，毕竟稍逊一筹。
不仅如此，当时的欧洲，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已经享受了超过80年的总体和平。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之类的局部冲突，但持续的时间都不算太长，造成的经济破坏和人员伤亡也相对有限。这使得20世纪初的许多欧洲人乐观地预测，康德笔下的“永久和平”即将实现，欧洲的主导地位会一直持续下去。
这次巴黎世博会，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14年。但麦克米伦冷静地观察到，导致战争最终爆发的一系列原因，在1900年时已经现出了端倪。 它们主要包含四项：第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欧洲列强之间权势均衡的动摇。第二，欧洲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以及这种扩张造成的矛盾。第三，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第四，军事技术革命带来的盲目乐观心理和狭隘偏见。
下面，我就为你详细解释这四大原因包含的深层逻辑。
麦克米伦认为，权势均衡（Balance of Power）被打破，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最重要原因。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种均衡曾经是稳定的，但它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新崛起的德国，不仅在人口数量、工业水平、军队规模以及其他综合国力指标上完全压倒了法国，而且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在工业经济总量和技术先进程度上，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英国构成了挑战。德国领导人要求冲出欧洲，争夺全球强国地位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而英国政府在经过十多年的观望和犹豫之后，最终因为海军军备竞赛的刺激，在1904和1907年分别和法、俄两国结盟，形成了两大集团对峙的格局。
另一方面，德国作为一个大陆强国，本身存在着令人纠结的安全困境。它和头号假想敌法国的位置过于接近，为了缓解恐惧，德国选择了奥匈帝国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但德奥关系反过来又影响到了另一个主要强国，那就是和奥匈存在深重矛盾的沙俄。由于德国领导人无力纾解德奥同盟与德俄友好之间的矛盾，俄国索性在1894年另起炉灶，正式跟法国缔结了盟约。 欧陆强国的彼此捆绑，和英德关系的恶化形成呼应，孵化出了同盟国和协约国这两个针锋相对的军事同盟体系。
两大集团对峙格局的出现，看上去是形成了新的权势均衡，但它的基础是异常不稳定的。麦克米伦注意到，促成所有同盟关系的真正动力不是信念一致，而是对自己可能被孤立的恐惧。为了维系这种同盟关系，各国政府不得不继续作出新的保证和承诺，例如：一旦盟友遭到攻击，自己将立即投入战争。这就使得对峙格局中的缓和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在一些情况下，强国甚至会纵容那些较弱的盟友采取极度强硬的政策。正是这种纵容，导致原本只是发生在奥匈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萨拉热窝事件，顺理成章地把所有强国都牵扯了进来。不仅如此，无论英国还是德国，在物质力量上都没有对自己的假想敌形成绝对优势。为了确保获胜，各国军队制定的都是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作战方案。 全面开战的危险因此被进一步放大了。
帝国主义扩张造成的矛盾，是孕育战争的第二项原因。它的首要动力来自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不仅使欧洲列强掌握了极为强大的军事科技和战争力量，更把它们对资本输出目的地、商品出口市场乃至原材料产地的需求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就导致19世纪最后20多年爆发的新帝国主义殖民浪潮，在规模和烈度上都远远超过了19世纪初。当这轮扩张结束时，非洲和亚洲的绝大多数领土，都已经处在欧洲强国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之下。麦克米伦注意到，巴黎世博会上的殖民地场馆几乎成为了欧洲强国炫耀势力范围的舞台，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在毗邻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还出现了著名的“东方问题”。过去臣服于土耳其的巴尔干、中东以及北非的大片领土，现在成为了政治上的半真空地带，吸引了从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俄到新贵德国、意大利的注意。正是在西欧强国的插手下，巴尔干逐步成为了整个欧洲民族矛盾最为尖锐、利益纠葛也最为复杂的地区，并最终成为了引发大战的“火药桶”。在这样的争夺中，主要大国的行动逻辑已经变得极其不理智。麦克米伦在书中提到，1898年导致英法关系骤然紧张的“法绍达事件”，发生在遥远的非洲苏丹，对两个当事国家都不具备特别迫切的重要性。但在扩张惯性的驱使下，英法两国政府都表现得极为强硬，几乎引发一场局部战争。 德国在1905年和1911年挑起的两次摩洛哥危机，更是单纯为了羞辱假想敌和宣示实力，凭空制造的国际议题。因为德国在摩洛哥不仅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战略利益需要维护，甚至也没有多少侨民和商业投资。
