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良序·走进佛教·雅利安人
“雅利安”一词源自伊朗的波斯语，义为“有信仰的人”；进入印度后演变为梵语，义为“高尚”。
雅利安人原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古老游牧民族，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发端，从北方汹汹而至。得益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动员能力，进入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
据拜火教经典——波斯古经《阿维斯塔》说：国王费里顿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图尔，二儿子萨勒姆和小儿子雅利安。国王年迈，三分帝国。由图尔统辖东部，演化成突厥人的先祖；由萨勒姆统辖西部，是罗马人的祖先；雅利安执掌中南部，演化成伊朗人，是雅利安人的祖先。此经成书较晚，但这一传说却由来已久。
在西元前两千至前一千五百间，其中一支进入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平原，带来对太阳神与火神的信仰习俗。结合农耕文明的现实，融和在地传统，开启“吠陀”时代；逐渐建立大梵（第一因）信仰与经验哲学，成为后续印度文化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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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迁徙分布图
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后，建立聚落与殖民统治；代替原住的哈拉巴文明，将古达罗毗荼人驱逐。部族交融导致文化碰撞，开启印度文明的全新时代。
这段历史经代代传述，在几百年间被不断记录下来，发展成四部《吠陀》；以及释义《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并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在“四吠陀”中，类宗教颂诗集《梨俱吠陀》是集体创作的作品；经持续收录、编辑、修订，约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最终成书。《梨俱吠陀》反映了早期（印度境内）雅利安人的情况，被称为“早期吠陀”。（“早期吠陀时代”又称“梨俱吠陀时代”。）
而《娑摩》、《耶柔》、《阿闼婆》三“吠陀”则成书较晚，大约在西元前九百至前六百年间或更迟。一些原始的，有关息灾、开运、咒诅、降伏咒法的民俗信仰也都留传下来，被集入《阿闼婆吠陀》。
在那个时代，掌握了宗教（经验传承之知识）便能掌握资源。这些传承《吠陀》的教职团队逐渐成为贵族，在他们的带领下，“再生族”（同族）可以通过祭祀实现与（部落）神交好。神高人低，关系唯依于祭祠，示好与依靠成为宗教的第一要务。
祭祀的前提是有神有灵魂。有关灵魂的学说，是雅利安人带来的。依据灵魂说、宿命说与轮回世界观（无始无终），主张灵魂不灭，相信人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独立存在。
文化同源的希腊哲人对此也有阐述。如毕达哥拉斯即认为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此说趋于成熟。苏格拉底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分离的，牺牲肉体欲求，可使灵魂达到自由解脱。（接近“奥义书”文化的终极追求：通过修行与梵合一。）
《斐多》：“灵魂在取得人形之前，就已在肉体以外存在着，并且具有知识。”灵魂中有善有恶，经后天影响，会导致人的趋良与趋恶。所以要努力于道德修养，“当自己的主人”；发挥灵魂中好的部分（理智），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慧与真理，使灵魂解脱，使心灵自由，以得到来世永恒的幸福。
柏拉图的生死轮回说开启了西方哲学中的伦理教育，这种精神肉体二元对立的思想影响了笛卡尔，禁欲思想则影响了近代西方。
灵魂是第一性的（神），与肉体无关，可以独立存在。人死以后灵魂不会灭亡，进入“地下”等候审判；或升天堂，或堕地狱，或转世轮回。因为死后还要“算账”，所以人人都要积极行善。（吠陀与婆罗门文化对“善”的定义是祭祀与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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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职人员积极推广祭祀活动，逐渐确立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祠万能。吠陀天启是说明合法性问题，把一切推给“神谕”，便是真理，不得存丝毫怀疑。既然是真理，那么“代理人”婆罗门便代表了神的意志，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以此推广种姓制度，便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了。
早期雅利安部落处于军事民主社会发展阶段。到达印度后，新建立的雅利安人聚落由父权制大家族组成，部落事宜由公民大会定夺，决议“祀与戎”之大事。此外还有部落长老会议和部落军事会议。随着战事增多与战局扩大，部落军事会议的权重日益增强，僧侣贵族阶级的地位也一并不断提升。
