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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凛凛寒冬，工作日里，我总是七点左右出门。关门之际，我总会说一声，“我走了啊！”母亲会在里屋应答，“开车慢点，注意安全。”这样的日子，持续多年了。
当初，未觉有什么，如今，更是习以为常。
上个星期，去外市出差。
清晨七点多，天还没怎么亮，这座城市仍有稀薄的雾气笼罩，但比起雾气，寒气更加逼人。因为要去的地点比较偏远，加之人生地不熟，只好站在路边等出租车。车子经过的倒是不少，可是不知为何，鲜有出租车经过，即便偶有一辆，也是对我的招手视而不见。
正当我疑惑之际，忽然有一个穿着橙色马甲拿着扫帚的大妈朝我走了过来，她停在两步之外，用夹着方言音韵的普通话说道，“小伙子，你要去哪里啊？这里打不到的士的。”
我有些发懵，“啊？！”我环顾四周，此地虽然不是什么繁华区域，但也没见有多萧条。
我将信将疑地告诉她我要去的地方，大妈便用扫帚指向前方，说，“从这里往前面走，到了第一个红绿灯路口左拐，往前走一点有一个汽车站，那里有车去你要去的地方。”
我再三谢过这个主动相助的大妈，便朝前走，还没走三米远，便听得身后那个大妈的声音，“一路平安啊。”我转头朝她微笑，再次言谢。
这几天，时常想起大妈这句意外而质朴的祝福，以至于每每碰到朋友同事闲聊之际，总会说起这事。
相反，对于母亲的叮嘱我却有些置若罔闻，多年来，一句谢谢未曾说出口，连在我擅长的文字也找不到此事的只言片语。
不是我心已硬化，很难感动，只是面对亲人时，会觉得他们对我的好理所当然，既然是自己应得的，就不需要为此有心灵上的悸动。而面对陌生人，我的心仍为他们留下了一块温柔且敏感的地盘，三言两语的关照便能让我体会这世间的美好。
年初时，去杭州参加一个会议，入住会务指定的宾馆。
上午开会之时，由于我忘了些东西，便下楼回房间取。刚走到门口，看到清理房间的大妈从里面出来，正准备关门。她看见我，微笑着说道，“都整理好了。”我也微笑着回道，“谢谢。”
在房间里找到被我遗忘的东西后，正准备出门，突然瞥见放矿泉水的小桌子上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冯小风先生，您好。冬天天气干燥，嗓子会有点不舒服，要记得多喝热水，放点蜂蜜会更好，希望您入住愉快。”落款是金**。
纸片上的字写得有些弯扭，但能看得出来是一笔一笔认真写的，身在异地，有这样一张亲笔书写的关心，让我的心中顿时升起一种暖意。
后来走进会场，跟同事说起这事，同事不以为然，说这是酒店常用的伎俩。我不想把它当做伎俩，或者说即便是伎俩，我也相信那个姓金的大妈落笔时还是很用心的。
江南冬日，绵延寒雨中，寻获到一点点小小的幸福，真是令人开心的事。
你看，我愿意去感动陌生人一次或许微不足道的关怀，我愿意去理解陌生人一个笑脸一张纸条所展示出来的善心。可是，我却忘了父母，他们每一次叮嘱都会花白一根头发，每一次操劳都会加深脸上的皱纹。当他们明亮的眼睛望着我的远方望到有些浑浊，当他们清亮的嗓子念着我的平安念到有些喑哑，我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看见了，可是我渐渐发现，我的心竟然被这些真正无微不至的关怀包裹得有些钝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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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中有一句话：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本来说得是人与人之间的同化作用，可是用来形容父母的关怀亦是合适。要知道，从一处取得的爱和感动越多，你就越不愿体察它的存在和试图理解它存在的意义。
听说过一个心理学名词，叫边际效应。即当你得到某事某物的次数越来越多时，你的兴奋程度会随着次数的累积而逐渐降低，以至于后来或许觉得这本该如此，而忘了所有这一切的初心。
木心先生曾讲过一件事，当年他在美国给一群朋友讲课的时候，没有场地，就有一家人主动提供了自己家。起初那家女主人招待这些朋友甚是殷勤，可有一次，女主人身感不适，便少了些招待。这群去听课的朋友却对此颇有些微词，以至于后来大家改换门庭，不在那家听课了。
父母有时就好比那个女主人，所有的好被当成理所当然，而所有的不好却被无限放大，最终，就变成了瑜不掩瑕，功亏一篑。
看来，我们需要清醒，没有什么本该如此，即便是父母，得到了的好是我们前世修来的福分，我们这一世仍要努力地修行。不要把关怀培养成习惯，把感动萎缩成理所当然。与其如一棵野草，感激着偶尔掉落己身的甘露，何不往身后看看，那一泊静静的大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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