这一轮来势汹汹的帝国主义扩张浪潮，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带有宗教色彩的“救世”帝国主义思想。 德国、俄国和英国这三个主要大国，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德国，上至皇帝威廉二世，下至非洲拓殖企业家和普通民众，都对自身的“种族优越性”确信不疑，并认定德国具有某种主宰全世界的“天生使命”。 俄国的东正教传统，则为它插手巴尔干问题，充当所谓“斯拉夫民族保护者”的角色提供了一种辩护依据。英国同样把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包装成了“欧洲人的文明使命”，甚至通过诗歌和小说对其加以讴歌。 麦克米伦不无遗憾地写道，尽管在19世纪末，和平主义、社会主义等新的进步思潮也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涌现，但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狂飙相比，它们的影响还是过于有限，没能在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节点上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导致大战爆发的第三项原因——激进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现代大众政治的出现具有直接关联。到拿破仑战争为止，欧洲大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主要是由一小批职业外交官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展开的，这种现象也被形象地称为“古典外交”。 那时的外交决策不仅和普通人无关，甚至也不受立法机关的约束。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成年男性普选制度和议会政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普及，“民意”已经成为政治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不得不考虑公众舆论的喜好。例如，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德两国外交人员缓和双边关系的努力，就因为民间强烈的仇恨情绪，完全付诸东流。 反过来，政客和利益集团也在尝试以各种方式塑造和影响公共舆论。例如，由海外冒险家、议会政客、企业家乃至报业巨头组成的殖民主义社团，在英、法、德等多个国家的海外扩张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德两国愈演愈烈的海军军备竞赛背后，也有双方的工业利益集团在进行煽动。
而现代民族主义，作为拿破仑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在整个19世纪逐渐演变成了维系社会凝聚力的主要纽带。麦克米伦注意到，两次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高速城市化的周期。传统的道德观念、习俗和社会组织，在这样的大变革面前遭到了决定性的削弱，并被民族主义提供的新的认同感所取代。 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不仅竭力宣扬自己的优越性，而且借助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结合到了一起。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87年就曾经感慨地说：“大众的激情、政党领导人的野心和被误导的公众舆论，现在已经比统治者的意志更有影响力了。” 这种情况甚至也蔓延到了以保守落后著称的俄国。麦克米伦认为，沙皇尼古拉二世之所以在1914年夏天决心力挺塞尔维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担心：在1908年和1912年两次向德奥同盟示弱之后，自己继续让步会彻底摧毁皇室的威望。
而第四项催化大战的原因——军事科技和军队的组织结构，同样是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出现革命性变化。后膛装弹步枪、大口径火炮和蒸汽动力铁甲舰这三类新装备在美国内战中的出现，标志着武器技术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更是使军事装备领域的推陈出新变得越来越频繁。到20世纪初，英德两国展开无畏型战列舰竞赛时，集成了全世界最尖端的金属加工技术、火炮制造技术以及动力系统的大型战列舰，不仅成为了先进科技的化身，甚至也被视为建立全球海洋霸权的必需品。 铁路网络的扩张，则为短时间内调动大量人员和武器，在事先选定的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创造了可能。这使得列强的陆军高层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几乎都倾向于主动出击。
不仅如此，各国常备军的规模和组织方式，同样迎来了巨变。诞生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大众征兵制度，在欧洲国家已经得到了全面普及。动员上百万人的庞大军队，并为其提供武器弹药，对欧洲大国来说不再是难事。每个国家的陆军都下辖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各有分工的专业兵种，编成以“师”为基本单位的标准化组织，由专业的参谋人员和军官团负责组织指挥。当这种作战能力的提升，再和民族主义的热情结合起来时，影响力也就更为惊人。
问题在于，当时多数欧洲国家的军队领导人，对这些新变化的理解都是极其狭隘和扭曲的。由于军事科技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精深，文官逐渐退出了国防计划的制定，任由军人们自行其是。随之产生的各种动员规划，无论是德国的“施里芬计划”，还是法国的“第17号方案”，从一开始就不再考虑政治妥协的可能，而是偏执地要求全面动员、速战速决，甚至用军事动员的时间表来绑架外交政策。而这些自诩为“专业”的高级军官几乎都没有注意到，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已经预演了长期消耗战模式的出现。类似普法战争那样的“速胜战”案例根本不可能再重现。最终上演的将会是一场目的和手段都不受制约的“总体战争”，交战双方穷尽一切资源投入战场厮杀，直至彼此都精疲力竭。