这批新住民一改祖辈赖以生存的畜牧生活方式，开始种植农作物；有商品交换之行为出现，但仍是以物易物的阶段。后来随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导致私有制产生。社会开始分裂，氏族部落瓦解，逐渐过渡为世袭君主制国家。（出于社会大规模组织与动员之需要。）
黄金成为主要支付货币，还有高息贷款的行为出现。大量穷人沦为债务奴隶，社会阶层迅速分化。雅利安人内部出现三个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再加上“亡国奴”首陀罗，称为四大种姓。瓦尔那制度（即种姓制度）成熟，雅利安人步入晚期吠陀（婆罗门教）时代。
“婆罗门”掌控意识形态，属于柏拉图所说的“黄金”教权阶层（类似立法机构）。而“刹帝利”则是邦国的实际管理者（行政与军事），手握世俗统治权。“吠舍”为雅利安人的平民阶层，他们都是工商自由民，不若“亡国”之贱民（无公民权）。种姓间严格隔离，不准通婚、同餐、并行，甚至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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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梵天所化种姓示意图
基于军事与体质上的优越感（高大、白皙），以及保持血统纯正的需要，种族隔离成为设计种姓制度的原动力。另外雅利安人是外来政权，运用宗教手段，结合本土文化，孕育出婆罗门教，本质而言都是为统治服务的。（教权趋于垄断，主导治权。）
婆罗门宣称：最高神格之梵天是第一因，每一种姓都代表了大梵的意愿（团结），但唯有最高级的种姓才有神权代理资质（特权）。所以婆罗门独具学习吠陀、教授吠陀、为自己祭祀、为他人祭祀、布施、受施之权能。其他阶级或只能自祀，或须由婆罗门代祀，甚或连“行贿示好”的资格都没有。
要成为婆罗门须有五项条件：血统纯正、传承文化、容貌端正、行止有节、智力发达。婆罗门阶级之特权还表现在经济权与司法权，婆罗门是免税的，甚至可以逃避司法责任。垄断了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权（话语权），保障了贵族特权阶级的永固性。
这种各安天命的阶层划定方法，相当于决定了（基于家族血统的）社会政经地位与分工模式。通过利用意识形态，使全民接受，自发遵守；让大家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寄希望于来世，从而消弭一切出于不平等心态的反抗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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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会种姓阶级
“阶级”，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与剩余物资），由资源分配不均（发展不足）所导致的产物，在古代社会其实并不罕见。比如埃及，法老与祭司同属上层阶级，官僚次之；奴隶在最底层，而中间则是分工不同的（技术）自由民。
我国古代也有类似制度，比如封建宗法制：天子、侯、大夫是贵族，是资源的实际拥有者，也是家国政治的决策与执行者；士人是贵族附庸，而农工商则是平民（庶民）。所不同的是，天子是“溥天之下”人类之共主，所以理论上没有奴隶阶层，只有归化与化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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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人类早期部落由于资源有限，团队动员能力要求不高，所以简单的宗教教说足以凝聚众人。随着智能发展，科技能力提高，剩余物资出现，团队中的祭司俨然成为上位、核心、领导阶层。因为人类本能对未知世界恐惧，使得祭司的话语成为天然之权柄。然而此时的教说并不成熟，故组织松散，属于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当祭职的信用开始破产，或者出于种种需要，简单教说无法继续统驭过于庞大的“国家机器”，便由以武力为本质的治权阶级代替祭司，形成另一种不同权利核心模式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趋于成熟，阶级开始固化。
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治权知识阶级与教权武士阶级不断分庭抗礼，彼此既有竞争也有合作。面对生存压力，努力建构社会组织与道德良序，以应对自然灾害、内部竞争与外部冲突，最终促成社会形态的不断适应和发展。
譬如我国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军事需要，治权趋于独大。治权彼此斗争不断，社会动荡，民生凋零，刺激了诸子百家之竞起。早熟的古代政治家们纷纷立说，替家国天下做出规划；游走于不同的治权间，希望挽救濒于无望之苦难现实。
然而此时的“教权”并不成势，且内部彼此争鸣不断。儒、墨、道、法诸子各抒己见，希望通过一己之力，为社会谋求长治久安之道。其中，早期儒生能够面对民间且思想独立，依据宗法立场开创民本思想，拥有巨大的生命力。（可惜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治权整合完成，刺激教权内部竞争加剧，但儒家始终是较有力量的声音。儒家本着“如神在”的精神，“以神道设教”，希望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握，恢复既有规范（周礼），以抗衡治权的逾越。
