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良序·走进佛教·沙门思潮
雅利安人自西北方来，进入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平原。得着先进科技的赞助，不断驱逐原民；利用宗教手段，提升组织能力，让殖民统治变得顺利。有了相对长久与稳定的发展过程，这一文明逐渐成熟，流传至今。
雅利安人的早期信仰是单纯的，那是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与盲拜。后来有了神话，将自然万物人格化，同时也记录了一些征战的故事；再加入伦理性的赏善罚恶之条款，使宗教更具社会性。（吠陀）
掌握了政治与经济特权的贵族垄断意识形态。（婆罗门教）利用宗教，使被统治阶级放弃用破坏性激烈方式进行突破的企图；开发形而上学，诱导以来世期望与宗教冥想，让所有的不安定因素稳定下来。（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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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进化
印顺导师说：“宗教的本质，是人类意欲的表现。”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任意装扮信仰对象，为特定阶级服务，随人类社会变迁的不同时代所需，不断变换其形象。
比如西方的一神信仰，从最初的自然神，到为以色列建国出力的部落神，再到后来成为放眼全世界、面对全人类的位格神。又如婆罗门教，本为异族入侵者的殖民工具，却意外成为印度信仰的典型代表。只能说神明很辛苦，一切很无奈。
相对而言，华夏文明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自周“天子”后，时代选择了宗法制，使得民族性的养成，自有一种不同。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两个文明古国的历史选择分别是种姓制与宗法父家长制，而不是其他呢？
身份是个问题。不同的规则制定者面临到不同现实，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技巧，才有了各民族的不同文化表现。总体而言，一族对另一族的统治，从肉体到精神强制压迫，一般较为粗暴。而在一族内部，则多用教化手段，一切只为了名义与授权的争取。
其实，“种姓”、“宗法”都是一种社会良序之设计。种姓制度是《吠陀》发展到晚期，教职阶级抬升，为了统治需要，站在外来政权立场的“立法”。依据每个人的出生，规定其阶级；至于阶级内部，则再来分工与竞争。
而周公宗法的基础单位是家族，家国内外规范以礼乐标准（人伦），使上下进退皆有依凭。随着知识与门阀垄断相继被打破，一般民众都能看到阶级流通的希望。而印度教，则不断地开发形上学，让人民始终认命。
自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婆罗门着力推广祭祀活动，并努力使之通俗化，让宗教化思维在民间扎根。影响到恒河中游的非雅利安统治区域，得到阿阇世王的赞助，开展出古“奥义书”文明。婆罗门教职阶级的地位开始动摇，这反映出治权对教权的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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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进行祭祀活动
《奥义书》的重要建树有二：一、真心的梵我论；二、业感的轮回说。从“多神”向“一神”的进化过程中，神格趋于形上；说“梵”才是真实，是宇宙的本原，其人格化显现就是梵天。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那是“小我”（阿特曼）。
“我”是超验的纯粹主观，所以是“不可认识的认识者”；此“唯一不二的主观，即是梵界，即是最高的归宿，最上的妙乐”。人在不断生死中是迷妄的、虚幻的，不过“阿特曼”却与真常本净的“梵”同一。（“我者梵也”。）
所以，只要能够通过智识与修炼，回归到“与梵为一”，即能脱离生死轮回。如《奥义书》说：“行祭祀苦行者入天界，于其中轮回；惟住于梵者能得不死”。（智慧优于神助，祭祀不再万能。）