在书中，麦克米伦重点批评了一种1914年时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夸大军事动员计划的复杂程度和精确性，宣称因为涉及到的部门和人员众多，难以事后调整，战争机器在启动之后就无法按下暂停键了。实际上，所谓的“精确”只是来自想象，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忠实地实践了战前制定的计划，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临时的调整和变动。 这证明军事决策者们始终是有选择权的，但他们宁可坚持自己狭隘的成见，也拒绝做出变通。一场悲剧就这样上演了。
第二部分
好了，以上就是《和平戛然而止》一书中提到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四项主要原因。不过，在作者麦克米伦看来，所有这些原因和趋势，仅仅是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时间点上，比如1914年8月，历史是给关键当事人提供了挽救和平的机会的，但他们没能把握住。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尤其是主要大国的领导人，麦克米伦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应该遭到追责”。 而全书花了最多笔墨去刻画和“追责”的人物，主要有三组：一是德皇威廉二世及其亲信臣子，二是以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为代表的英国国务家，三是俄国沙皇和奥匈皇帝这两位保守派君主。
作为公认的要为英德关系崩坏承担直接责任的决策者，德皇威廉二世在历史学家笔下一向形象不佳。麦克米伦相对公允地剖析了德皇的性格特征和主要优缺点：作为个人，他爱好广泛，喜欢新鲜事物，具有旺盛的表达欲和敏感的内心。但作为政治人物，他不够坚定，又过于随心所欲，只能接受附和自己看法的建议。 糟糕的是，威廉在1888年接手的那个国家——德国，和他本人一样优缺点都过于突出。德国既是整个欧洲经济实力最强劲、国际影响力也在飞速蹿升的头号陆上强国，却又有着极度简陋、粗放的政治结构和决策体制。一系列混乱和破坏也便随之而来。
德国的统一进程，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仓促完成的。开国皇帝威廉一世在俾斯麦和老毛奇这两位得力助手的辅佐下，依靠个人的勤勉和灵活权变的手腕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也掩盖了这架机器的先天缺陷。而威廉二世继位不到两年，就把俾斯麦逐出了首相府，打算直接插手政策制定。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耐心在国会、首相府和军队这“三驾马车”之间充当平衡者，也处理不了利益集团之间复杂的矛盾纠葛。为了尽快证明自己的才能，威廉二世决定绕开正常流程，在少数贵族和亲信的协助下，对各项政策进行十分具体的干预。德国的高层决策因此变得混乱不堪，甚至会随着皇帝本人的情绪起伏而频繁波动。这对德国在处理对俄和对英外交时的表现和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比洛、提尔皮茨和施里芬，是麦克米伦着墨最多的三位德国高级官员。身为首相兼外交大臣的比洛，把个人权位看得高于一切，一味迎合德皇那些不成熟的想法。 在他任内，德国不仅由于偏袒奥匈，把曾经的盟友俄国推向了法国一方，而且在对英外交中频频犯下大错。威廉二世坚信英国可以成为德国的盟友，为此甚至尝试用威胁来吸引英方的注意。比洛对这样怪诞的主张也采取了附和的态度。结果，德国所谓的“世界政策”，既没能缓解自身在欧洲大陆面临的安全困境，又毁掉了英国的中立立场，直接把德国推到了“被包围”的悬崖边。作者认为，比洛对此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提尔皮茨和施里芬，分别是德国海陆军的实际执掌者，个性也大相径庭，但造成的后果同样是灾难性的。海军大臣提尔皮茨长袖善舞，更像是一位政客而非军人。他成功地利用德皇对海军事务的兴趣，把扩充舰队变成了“世界政策”乃至德国国家战略的基础，也让自己的地位日益炙手可热。但提尔皮茨认为德国的海军法案不会触怒英国的想法，完全属于主观臆断。它使得英德关系一步步走向对抗，完全背离了德国改善国际环境的初衷。 而施里芬看上去属于纯粹的军人，却是一名眼光狭隘、冥顽不化的“唯军事论”者。经他之手指定的德国战争计划，从一开始就企图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丝毫不顾及外交后果。为了在两个月之内击败法国，施里芬起草了一份超过德国人力资源限度的动员方案，并拒绝考虑其他可能性。 在他去世之后，德国人继续对这个极其褊狭的方案修修补补，直至战争爆发。
与德国皇帝相比，英国君主的个人作用和性格特质都没有那么突出。麦克米伦选取的代表英国政治家群体的典型人物是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这是一位掺杂着新旧两种色彩的复杂人物：出身贵族家庭，却喜欢钻研化学；坚持外交上的“光荣孤立”政策，但也不拒绝维持全球殖民帝国；能接受和德国结盟，不过更重视大众舆论的风向。 这些充满矛盾的特质，实际上折射出了英国自身面临的战略困境。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从1880年到1914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和海外贸易中的份额几乎一路下滑，维护庞大殖民帝国的成本却是与日俱增。英国已经承受不了继续坚持“光荣孤立”，同时又和法、德、俄三个强国频繁出现摩擦的状态。索尔兹伯里试图固守的旧秩序正在崩塌。
