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时，学校要求写下自己的人生爱好。张爱玲的回答是：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最喜欢的人是爱德华八世（那个典型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英国国王，他辞掉了国王的职位，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美国女人）。最怕死。最恨 “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据说那时候张爱玲有一个同学，在她看来是很有才华的，结果后来结婚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常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我又忘了”。拿手好戏是绘画。在今天看来，有很多回答反映出后来的人生状况。那个时候，她的人生理想是：“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后来和继母打架，被父亲暴力殴打，她就偷偷溜走，投奔姑姑和生母，在作品里记载如下：“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呀！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她觉得自己能够逃离魔窟一样的旧式家庭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1941年，日军进攻中国香港。张爱玲作为学生，要做志愿者。她的任务是做防空员，当时驻扎在图书馆。张爱玲记得很清楚，上面在轰炸，她躲在图书馆看《醒世姻缘》，听着炸弹的声音由远及近，心里想，至少等我看完这本书吧。《倾城之恋》就是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有一段著名文字： “（中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
后来转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但不到两个月就退学了，因为她觉得教授们都是凑合事骗钱的。为了生计，她决定卖文为生，给《泰晤士报》写英文剧评。那时候在上海能够用英文流利地写文章的人其实也不算特别多。所以她的英文剧评一写出来，马上就拿到了稿费，她觉得赚钱其实挺容易的。
这些以中国香港为背景的故事大受欢迎以后，她开始了“上海掘金”的过程。就是从生活当中发现故事，把这些故事一个一个地写成小说表现出来，包括《封锁》《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留情》，都是在这个时候刊登出来的。至今还记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有市场头脑的作家，和鲁迅一样，亲手设计封面，而且参与市场策划，她甚至曾经跟那些出版社的人讲，你们可以放出风来，多让大家关注一下，我是李鸿章之后。
1943-1944年是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接下来人红是非多。她就引起了一个男人的关注，这个人叫胡兰成。胡兰成1906年出生，在燕京大学旁听过。当时文人特别稀缺，尤其是愿意投靠汪精卫的文人更加稀缺，所以他们就接受了胡兰成。胡兰成投降了以后，受到汪精卫赏识，成为了一个高级文化汉奸，跟大量日本人有非常多交集。他是一个特别善于自我包装、吹嘘的人。他在南京读到了《封锁》这篇文章，就觉得应该去结识这个女孩子，到上海打听到了张爱玲的家，开始登门拜访。
张爱玲是一个很怪的人，一般人敲门她不开，最怕遇上渣男。但胡兰成一次一次地登门，一次一次地缠着张爱玲，终于打动了张爱玲。这样一个女孩子，一旦被攻破了防线以后，她会全身心地投入，会像一个癫狂的傻子一样，沉入到这段感情当中。那个时候，胡兰成还有妻子，还没有离婚。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情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后来胡兰成的老婆跟他离婚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结婚。他们自己立了一个婚书，前半段胡兰成起草，写的是：“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就这么一句话。后面一句是张爱玲写的，“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就是一个小女孩心中的所想。那一年胡兰成39岁，张爱玲24岁，张爱玲真的迷上了胡兰成。