至于“业感轮回”说，则是基于几种理念的整合。首先是灵魂不灭，然后是业报不失，最后是轮回不熄。根据人的发心，导致动机与行为，造成善恶不等的业，决定将来轮回之浮沉。“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向，因意向而有业，依业而有果（报）”。
一切以“业”为核心，而记录善、恶、无记业的载体是“我”——阿特曼。《布列哈特奥义书》：“依照一个人的动作和言行，他成为这，成为那，因此他的来生是：一个善业的人成为善，一个恶业的人成为恶。由净行而得净，由黑行而得黑。”
这里有一个问题：对神祭祀算不算善业呢？或许算，但与解脱无关。虽然可能带来好运，但于《奥义书》所追求的永恒解脱却毫无作用。唯有通过灵修，达到与第一因存在、永恒不灭的大梵合一，才能达到永脱轮回，实现苦难的解脱——涅槃。
“真我论”为吠陀文化的开展，而“业力说”却是时代新声。在当时，有关业的新说是不公开的，“此不可于众人中说，惟两人间可传”。
耆婆利王对婆罗门阿尔尼说：“此（轮回）教直至今日，婆罗门未曾知之”。（或许未必未闻，只是不能承认。一旦承认，神权的绝对性就破产了，祭祀行为也会失去市场。）
这一东方自由思想突破了阶级的束缚，首陀罗人会轮回，雅利安人诵习吠陀也不过如此。无论沉降都是轮回，不如依真智而悟真我，即使贱民也能入于不死的梵界。如《薄伽梵歌》说：“上而至于诸天，诸界皆有轮回。”
“业力说”与“真我论”结合，“我”为行为后果所限，从此生转到他生。对照“真我”的真净妙乐，感到人生的迷妄与悲哀，因而促成日后解脱思想的隆盛。
约在西元前六世纪初，毘提诃王朝没落了。恒河南岸以王舍城为首都的摩竭陀国兴起，在北岸则分散着不少小邦。（如孟德斯鸠说，大国实行君主制，小国实行共和制。）恒河两岸，受到雅利安与非雅利安文化的影响，展开全面性的思想碰撞。
插一个题外话：梵语和法尔斯语的“神”和“魔”刚好相反。在法尔斯语中，神“Ahura”指的是拜火教主神“阿胡拉”，魔“Deva”即印度教天神“提婆”。而在梵语中，神为“Deva”，非天为“Asura”（音“阿修罗”，“阿胡拉”的梵文）。显而易见，这反映了不同文化系统的激烈对抗。
那时的社会状况非常糟糕，秩序崩溃，战乱频频。波斯人从外部入侵。雅利安人摧毁了许多土著国家，出现了无数流民。这些“亡国奴”失去家园，也失去了土地，被驱逐出原先的住地，导致苦行与隐遁者逐渐增多。（他们从情感上也会接受《奥义书》思想。）
还有部分是反抗阶级压迫，脱离了社会组织体系的人。由于种姓制度所支持的人权不平等，再到神权宗教所支持的政治不平等；宗教文化权，乃至政治经济权，全被“黄金”贵族阶级垄断，引起被剥削者的不满，直接促成反垄断反神权的沙门思潮出现。
婆罗门种姓受了特权与特质的保障，得以专注于上层建筑开发。作为专职的神权代理人，将生命规划为几个阶段：学习、服务、修行、休息。在最后阶段可以抛弃所有权利与义务，接受供养，四处游走，作内在提升，为死后服务。这确是极好的安排，并透出一丝自由的曙光。
一些非婆罗门血统的人可以终其一生抛弃社会物质生产之义务，专为精神建设服务；不再迷信祭祀，深入禅定哲思。打破先天血统的藩篱，放弃世俗身份，不受种姓约束；认为出生不能决定高贵，智慧才是唯一标准，这就是东方自由沙门主义。
他们降低对生活物资的需求，完全专注于修行与思考。这种看似避世与消极的学风，虽不能脱出传统信仰理论基础，但其直面人性，以人为本，提出每个人只有通过自我提升才能实现彻底解脱，这无疑是积极与进步的。被黑暗笼罩的人们有了一线希望。
这些隐遁者被称为“沙门”，沙门义为勤息（勤修净道和息诸烦恼）。如《俱舍论》卷二十四云：“诸无漏道是沙门性，怀此道者名曰沙门，以能勤劳息烦恼故。如契经说：以能勤劳息，除种种恶不善法，广说乃至故名沙门。异生不能。无异究竟趣涅槃故。非真沙门。”
佛教对此称号非常重视，一度有意将之“垄断”。如《大毗婆沙论》卷六十六说：“经中所说沙门……谓住四果……谓行四向……谓住四果及诸行向……谓学无学……谓诸圣者。”
沙门是超脱世俗的，只为解脱努力，故与本生种姓无关。佛教属于沙门阵营，自然有不拘出生、有教无类的特点。如《僧祗律》卷二十八载：“譬如恒河，遥扶那萨罗摩醯，流入大海，皆失本名，合为一味，名为大海；汝等如是，各舍本姓，皆同一姓，沙门释子。”