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全都希望治权能够遵循“教化”。由于其视野始终是官方的，所以先天有了与治权合作的优势。直接导致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刹帝利”治权阶级的赞助与输诚；为治权背书，以换得教权正统（官学）的特殊地位。
教治合作，走向集中。汉儒坐稳了教权的“江山”，同时引入玄学（邹衍、董仲舒），将“天道”“礼教”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一套程序，包罗万象；主观客观、形上形下、家国天下一体适用，收摄无遗。从根本上扼断了其他思想体系的“粮路”，从而结束了教权内部的竞争。
但是，教权的教条化倾向出了问题。
隋唐以前，大门阀垄断了贵族阶级；采用“宗教”惯用的“种姓”法则，以血统与家族为限，完全掌控了阶级提升的条件——知识与官职，使得平民家族中再也产生不了士族。如果每个人首先是家族中的一员，那么家族的政治地位便决定了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阶级固化成为一种必然。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成熟，基本开放给全民参与。先天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出仕以实现提升，突破门阀的隔碍，使阶级流通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宗法制家族内部，则可以通过爵位世袭与德高年重来提升地位。（立长立贤灵活予夺，取得平衡。）人在毕生的奋斗过程中抱有希望，打破了令阶级固化的藩篱。
我国的教治二权，在汉唐间不断整合；随着政策的改良与调整，治权积极团结并改造教权。创造性地发明出科举制度，使民众看到突破阶级的希望。有效疏导了社会各阶级间的流动压力，最大程度降低社会结构的变动成本，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相对而言，印度的种姓制度则是由“天启的神教”决定（绝对的教权主导）的，所以阶级固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只能发展并应用印度教中的“现象如幻”、“业报轮回”思想，以麻痹底层阶级，让其对现实苦难隐忍。
虽然能够消弭任何改变现状的意愿（转向来世补偿的希望），避免了由各种不平等所导致的民怨，但同时也造成了民族性中不思进取的性格。永远只把希望寄托于神或未来，是不会引起积极建设的动力的。
雅利安人建立以种姓制度为核心的婆罗门教，使得宗教更加具有社会性、伦理性、道德性，也便于政治统治与管理。由于这一制度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基础，也比较符合人性，（无关善恶，）所以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渐浸透成为一种民族性格。
如同我国儒家宗法文化对于国民知识结构的塑造，其影响已经渗透到生命中的每个角落，可谓深入骨髓。此后虽然不断有来自西北方的异族入侵，但其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并无多大变化。
对于后来的那些征服者来说，从根本上改变种姓制度这一庞大的社会体系，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社会成本大到难以承受。）此外，他们在文化上不具备优势，很难想到有更好的办法来予以取代。
在权衡利弊之后，新的征服者最终都会选择在掌握实权的（政治与军事）阶层中，加入一个代表自己民族的“亚种姓”。这样既能架空身为神职教权阶层的婆罗门（旧的既得利益者），又能保障新旧贵族势力的利益；并利用文化与宗教力量，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只要自己能够获得最高权力与最大利益，其实没有必要破坏这种平衡。
由于宗教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婆罗门又是“神旨”的独家代言人，所以治权阶级尚不能抗衡由婆罗门阶级主导的教权力量，社会资源的分配权仍被神职阶层牢牢掌控。（这一改变要待另一股教权力量——沙门阵营兴起后，治权中的杰出代表阿育王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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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教三大主神
雅利安传统的拜火与多神信仰，属于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其后在印度发展出大梵天之主神，还有毁灭与舞蹈之神湿婆，与光明之神毗湿奴。宣扬“善恶轮回”，主张“梵我一如”，这些理念均与雅利安民族的原有信仰有极大的关联。
早在四千年前，以游牧为生的雅利安人就已经创造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他们特别信奉火神，并有烦琐的祭祀仪式。（与古埃及多神崇拜类似，是较早具有一神论倾向的宗教信仰。）
代表了火、光明、太阳神的密特拉（Mithras）为其主要崇拜对象。（《阿维斯塔》中的“密特拉”在早期印欧文化中非常重要，如今虽然很陌生，但是他的文化因素被印度教，尤其闪族一神教多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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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拉正用金剑刺入公牛颈处
