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自我的深渊

深刻的怀疑，虚无。要在怀疑与虚无中获得慰藉是无望的。天堂已经远去，安慰者已经缺席，人类以什么作为自己的幸福，作为自己存在下去的力量呢？

当我们面对一个为早夭的儿子垂泪的母亲，一个在深夜徘徊的失恋者，或者面对一个在病床上熬着最后时光的绝症患者时，是那样的束手无策。在这些需要慰藉的一颗颗心灵面前，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是那样的一贫如洗。

许多先知式的人物都在绝望中发出了这样的叹息，如卡夫卡、加缪等。那么，海明威呢？他笔下的那个老人是英雄与坚强意志的代表，最后在梦中都还梦见狮子，可这个耀眼的乌托邦，人的神话，在海明威将猎枪塞进自己嘴巴那个时刻也破灭了

二十世纪的人是一面破碎的旗帜。当物质不断丰富，科技不断发达时，人类好像才醒悟过来，其实人类最大的困难还是人类自己。自我成了每个人的敌人，因为自我不再代表正确的人，人与自我隔绝了，奥古斯丁甚至还说：“就是连我悔改的眼泪也还需要基督血的洁净。”这种深深的对人的怀疑使他绝望，但是，对神的笃信又使他存着永远的盼望，奥古斯丁就这样一直生活在绝望与盼望之间，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慰藉是一种深渊与深渊的响应。

深渊与深渊的响应。绝望是一个深渊，黑暗的深渊；希望也是一个深渊，光明的深渊。无边的绝望与无边的希望，一边是人，一边是神。人的尽头神的起头，西方许多思想家都体验到了这一点.

在很多伟大的思想家的视野中，安慰者是缺席的，他们只能与思想中的自我交流，无法与那位他们所思的有位格的神交流。在死亡面前，他们才真实感到，自我、自我的产物（思想、神学观念）无法使自己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太迟了。

2、人为什么恐惧

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并没有诞生，而现代人却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生存重负，这就是他们为何恐惧和绝望的原因。

人从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终极，人便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这就好比要把亚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样，最终会被压垮.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力为自己承担一切。我现在回忆起古代圣徒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情形，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倾诉，伤心的眼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的幸福啊！

二十世纪的人类选择了自我承担的道路，这样，离弃了神圣的信仰，除了人的顾影自怜之外，还有谁来安慰我们呢？当我读着梵高写给他的恋人的书信时，我感到这个孤独的画家是那样地需要爱与慰藉；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一生都用立体法则绘画，将人抽象成一些线条和方块，可是，他将他的妻子与情人却画得充满人性，这说明毕加索希望在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

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像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使那几个模特儿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网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网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小，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影片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英玛·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并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神已经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沉默。在这个事实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惧。事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一边听着巴赫的音乐，一边写完《沉默》这个剧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乐来抵挡他内心的恐惧.

未来如果没有安全，没有因慰藉带来的幸福，没有位格与位格之间的交流，人就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威胁。没有了更大的保护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从何而来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却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严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惧是在所难免的了。

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具摧毁性的。“记住：你将死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死是那样的不容置疑。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死的权势将注销一切生者的意义：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在死，准备死，最终无一例外地进到死的怀抱中。既然我注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随时都可能临到我，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生之意义的质疑，它几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问题.

恐惧意味着一种威胁，时间对我们的威胁，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带来的自我威胁，这与罪有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创世纪》一书中，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就承受了神的咒诅：“你必定死！”这里表明人的堕落是堕落到了时间的制约里面，死即意味着时间对人构成限制。时间的威胁还不仅在于它将终结我们一生，更可怕的是，它还可能提前用一种强暴的方式来执行这种终结，如疾病，灾祸等。因着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无限、达到永远的愿望（生儿育女、著书立说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使得人都希望死迟一点到来，事实上人又无力做到这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就产生了，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都可能来敲门的不速之客。恐惧死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无力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负责。人的良知渴望公义、圣洁，而在人肉体里又没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一种为义自责的痛苦。因着人无法带着自己圣洁的一生去面对死，恐惧死实际上就是恐惧死后有审判.

３、受难，请求慰藉

如果绝望是我们所不要的，那我们的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了：苦熬，受难，生存的希望或许能够从受难中出现。

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受难，为之去死呢？在福克纳的眼中，是正义、同情和爱；在加缪的眼中，是单纯的幸福、生命的激情和自然的美，这些加缪把它称之为是“生活的源泉”；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日瓦戈医生是为着爱情、和平和诗歌而受难的；是的，正义，和平，爱，同情，幸福，神圣，美，生命与艺术的高贵等，永远是人类所缺少并追求的，只有这些，值得我们为之受难甚至献身，也正是这些崇高事物保证了人类能够延续至今，并使一颗颗充满恐惧的心灵从中得着部分的慰藉。

但真正的慰藉在哪里？

这让我想起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从受难的意义上说，再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那样苦难深重了。整个旧约时代，他们因着悖逆与耶和华神多次疏离，这个时候，他们就陷入不安、恐惧和灾祸之中，并到处受凌辱，甚至从旧约最后一本书《玛拉基书》到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之间的三百余年时间里，以色列人因为缺少神的默示，那段时间是完全黑暗的。义人在那个时代天天所仰望的就是安慰者（基督）的到来。新约基督来了，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不幸、苦难与死亡之中，以无罪的成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把我们从中救赎出来。

所以，讲到对恐惧的超越，对慰藉的吁求，就离不开十字架上替死的爱，离不开复活的观念，这幅受难、死、复活的画面，仿佛成了人类生活的简约象征，它把人类残存的美好瞬间都聚拢起来了，成了一个新的人位，与人类之间发生一种新的关系。这让我想起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那幅米开朗基罗的巨大壁画所描绘的景象：神伸出手指去接触人，而刚被创造出来的人也伸出手指要接触他。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关于位格与位格之间的交流的图画。只有这种交流实现后，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与自我的交流才能够有效地实现，人才不会在各种疏离中感到孤立无援，人生才不会像福克纳所说的“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交流的实现就是慰藉的发生。从对慰藉瞬间的请求到一位有位格的安慰者到来，这里面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受难过程，当我说出这个事实时，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它是可蒙记念的眼泪，我想。

要彻底消除一个人内心的恐惧与不安，除非使这个人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公民——永恒世界的公民。这个世界将给他新的更有价值的力量，给他信心，给他勇气，使他成功地从恐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这的确是一个秘密，我愿意再次引用詹姆士·里德的话：“正是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领域。” 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似乎说得更为明白：“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抱着希望。虚假的恐惧伴随着绝望，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