沙门是抛弃世俗欲望的人，有的教派未能持中，便显得偏激。《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六对过分的放任者提出五种批评：“发长、爪长、衣裳垢坋、不知时宜、多有所论。”佛教提倡中道，认为修行所针对的焦点是烦恼，而非肉体，所以对毫无意义的自虐苦行非常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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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积经·沙门品》说：沙门应远离三十二垢及八法覆沙门行。三十二垢者：欲觉、嗔觉、恼觉、自赞、毁他、邪求利养、因利求利、损他施福、覆藏罪过、亲近在家人、亲近出家人、乐于众闹、未得利养作方便求、于他利养心生悕望、自于利养心不知足、于他利养中心生嫉妒、常求他过、不见己过、于解脱戒而不坚持、不知惭愧、无恭恪意、心慢掉动、无有羞耻、起诸结使、逆十二因缘、摄取边见、不寂灭，不离欲、乐于生死，不乐涅槃、好乐外典、五盖覆心，起诸烦恼、不信业报、畏三脱门、谤深妙法，不寂灭行、于三宝中心不尊敬。
八法覆沙门行：不敬顺师长、不尊敬法、不善思惟、于所未闻法闻已诽谤、闻无众生无我无命无人法后心生惊畏、闻一切行本来无生后解有为法，不解无为法、闻说次第法后堕于大深处、闻一切法无生无性无出后而心迷没。
又据《长阿含经·游行经》说，沙门有四种：一、胜道沙门，又作行道殊胜，如佛或独觉；以能自觉故。二、示道沙门，又作说道沙门、善说道义，指说道无误者，如舍利弗等；以能常随佛转大法轮故。
三、命道沙门，又作活道沙门、依道生活，指依道而生者，如阿难等；以虽居“学位”然同于“无学”，多闻善持，具净戒禁，传法身慧命于世故。四、污道沙门，又作坏道沙门、为道作秽，指污染圣道而伪善者，如莫喝落迦比丘；以盗他财物故。
《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九总结道：胜道沙门即“诸善逝”，说道沙门即“说诸正法”者，活道沙门即“修诸善法”者，坏道沙门即“行诸邪行”者。
沙门为《奥义书》思想的实践者，团体很多。其中最有影响的属顺世派、生活派、不可知论派、耆那教和佛教等。（早期佛教并不具有重要影响力，耆那教文献中并未提及。）
佛教举出具有代表性的六师：阿夷多·翅舍钦婆罗（顺世派始祖，唯物论者）、末伽黎·拘舍罗子（生活派之祖，决定论者）、富兰那·迦叶（生活派）、婆浮陀·迦旃延（提倡七要素说）、散惹耶·毘罗梨子（不可知论派）、尼乾陀若提子（耆那教始祖，或然论者）。这六位都是一代师宗，有众多弟子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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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世派教义较接近唯物主义，类似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哲学。其先驱者之一是与佛陀同时代的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他们宣称：世界的基础是物质，构成物质的原素（大）是地、水、风、火，一切有情识的生物都由“四大”和合而生。
物质原素迁流不住，具有内在力量，否定了神或其它的“因”的作用。此外，他们主张种姓平等，反对业报轮回说，也不提倡祭祀苦行。认为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来世，而在今生，被佛教称为“现世涅槃论”。这个派别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都有流行。
生活派的字面含义为“严格遵守生活法则的人”，相传为末伽黎·拘舍罗所创。据后来南印度发现的碑文记载，与佛陀同时代的“六师”中的婆浮陀·迦旃延与富兰那·迦叶也归入了这个派别。
生活派宣称：一切存在及有情皆由地、水、火、风、灵魂、虚空、得、失、苦、乐、生、死十二原素结合构成，是一种自然的、机械的、无关系的结合。他们主张宿命论，认为世上的一切都受命运支配。在命运的枷锁中，人的意志无能为力，伦理道德也都没有意义。
在佛教兴起的期间，生活派在恒河流域的舍卫城和补罗沙城等地组织过独立僧团，拥有自己的寺庙，过着极为严格的戒律生活。这个派别在孔雀王朝、戒日王朝时都很流行，之后又在南印度与耆那教及民间信仰结合，直至十五世纪时才销声匿迹。
不可知论派，以与佛同时代的散惹耶•毘罗梨为代表。据佛教经典记载，散惹耶曾组织过自己的教团，有弟子数百人。佛陀的两大弟子舍利弗和摩诃目犍连原先都是散惹耶的门徒，后皈依佛教，散惹耶因此愤郁而终。
散惹耶宣传一种怀疑论或不可知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及其真理都是不可冒然断言的。例如对于来世化生、因果报应、罪恶是非、如来成就等的看法，可以说有，可以说无，可以说亦有亦无，可以说非亦有非亦无。被佛教称为“难以捕捉的鱼”。
