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7

学者角色

赫尔曼•保罗是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也是近年来史学理论界一位思维敏捷、著述勤奋的中年学者。2014年，他在《历史和理论》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学者的角色？关于美德、技艺和期许的十个论点”的论文，正式提出在史学史、史学理论的领域中，可以考虑从“学者角色”的角度进行研究。

什么是“学者角色”？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但并不十分容易。我们细看保罗2014年提出有关“学者角色”十个观点的论文。如下：

美德；

学者个人的希求和认知的美德之间需要达到一种平衡；

学者的美德改造了自我，保罗认为“学者的角色”会相应地修正和改造一个史家个人的本性、才情和习惯；

学者的角色综合了学者的美德和技艺；

形容美德有具体的标准；

学者之为人，往往寻求各种标准，考察一位学者“学术的美德”，不能脱离这位学者人生的其他方面，比如他（她）的政治信仰、审美爱好、宗教信仰等等；

学者的角色为各种志向的综合体现；

学者的角色内含张力和变化，不会或不应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学者个人对角色的塑造，展现自己的个性，另辟蹊径，走出创新之路；

如果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察历史如何被研究和解释，那么分析、研究史家的角色应该成为其一个主要的方面。他列出了三个理由。第一是以往的历史哲学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历史的已成作品，即历史著述，而考察“史家角色”可以让人看到史家实际的研究及其作为。第二是研究“史家角色”可以帮助人们走出西方中心论，比较和检查其他文化对史家的看法及其作为，并与西方近代史家相比较。第三是对“史家角色”的研究，可以让人考察当代历史工作者治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史家本人对自己的欲求和期望以及史家如何与外界的要求互动，并实现其研究的社会价值乃至获得社会的认可。

保罗提倡对历史学家从“角色”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目的是扩大甚至转移史学史关注的对象，不但注意史家的作品，而且注意史家的人品、性格、心理及其治学的特点。

战后历史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向，而后者对历史认识论的重视，又引发了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叙述主义理论探索。从研究对象的变化来看，上述转向主要表现为从研究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转向关注历史书写与历史作品的分析。而保罗的想法是将注意力从研究历史著述的文本，进一步转向考察历史学家实际的研究和写作经验，即史家如何治史的实践。换言之，他希望考察的不仅是历史学家写了什么，而且是他们怎么做的----历史学家是怎么研究和写作历史的。在他的带领下，荷兰和欧洲近年召开了一些会议，希求从“学者角色”的角度研究史家拓展其学术生涯与当时学术氛围之间的关系。

譬如克里斯蒂安•恩格伯茨（保罗在莱顿大学的同事）写了有关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艾瓦尔德（1803--1872）的论文，从学者与其同事关系的视角入手，讨论了学者的“角色”----外人、同事对他持有的印象----与学者的学术生涯之间的关系。从学术上看，艾瓦尔德显然是一个早慧、成功的学者。他出生于德国19世纪的学术重镇哥廷根，并在哥廷根大学接受教育。他在语言上颇有天赋，为他之后从事东方学研究做了很好的准备。他19岁就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1827年即他24岁的时候，被聘为哥廷根大学东方语言系的教授。但十年之后，他被该大学开除，只能转去其他大学。终其一生，他虽然在学术上有不小的成就，但他的学术生涯却颇多曲折。恩格伯茨的研究基于许多未刊的史料，认为虽然艾瓦尔德失去教职，有许多原因，但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或许是因为艾瓦尔德年轻气盛、自视甚高，所以常对同事的研究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导致同事们在背后对他的行为有许多闲言碎语。恩格伯茨的研究重点即是这些“闲言碎语”（gossip），他认为这些闲话，既通过旁人的眼睛展现了艾瓦尔德的个性（易怒、暴躁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高校和学术界对一个学者“角色”约定俗成的期望和要求。显然，艾瓦尔德与这一“角色”有所不符，导致他的学术道路荆棘丛生、不欢而终。

保罗的另一位同事利雍•萨鲁斯研究的对象是英国19世纪后期的史学名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在阿的时代，英国的史学走向了职业化，而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萨鲁斯以后人对阿克顿的回忆和评语作为基本史料，考察那时学界评判一个学者“好”还是“坏”的标准。阿克顿在生前闻名遐迩，但他或许是过于谨慎，其一生也没有一部专著问世，因此后人对他的地位、评价并不一致。有的人赞扬阿克顿，是因为他的严谨扎实、落笔谨慎，而许多人批评他，针对的也正是他的“落笔（过于）谨慎”，指出他不写专著，导致其学术有所欠缺。萨鲁斯的研究还想指出学术的“代沟”，即在阿克顿的时代，他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而他的批评者往往是之后时代的人。所以通过对阿克顿“评价史”变迁的研究，萨鲁斯希图展现“学者角色”在不同时代的更新变化。

顾颉刚的例子更为特别，因为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日记、书信和笔记，所以更方便今人研究顾颉刚一生的治学经历，不但能分析他“写了什么”，而且能看到他“做了什么”和“怎么做的”。比如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主编的《古史辨》，往往有长篇的自序，详细讲述了他的治学经历和挑战古史的心理。他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象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这等于是说，他之提倡层累地积成的古史观念，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方才让他成功地扮演了“疑古派”的主角。王晴佳在一篇最近的论文中指出，除了新文化运动的氛围，顾颉刚自小口吃，也对他的性格乃至治学造成了影响，有助于促成他的“疑古”立场。根据现代科学相关的心理研究，口吃者更为多疑、执拗和具有反叛的精神，这些在青年顾颉刚的身上都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当然也有如吴晗（1900--1969）那样当时较为年轻一些的学人，在1949年之前便已经转变了立场，去了解放区然后随大军进城，出任了北京市的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但即使如吴晗，这一角色转变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颇多曲折。比如吴晗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写传，就在1949年前后几易其稿，显示他为了适应新角色所做的刻苦努力。

如福柯，他从小便是一个反叛者。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求学时落落寡合，性格孤僻甚至怪异。他孤傲反叛、独具一格的性格、性情，使他独具慧眼，看到了西方社会和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然后从几个方面做出批判性的思考，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学说。而且他受尼采的影响很大，他像尼采一样，深刻怀疑启蒙运动理想主义思想的遗产，一生都以这一思想传统的批评者的面目出现。从他的著作即可见其精神：《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和《性史》。再则，他的父亲是医生，或许受父亲的影响，他写了《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感知考古学》。

总之，这些例子证明，从“学者角色”加以考察的视角，应该会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特别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启发。

资料来源

《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王晴佳，张旭鹏主著，总主编陈启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第5页，第317到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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