1903年，73岁的索尔兹伯里去世，他的后继者们很快开始把英国引上新的道路。海军元帅费舍尔把德国的海洋野心视为心腹大患，为此主动发起了一场无畏型战列舰竞赛。 英国在瞻前顾后十多年之后，终于还是“定焦”在了柏林，把德国当成了头号战略对手。外交大臣格雷则一手打造了英日同盟、英法协约以及英俄协约，并在几次重大危机中选择和法国站在一边。1914年夏天，也是格雷的表态，决定了英国加入战争的立场。 尽管格雷悲观地预见到，战争将会永久性地结束欧洲在世界秩序中的特殊地位，但英国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由行动的空间——它既不愿放弃全球帝国，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去平息层出不穷的内外纷争，只能选择收缩竞争战线。英国的衰落势头，至此已经一览无余。
和英国政治家暗自焦虑的心理状态相比，俄国和奥地利这两个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种气质。奥地利曾经是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外交秩序的主要调控者，但这个臃肿的多民族帝国在现代民族主义的冲击下，早已变得羸弱不堪。1848年之后，奥地利连续经历内部革命的震荡和普奥战争的重创，只是在1867年与匈牙利结合成“二元君主国”之后，才勉强保全了名义上的大国地位。但年事已高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却放任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和总参谋长康拉德肆意介入巴尔干问题——埃伦塔尔虚荣心十足，渴望建立个人功勋，却对真正的危险视而不见。 在德国的支持下，他坚持要求吞并波斯尼亚，完全不顾俄国和塞尔维亚的反应。1914年7月点燃大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事件，可以说正是埃伦塔尔的扩张政策的直接后果。至于康拉德，他更是一名极不负责任的军队领导人，完全无视奥匈帝国军事机器的败坏状况，数十年如一日地鼓吹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而他这样做的个人动机，居然是为了在自己心爱的情人面前展现男子气概。 奥匈帝国就是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迫不及待地奔向了战争。
至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虽然年纪尚轻，表现出的却是彻头彻尾的陈腐和愚昧。麦克米伦辛辣地讽刺说，沙皇时刻将罗曼诺夫王朝、东正教信仰和俄罗斯这组“三位一体”铭记在心，却分不清三者之间的区别，更是从心底里抗拒一切形式的改革。 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外形势，尼古拉二世选择逃避现实，听任同样极度迷信的皇后和宫廷弄臣拉斯普京随意介入决策。而俄国政治腐化、堕落的状况，比德国又要糟糕数倍。尤其讽刺的是，尼古拉最终同意开战，主要是因为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的恐吓——萨宗诺夫宣称，在民意一致同情塞尔维亚、仇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情况下，如果沙皇不同意开战，君主制度将会被革命推翻。 而俄国君臣的这场军事冒险，其实只把正在酝酿的革命推后了不到三年。
结语
好了，关于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这本《和平戛然而止》的主要内容，以及书中涉及的核心人物，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欧洲现代史上是一个影响极其重大的事件。它不仅摧毁了德、奥、俄、土四大帝国，造成了恩格斯所说的“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的局面，对当时全世界的人口、财富乃至整个国际格局也是巨大的破坏。欧洲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唯一中心的地位，也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宣告了终结。就像书中提到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名言一样：“全欧洲的灯光即将熄灭，我们在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们重新点亮。”
和过去关于“一战”爆发主题的诸多著作相比，麦克米伦的这本《和平戛然而止》，不仅注意到了从漫长的和平时代进入全面战争的戏剧性转折，而且客观地指出：战争的爆发，不是源自少数人的头脑发热。实际上，导致冲突的一系列原因，从经济、军事到意识形态，在此前80多年的和平岁月里已经逐渐积累起来了。与经济、科技、社会各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相比，欧洲精英阶层的思想观念要偏颇和狭隘得多。他们依然认定：战争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合理”手段。最终，正是这种妄念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国家拖进了超过4年的残酷战争，消耗了一代年轻人的生命。
除去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幽暗之处，麦克米伦也毫不掩饰她对一些历史当事人的批评态度。从气质浮夸的专制君主、爱慕虚荣的政客到自作聪明的军事统帅，不止一个人曾经有机会在1908年、1911年甚至1914年8月的最后几十个小时里让和平延续下去。如果在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德国能及时约束盟友奥匈帝国的野心；如果在1911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主要强国意识到了冲突继续升级的可怕；如果在8月危机的最后几天里，各国君主和政治家们有勇气对他们的将军说“不”，欧洲依然有机会在坠下悬崖前得到挽救。但那些决策者却共同选择了最糟糕的结果，并且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这些当事人行动逻辑的反思，在以后的历史里还会继续下去，并时刻提醒着所有人：轻率地谈论战争，结局将会是多么可怕。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