沙门的教说，基本都是瑜伽士的经验教法，包括其世界观。如佛教说“根”、“境”、“识”，大体是指：能感知的能力、被感知的对象与感知的作用与结果。比如眼耳鼻舌身五根，对色声香味触五境，生起眼见色、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的作用与结果；这一切过程，都离不开意根、法境、意识。
所以人对世间的认识全都源于感官，所经验的自然现象也完全是各种感观的综合。局限于人类的感觉器官，在可识别范围外的存在则无法感知，就更何况是位格神的境界了。
至于外境到底是否实有？又或者外境到底是不是如同我们经验与想象的那样？确实无法回答。就连佛教，对许多问题同样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著名的“十四无记”。其实，不可知论未必是一种诡辩，只是对于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提问，行使了“另类的缄默权”。
耆那教，意为战胜欲望的圣人之教，自称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相传有二十四位祖师，最早的创始人名勒舍婆，但无从考证。该教兴起于西元前六世纪，有史记载的是第二十三祖巴湿伐那陀和第二十四祖筏驮摩那。
筏驮摩那（西元前五九九年至前五二七年），生于古印度吠舍离一个王族家庭。他的父亲是贝拿勒斯一个小王国的君主，属刹帝利种姓，是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佛教称他为尼乾陀·若提子，耆那教徒称他为伟大的英雄（简称大雄）。
大雄曾有婚配，并育有一女。大约在三十岁时，父亲去世，后便立志出家苦行，寻求解脱之道。第一年他游历了许多地方，如库马罗等地；途中非常艰难，衣服破烂不堪，从此裸体行乞。每年除四月雨季时安居在一个地方外，其余时间他都在各地漫游。
在极端艰困的条件下，他坚持苦行长达十二年之久。之后终于在吠耶婆达东北建皮耶村的一棵娑罗树下觉悟成道，时年四十二岁。大雄成道后，先后组织教团，宣传教义，进行宗教活动逾三十多载。
耆那教最初的活动中心在恒河流域。西元前三世纪，由于摩揭陀地区连续十二年发生灾荒，不得不逐渐南移，转到德干高原和西印度地区。西元一世纪左右，教派分裂为天衣派和白衣派，后又继续分裂。
白衣派主张男女同样能够获得拯救，种姓一律平等，裸体并非必要。僧侣穿着白袍，可以占有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允许男女结婚生育。这一派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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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衣派则非常保守，对白衣派的主张均持反对态度。他们注重苦行，要求僧侣基本上裸体。（只有最伟大的圣人才能全裸。）非常歧视妇女，禁止妇女进入寺庙。这一派主要活动在南印度的卡纳塔克邦及北方邦。
耆那教信仰“理性高于宗教”，认为正确的信仰、知识、操行会导致解脱，进而达到精神理想之境界。该教倾向于禁欲，教徒主要集中在西印度。他们不讲究信神，只崇拜二十四祖。
耆那教提出七谛说，即命、非命、漏入、系缚、制御、寂静和解脱。认为宇宙万物由灵魂（命）和非灵魂（非命）组成，灵魂包括能动和不动的两大类。“不动的灵魂”存在于地、水、风、火四大元素之中。
“能动的灵魂”根据感觉器官的多少分为六种：一个器官（皮）的，如植物；二个器官（皮、舌）的，如虫；三个器官（皮、舌、鼻）的，如蚁；四个器官（皮、舌、鼻、眼）的，如蜂；五个器官（皮、舌、鼻、眼、耳）的，如兽；六个器官（皮、舌、鼻、眼、耳、心）的，如人。
他们认为动植物和非生物体内均有灵魂存在，不能任意伤害。非灵魂也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定形的物质，由原子和原子的复合体组成；另一类是非定形的物质，由时间、空间、法和非法组成。
耆那教是印度最早提出原子论学说的派别之一，认为原子是不可分的，是无限与永恒的存在，具有味、香、色和两种触（粗与细，冷与热）的属性。原子的复合体有多种形式，以两相结合到无限多个原子结合，数量和次序有无限种可能。
原子复合体除具有触、味、香、色的属性外，还有其物理性质：声音、吸引、排斥、大小、形状、可分性、不透明、辐射光和热等。认为人们的感觉之所以会不同，完全取决于原子结合的形式不同。（用完全的主观体验来分辨，而非如今的科学方法。）
