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

     

吃过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

      二月河离我们远去了，文坛可否还有像他那种清淡无为的平常心态了？即便红遍半边天，这位“帝王作家”至今仍住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农家小院中。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二月河作为连续五届党代表出席了会议，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由于近年来对反腐问题频频发声，二月河被不少人称为“反腐专家”。不过，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二月河表示，自己只是卖文为生的作家，并非反腐专家。 因《康熙大帝》等帝王系列的热卖，二月河在作家富豪榜上排名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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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至今，72岁的二月河依旧居住在南阳市卧龙区政府内的一个红砖小院内，院子里很幽静，绿油油的爬山虎爬满了墙根。下午时分，二月河喜欢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你以为我会住在哪里？住在别墅里啊？”二月河哈哈大笑。 成名后依旧住农家小院 二月河说，自己出生于山西昔阳，从小就跟农民打交道。他至今依然保持着吃山西饭的习惯，比如捞面、刀削面、小米饭、老陈醋等山西食品。他13岁来到南阳，在这里住习惯了，有小城市的舒适和亲切。长达几十年的埋头写作， 圆头大耳，满脸挂笑，身材高大，留着一个大平头，操一口浓厚的南阳方言，二月河颇有几分像弥勒佛，乍一看似乎是个粗人。但在和他的聊天中，你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书卷气，那种浸润在书海中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话充满乡土气息，却总能逗得你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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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河说，他现在很少写东西了，因为身体不太好，糖尿病带来的眼疾，让他看东西不太清楚。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一部动辄100多万字，非常耗费心血。“与其写得不好，还不如不写。”他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给学生们上课，还带几个博士，各种讲学、调研，将每天的生活塞得满满的。 作家二月河在河南南阳的家中。 写《康熙大帝》每天三睡三起 距离当年写《康熙大帝》已经过去30多年，但二月河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写历史小说不能没有历史背景知识，我写的不是架空或穿越的幻想小说，而是依据真实史料的帝王系列，需要阅读大量的清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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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读了多少已经记不清了，肯定不止几百万字。” 当时一家三口蜗居在南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二月河毫不讳言当时是住在贫民窟。“房间被我从酒市场上淘来的发黄的书和报纸堆得满满的，妻子和女儿要从堂屋里过都迈不开腿。”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纸，他在两臂缠满一圈干毛巾。 人们常用“头悬梁，锥刺股”形容读书人的勤奋。二月河还加上了一条“烟烧腕”，是他在晚上写作困了时拿烟头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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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挤出时间来写作，他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当时家里太穷，用不起电扇，夏天太热，他就拿一桶水放在桌下，写作时把脚搁水桶里，既挡蚊子，又降温驱暑。有时实在太困，他甚至拿冷水浇头。冬天写作时，寒风刺骨，墨水都能结成冰。困意来袭时，他点燃一支香，让香烛腾起的烟雾把自己熏醒。 《康熙大帝》是二月河的开山之作。当时他天天熬通宵。晚上10点开始写作，写到凌晨3点睡觉。早晨7点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到单位上班。晚饭后睡两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写作。“一天三睡三起，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忙中偷闲写书，他也招来一些流言蜚语，说他不务正业，用公家的稿纸写自己的书。 正因为这种碎片化的作息，二月河练就了独特的“睡功”。如今，他坐在沙发上就能睡着。靠着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20年里，他写出了520万字的鸿篇巨制，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个系列。二月河说，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惫不堪，但只要穿过沙漠，前面就是绿洲。 “没人出书我头发都掉光了” 二月河说，当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而是在出版界、新闻媒体没有后台和熟人，没有门路。“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 这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光。“头发都掉光了。大片大片地掉。”二月河比划着说，当时他很迷茫，知道自己能写，但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够得上发表的水平，他把握不准。他非常感激当初赏识他的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当时，初涉文坛的二月河把研究红学作为敲门砖，给《红楼梦学刊》投了一篇稿件但却石沉大海，半年多都没见回信。心有不甘的他便给当时编委会之一的冯其庸写了一封信“讨说法”，并附上另一篇稿子。不到一个星期冯其庸就回信了，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还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二月河自此开启了写作的念头。 作家二月河 1985年，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10章后对二月河说：“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这就是你的事业。”这让迷茫中的二月河备受鼓舞。“当时完全靠自己一个人，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说，‘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冯其庸鼓励他说，尽管写，书写出来由他帮忙找出版社。为感激提携之情，他曾拿出5000元稿费送给病中的冯老，但被退回。后来他给红楼梦学会捐款30万元。 很多人都以为二月河是研究红学出身的，但二月河表示，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当时我在文学界毫无知名度。我一个高中生说写了《康熙大帝》，肯定会被扔到废纸篓里，但如果说我是红学会理事，写了一本《康熙大帝》，人家可能会看一看。没办法。”说起昔日的辛酸，二月河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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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一靠运气二靠才气 二月河30多岁时还是副连，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前途渺茫”的他想到了转业。部队图书室的书也难以“解渴”。 带着英语大辞典入伍，他本想学英语，但无语境、无老师，他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写得好，他后来干起了宣传干事，并因此有机会大量读书，《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队期间读的。转业到地方，从副科长当到科长，二月河认为文史水平已经达到大学副教授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写书。 当时《解放军报》正在报道军人自学成才的案例，听说二月河正在写《康熙大帝》，就报道了这件事。黄河文艺出版社得知后，来找他谈出版。 虽未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全国各地来找二月河讲课的人纷至沓来，走在大街上，也经常有人认出他来，跟他打招呼，开口就是“二月河老师”，这让他很不适应。他要用手指掐掐自己，有点疼，然后确信，这是真的。“以前受过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总算熬出头了。” 21岁高中毕业，40岁拿起笔写作，二月河在作家队伍中可谓大器晚成。他也说不清成为作家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看来，最终能熬出来，一靠运气，二靠才气。“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80%的可能性要失败。”同时，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可以卖文为生。”二月河笑言，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清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他要看得非常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