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霖回到家的时候，夜已深了。爸爸给她开了门，妈妈在床上歪着，在床头灯暖橘色的灯光里，一边打毛衣，一边等她。
张若霖走到妈妈旁边，说：“他很用心，非常用心，他应该是喜欢上我了。”
“哪个男孩子？”妈妈放下棒针，望着她，“是那个高个子，你说长得挺不错的吗？”
“嗯，你还记得，吴浩宁追我的时候，那份用心吗？”张若霖在妈妈身边坐下，手里摆弄着妈妈织了一半的毛衣。“那时候，他是那样花尽了心思，只为了向我表白……”
“当然记得了。”妈妈小心翼翼地看着张若霖，她不敢多说一个字，怕触碰到女儿心里那块脆弱的伤疤。
“今天，这个罗鸣，还真的是挺让我惊喜的。”张若霖没有抬头，把藕荷色的毛衣衣片卷起来又抚平，“他想办法猜到我在哪家公司上班，还给我寄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小玩意儿。”
“那不是很好嘛？”妈妈叹了口气，把毛衣从张若霖手里抽出来，又兀自织了起来，“男孩子喜欢你，你不开心？”
“哎，但是，他不像吴浩宁。他比较老实稳重，话也不多……”张若霖抬起头看着妈妈，“而且，他可能，不太懂怎么穿衣服……”
“那有什么呢？”妈妈不耐烦地抬抬眉毛，“吴浩宁多臭美啊，结果怎么样……男人会不会打扮根本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会不会对你掏心掏肺，能不能和你走得长久……”妈妈看张若霖神情有些呆呆的，捏了捏她的手，说：“快去洗澡睡觉吧，不早了，明天上班又要起不来咯！”
张若霖应了一声，去了自己的房间取替换的干净衣物，又慢悠悠走进浴室，拧开水龙头，脱了衣服洗了起来。
她一寸一寸地揉搓自己的身体，那具在浴室白色的灯光下，略微透着青光的乳白色躯体。她从下至上抚摸着身体两侧凸起的根根肋骨，滑到平坦的乳房。吴浩宁曾经凝视着她这具瘦骨嶙峋的躯体，心疼地骂她：“每天就不肯吃饭，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儿了？”她不在乎地笑着扑进他的怀里，撒娇着说：“那人家就是吃不下嘛……”她摊开掌心，花洒里的热水从双手汩汩流下，无论她多努力想要握紧，可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剩下。她双手捂住脸，眼泪顺着指缝滴落下来。
分手已经整整两年了，她还是忘不了他。相爱多年的两个人，对方的习惯和喜好仿佛被时光细细地揉进了身体的每个细胞里，一点细微的似曾相识，就足以如罗鸣的狐松鼠一般，开启张若霖对吴浩宁的表白橙的回忆。此刻，这间她独处的、雪白的淋浴房里，思念如泄洪一般冲刷她的意志，她觉得自己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她怕控制不住自己做出什么后悔一生的傻事。
她擦干身体，走出淋浴房，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热水冲刷过的脸红透了，大大小小的痤疮也仿佛春天萌发的红豆，一颗一颗圆润爆满，结着黄脓，额头、眉尾、脸颊、下巴…整张脸几乎找不到一块好皮肤，一张大写的“毁容”脸。就算吴浩宁回心转意来找她，他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她吧？
悲剧是从她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开始的。张若霖从小有两个理想：成为一个画家，或者，读完世界上的好书。当她得知，美术专业通常是文化课不好的学生不得已的选择时，便毅然决然中断了学画生涯，专攻第二理想——读中文系。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有一段全民重文的时代。人们崇拜文学家、作家，将所有报刊杂志上的铅字文章视若真理，向往文学作品中中文系学子浪漫、自由、开放的学习与生活体验，张若霖正是受了这些蛊惑。她不是不知道，现今社会更注重实际，人们的物欲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经济的发展水涨船高，文人墨客走下神坛，人们已无心于咀嚼大部头的经典文学，功利与惰性加速了文学作品的娱乐化与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思想与内涵成为一种廉价的奢侈品，人人都试图批发几斤用来武装头脑、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张若霖对对文学保持着疯狂的痴迷，她从小就热爱阅读，从小说到历史，从哲学到散文，文学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她高三填选志愿的时候别无选择，只能报了中文系。
大学四年可能是张若霖此生最幸福的四年，抛弃了让她头痛的理科，完全沉醉在文学的海洋里。有时候，她看看图书馆里那些被代数折磨得一头乱发不拘小节的理科学生，觉得自己能得偿所愿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穷奢极侈了。而放任兴趣的后果，就是张若霖从大三下半学期开始，就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社会的满满恶意。实习和就业都已摆上日程，写明“不招收文科生”的招聘海报让张若霖灰心丧气，几乎想要放弃人生。中文系毕业生就是一贴万金油，哪儿哪儿都能贴，也哪儿哪儿都不值钱。张若霖觉得，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如同二等公民，几乎没有挑挑捡捡的权力。