实际上张爱玲一生当中的污点，就来自这一段经历。她之后在文坛上受到的那些打击、辱骂、排挤，也是因为她和胡兰成走得这么近。但实际上，张爱玲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她也不关心政治，她就是喜欢胡兰成这么一个人。抗战结束后，胡兰成逃到温州，张爱玲跋山涉水去找他，却发现他又结婚了，见到张爱玲，他“惊而不喜，甚至有怒”。受到伤害后，张爱玲独自离开，写给胡兰成的信是：“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1947年，她又写了《华丽缘》、《多少恨》，《多少恨》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不了情》。1948年，她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叫《十八春》。《十八春》是代表着张爱玲文风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她开始写人物的政治观，写了书中人物在十八年的岁月中政治思想的改变。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中国大陆。1949年刚刚解放的时候，其实张爱玲的名气很大。那时候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是夏衍，夏衍一再叮嘱周围的人说，一定要把张爱玲留下来，因为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很多人喜欢张爱玲的文字，包括夏衍。
更重要的一点是，张爱玲实在不喜欢穿中山装，她有点受不了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解放后，参加文联的活动时，她是全场中唯一穿旗袍的人。1950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会，陈毅市长做了形势报告，夏衍做了今后努力方向的报告。出席和列席的七百余名与会者，当时代表着上海万余名文艺工作者。会议总主席是夏衍，副主席是梅兰芳、冯雪峰、周信芳，秘书长是陈白尘，这是一次空前的文艺盛会，会场是在一个电影院里边。柯灵的回忆是这样，他说：“她坐在后排，旗袍外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1955年，她坐着克里夫兰总统号，从中国香港出发，到了檀香山。胡适也是坐这艘船，比她早几年到了美国。然后她从檀香山再坐船到旧金山，从旧金山坐火车到了纽约。到了纽约以后，她去找了是胡适。她和胡适之间有过去祖上的交情。张佩纶曾经帮过胡传一个很大的忙——胡传是胡适的爸爸。那时候胡适64岁，落了一个老来穷，跟她老婆住在纽约的寓所里。胡适还是很照顾张爱玲的，像一个父辈一样表示关心，但是1958年胡适离开美国，回到了中国台湾。
1956年，张爱玲申请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在这里，她遇到了赖雅。赖雅是一个65岁，体重超重、秃头的老外。这个老大爷年轻的时候其实非常有名，但是晚年经常喝酒，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又出不了作品，所以颓废了，也住在这个文艺营里。两个人很快坠入了爱河。但是婚后不久，赖雅就中风了，后半生基本靠张爱玲的照顾，这对张爱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压力，而且英文创作也不顺利，简直是雪上加霜。1961年，张爱玲飞到台北，想拜访张学良，因为她在构思《少帅》这本书，虽然没见成，也有意外之喜，她收获了一大堆粉丝。这时候她听说赖雅又中风了，但是张爱玲没有立刻回美国，而是在中国香港写了大量的剧本。那时候她想写的三部戏，一个叫《少帅》，一个叫《雷峰塔》，还有一个《易经》。这三部小说是张爱玲根据自己的人生写出来的，被称作“张爱玲六十年代自传三部曲”。
但是张爱玲的作品在英文世界当中，始终没有能够像林语堂那么有名。作者认为张爱玲和林语堂不同，张爱玲很清楚地知道西方人想要读什么，但是她不会按照西方人想要的东西去写，她就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但是林语堂很清楚西方人想要什么，他也愿意按照西方人想要的东西去写。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这个老人家和张爱玲从1956年开始在一起，一直生活到了1967年，也算是给张爱玲的中晚年带来一些安慰，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赖雅一去世，张爱玲就转运了。1968年开始，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张爱玲热”，就是张爱玲过去的文学作品，全部都“热”起来。当时有特别多盗版书，还有特别多假书。中国台湾的皇冠出版社联系张爱玲，决定重新出张爱玲的文集。社长平鑫涛负责出版张爱玲的小说，而他的太太叫琼瑶。张爱玲收入一下子大涨，生活立刻就好转了。张爱玲的社会地位之所以得到提高，最重要原因就是夏志清对她的研究。五十年代初，他就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并从事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在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名家的主要作品后，他也读到了张爱玲的作品。他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喜，于是为张爱玲辟以专章，在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边，鲁迅占了27页，张爱玲占了41页。夏志清第一次正式地，把张爱玲请进文学史，并给予她重要的地位。