（狗是宠物与助手，蛇蝎则象征邪恶。）
在《伽泰》神话流行的西元前十一世纪，仍有诸神信仰存在，还没有一个“唯一造物主”的概念出现。但在众神之中，已经有了一位地位非同一般的“主神”——代表了光明与善的神“阿胡拉·玛兹达”。
此后，直到西元前六世纪，琐罗亚斯德（查拉图斯特拉）才真正完成了一神论性质的宗教改革（拜火教）。阿胡拉·马兹达（义为“智慧之主”）成为唯一的、最高的、不被创造的主神——光明神，而它的原型密特拉则被降格为阿胡拉·马兹达在人世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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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
此时的阿胡拉·马兹达已经具有最高神格，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祂具有光明、生命、创造等德行，也是天道、秩序和真理的化身。马兹达创造了物质世界，也创造了火，即“无限的光明”，因此琐罗亚斯德教把拜火行为当作神圣职责。
他们不建神庙，不造神像，但有专职祭司。因为火是阿胡拉·马兹达的儿子，是神的造物中最高和最有力量的东西。火的清净、光辉、活力、锐敏、洁白、生产力等象征神的绝对和至善，因之火是人类的“正义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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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切宗教类似，拜火教同样有关于世界观的论述。据《创世纪》所载，开辟之初有精神、事物两大因素共同作用，因而形成世界，也规定了人类的命运。世界创造之后，此二大因责尽职退；善恶二大原理随后出现，各分治其领域，世界化为善恶正邪不断争斗的场所。
在这善与恶的斗争中，人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或以善念、善言、善行参加善的王国，或者相反参加恶的王国。死后各有报应。善人即被赐予快乐心并进入天堂，恶人即被赐予痛苦心而堕入地狱。而那些善行和恶行相抵消的人则留在“中间地带”，无痛苦亦无快乐。（这是典型的善恶对立论，使宗教更具社会性、伦理性、道德性，有利于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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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教教徽
这种“二元说”虽然表明了现象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成因，但并未真正解决“第一因”问题。因此，早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西元前五百五十至前三百三十年），有些神学家们为了解决马兹达与安哥拉·曼纽（黑暗主神，一切罪恶和黑暗之源，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宿敌）对立的矛盾，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又假定了在他们两者之上还有一个更（最）高的实体。
此外，在伦理道德的劝善方面，拜火教强调善行，而善行的目的是为“厚生”，即要使生活富足。故提倡努力工作，视之为高尚行为。《破邪篇》提出的理想生活是“成家立业，牲畜、妻室、子女都兴旺。旱地灌溉，洼地排水。”它反对斋戒禁食，理由是“吃不饱就不能完成宗教的艰巨任务，吃不饱就不能拼命劳动。……宇宙以食而生，以不食而死。”
雅利安人最初进入印度时，为早期密特拉信仰流行的时期。因此波斯神话中的光与真理之神密特拉（密多罗），被记录在《吠陀经》中，成为婆罗门教、印度教中的昼神，图腾“卍”为其标记。
琐罗亚斯德的二元论学说对于后来在波斯和中亚地区流行的摩尼教，中东地区的闪族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中的诺斯替派，希腊罗马哲学中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在基督教尚未成为罗马国教之前，罗马国内流行的摩尼教就是该教的一个分支；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之前，就是摩尼教的信徒。佛祖释迦牟尼悟道后招收的早期弟子中就有琐罗亚斯德教徒。
还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后期许多地方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有可能受到了拜火教影响的。比如拜火教行“特净礼”时，要用牛尿沐浴。而其教徒在行葬礼时，是用“天葬”（或称鸟葬）。举葬时，神职人员与抬尸者将尸体赤身裸体移至“寂静塔”顶，听任鹰鹜啄尽尸肉，然后将骨架投入井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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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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