从小学习生活都一帆风顺的张若霖，在经历了几次应聘的挫折后，便放弃了抵抗，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她不愿再去校招宣讲会碰壁，不愿再去幻想那些条件优渥的外企，自甘堕落地在招聘网站上海投，一有面试通知，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扑过去表忠心。不到一周，一家迷你型软件公司老板娘就窃笑着匆匆和她签订了三方协议，为能找到这样低廉而视野狭隘的应届生而暗自庆幸。工作不到半年，张若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严重的错误——那些她曾经以为“挑三拣四”、“高不成低不就”的同班同学都相继去了知名企业就职，薪水、福利和系统化的薪酬体系都比她那不正规的夫妻老婆店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她这才意识到，求职如恋爱，宁可等待，将就不得。
在张若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深深焦虑的同时，吴浩宁也成为她焦虑的内容之一。正在读研的吴浩宁每天忙得够呛，研究生导师肆意地压榨每个学生的劳动力，吴浩宁他们如奴隶一般，被支使得团团转。去企业工作不满意了还能背地里骂骂娘，实在不开心大不了收拾包袱走人，而读研这事儿，伴导师如伴虎，能否顺利毕业的生杀大权权都掌握在导师手里，万万不可撂挑子走人。吴浩宁满腔的怨气只能向张若霖倾诉，而张若霖自己，光应付自己的论文和实习，就已经力不从心了。面对吴浩宁的严正抗议，张若霖想尽方法增加两人的相处时间，可张若霖的家和实习的公司都离学校甚远，每天见面肯定做不到，只有双休日还能约个会，但吴浩宁常常被导师分派双休日做实验，一整天都难以脱身。张若霖开始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毕业那年说分手”的魔咒仿佛正慢慢降临到他俩的头上，眼看着原本如胶似漆的两个人正在渐行渐远，张若霖却无能为力。
渐渐地，张若霖身边开始有了其他男性的身影，原本与吴浩宁每天起码一次的电话联络也变成了两三天才打一通五分钟的简短电话。张若霖觉得毕业后，社会向她打开了一道五彩缤纷的大门，她有机会认识形形色色的男性，有的成熟稳重、有的开朗活泼、有的主动热烈、有的浪漫温柔……她很享受与不同男性之间产生的暧昧感觉，也乐得接受男性大胆的赞美和直率的表白。虽然她常常以“真抱歉，其实，我有男朋友啊！”为拒绝别人的理由，可实际上，她很少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名义上的“男朋友”。
一天晚上，两人因为一些小事在电话中起了口角，张若霖鬼使神差地蹦出一句话：“吴浩宁，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结婚？”
电话那头的吴浩宁沉默了很久，叹了一口气，说：“霖霖，我们分手吧。”
在三年的恋爱过程中，两人无数次说过“分手”两个字，可谁都知道，那只是戏言。总有过来人说，相处的过程中不要动不动就说分手，因为很有可能说着说着，就真的分手了。这句话只看到了感情的表面，热恋中的人们说的每一句“分手”，都只是一种调情和前戏；当分手的时刻真正来临的时候，两人都彼此深知，他们面临的，将会是无法挽回的别离。
“好。”张若霖挂了电话。她静静坐在桌前，一分钟以后，她爆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声，把正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吓了一跳。他们赶到她的房间时，她蜷缩在地上痛哭流涕：“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啊！！！！”张若霖不记得那晚她对他们说了什么，也不记得她哭了多久，她只记得，第二天中午，她顶着红肿的双眼去赴一个男孩子的约会邀请，深夜回家的时候，她喝得微醺。
那以后，张若霖开始频繁约会，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满，一个双休日要赶五、六个场子，她记不清自己见过多少个男孩子，也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和特征。无节制的生活紊乱了她的内分泌，痤疮在毁掉她容颜的同时，仿佛也在提醒她，她目前这种生活态度的可笑。
“分手只是新生活的开始，”张若霖静静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也许老天爷是在用痘痘提醒我，无论如何，要保持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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