他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是划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至于《金锁记》，夏志清下了一个惊人的断语，他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夏志清看来，只有曹雪芹能够超过张爱玲，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了。后来张爱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工作，那段生活被自己描述为“老鼠洞中的生活”。就是她每天待在宿舍里，基本上不出门。偶尔要参加公众聚会，也是一个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所有人描述张爱玲走路的感觉，说感觉她是飘过来的，远处看到一个单薄的身影，慢慢地飘到了眼前。几乎没有人见过她，就只是听说咱们学校有这么一个人。
在学术领域，张爱玲开始研究《红楼梦》，她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红楼梦魇》。张爱玲说人生有几件恨事，第一个叫海棠无香，第二个叫鲥鱼多骨，第三个叫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第四个叫高鹗妄改——死有余辜。
1984年到1988年期间，张爱玲一直在过着汽车旅馆躲跳蚤的生活。有一个作家叫水晶，他跟张爱玲曾经深谈过一次，谈完了以后双方感觉都不错。但是水晶写了一篇文章，叫《张爱玲病了！》。张爱玲总觉得周围有跳蚤。她到任何一个酒店去，第一时间先检查有没有跳蚤，检查完之后开始住，住了没几天就投诉有跳蚤。所以她整天在汽车旅馆中搬来搬去。她的人生没有任何包袱，搬家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小箱子，拎着就走。后来她去看医生，医生认为肯定不是那么多跳蚤，不可能每个酒店都有跳蚤，是你有皮肤病。所以水晶也就是猜测，写了一篇《张爱玲病了！》，搞得张爱玲很生气，就再也不理他了。1988年的时候，还发生戴小姐垃圾事件。戴小姐是一个疯狂的“张迷”，她打听到了张爱玲大概住在什么地方，但没有立刻去打扰她，因为她知道，敲张爱玲的门是敲不开的。张爱玲敲门不开，打电话不接，谁要约她也很难约得到，这是一个完全活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人。所以戴小姐就在她旁边租了一个房子，每天在那儿看张爱玲什么时候出门，看她什么时候扔垃圾。她只要一扔垃圾，戴小姐就去把那个垃圾捡回来。捡回来以后翻开看，看她吃了什么，用了什么，就这样研究她。
后来戴小姐把这篇文章发表了，写了一篇关于张爱玲都会产出什么垃圾的文章，揭露了张爱玲的很多隐私。这件事情让张爱玲非常生气。张爱玲在给她的朋友的信里写道：“那台湾记者那篇淘垃圾记还是登出来了……现在为了住址绝对保密，连我姑姑都不知道，已经有好些人不高兴。一旦发现你来看过我，更要得罪人，无论我怎样解释是因为实在感激，不亏了你热心，我还是在旅馆流浪。”
从此张爱玲更加封闭和紧张，当时唯一能照顾她的人叫林式同，这是一个建筑师，不是“张迷”，只是受人之托。张爱玲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找房子，除此之外从不打扰。
1995年的9月8日中午，林式同接到了张爱玲的伊朗房东打来的电话，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可能认识她的人，你的这位朋友可能已经去世了。然后林式同就赶到了张爱玲家里。除了警察，林式同是唯一见到她逝后遗容的人。描述道：“张爱玲是躺在房里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朝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她死前即已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清醒地整理了各种重要证件和信件，装进手提包，放在靠门的折叠桌上，她就这样清清白白地来，又冷冷清清地走了。张爱玲遗嘱主要有这么几条内容：“死后马上火葬，不要让人看到遗体。不举行任何葬礼仪式。骨灰洒向空旷无人处。遗物全部交给宋淇先生。”宋淇是她的朋友，就是帮她联络剧本的经纪人。
后来法医鉴定说，在人们发现张爱玲遗体的时候，她大概已经死亡了3~4天。她的一些美国朋友，把其骨灰洒向大海。本书作者最后总结，说：“（她）避世而不弃世，执着而不自恃，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生活负责，所以她还认真做她应该做的事，拒绝她不愿意不喜欢的事，她没有拒绝人生，她只是拒绝苟同这个和她心性不合的时代罢了。”
在我们看来，她晚景凄凉。但是张爱玲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她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甚至连最后知道要走时，她都把包都收拾好，放在那儿，让人们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结束这一切。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人生，自己愿意负责，正如她年轻时所说，过一种干净、利落、痛快的生活，这就是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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