这些原子因由重量而运动，不同性质的原子相结合，产生不同感觉。并且认为：原子的结合是对立的统一，其中一种是消极或否定的原子，另一种是积极或肯定的原子，结合物的性质完全随结合物双方原子的强弱变化而变化。
他们对不定形物质的解释是：时间为一切存在的持续性、变化、运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是一切存在和运动的场所；法是运动的条件，如水能助鱼游动；非法是静止的条件，如树荫为人提供了休息之方便。
在宗教伦理上，耆那教提出了漏入和系缚的理论。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物类，其本性是清净的、圆满的；但是非生命体的物质却常常形成一种障碍，掩盖着灵魂原有的光辉，使灵魂受到束缚。
这种障碍称为“业”。业有八类：智业遮盖灵魂的智慧；见业遮盖正确的直觉；受业遮盖灵魂的幸福，滋生苦乐；痴业遮盖正信，产生情欲；寿业决定生命的长短；名业决定身体的特质；种业决定种姓、国籍；遮业决定性力。
“业”是一种特殊的，细微不可见的物质，这种物质流入灵魂并附着于灵魂即“漏入”。业是前生所定的（宿作因），它们系缚在灵魂上，要想解脱就得“制御”。
制御的方法是持五戒、修三宝、实践苦行。五戒是不杀生、不欺诳、不偷盗、不淫、不蓄私财（离欲）。三宝为正智（正确方向）、正信（正确坚持）、正行（正确实践）。
同时，还须实践各种苦行。认为只有苦行才能排除旧业，使新业不生，达到寂静；使灵魂呈现出原有的光辉，从而脱离轮回之苦，获得永久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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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耆那教教义由第二十三祖巴湿伐那陀提出，即不敬神，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人人均可得道等。后由筏驮摩那对其进一步完善，认为世界是永恒存在的，并非婆罗门教所说的神创论。
由于耆那教反对婆罗门教，反对种姓制度，反对杀生和宿命论，因而得到一些王公贵族与平民的支持。（可惜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苦行。）由于耆那教徒不事农业（在他们看来农夫犁地也会伤害虫类等生物）和其他行业，因此商业成了耆那教徒的选择。
从西元八世纪至十二世纪间，耆那教在部分地区受到当地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得到发展。如在卡纳塔克、古吉拉特等地，分别修建了不少寺庙，使非暴力思想广泛传播。
十二世纪后，随着外族入侵和伊斯兰教传入，耆那教遭到压迫。十三世纪时耆那教处于衰微状态，但在南印度的泰米尔纳杜和卡纳塔克等地的耆那教仍有秘密活动。
从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耆那教出现了多次改革运动。最初由古吉拉特的白衣派发动，以反对偶像崇拜和繁琐的祭祀仪式为宗旨，起了一定的作用。后于一六五二年又出现了以罗瓦吉为领导的斯特纳格瓦西派运动，继续从事宗教改革。
与此同时，耆那教的裸体派也出现了改革运动。如北印度的裸体派分支毗娑盘提派，提出建筑富丽堂皇的寺庙和供奉更多神明的主张。其主张遭到以特罗般提派的强烈反对，明确反对偶像崇拜和繁琐的祭祀活动，对耆那教的巩固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十七世纪后，在近代启蒙运动影响下，耆那教又揭起改革的旗帜，出现了由多第毗阿领导的郎迦斯运动。十八世纪又有维拉吉领导的斯特那迦瓦西派运动。他们主张用人道主义、博爱等观点解释耆那教的古老教义，并对后期奉大雄为偶像进行崇拜等现象进行了批判。
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科学传入印度，以耆因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家们，企图用西方哲学和心理学来解释耆那教的古老教义。
如今在印度约有教徒约四百万人。白衣派流行于古吉拉特地区，空衣派流行于米索尔地区。教徒中大部分是商人、工厂主和城市中的富裕居民。他们在国内外建立了几十个组织，并修建了很多庙宇、道院、文化研究机构和学校，出版了不少宣传教义的书刊。
六师学说有共同之课题：第一、分析可感知世界的基本要素。大抵是心色二元论的，是机械的“积集”说。第二、对于可感知世界的本质说明。是真实客观的存在？还是感观所造出的虚幻？第三、论说行为善恶对业力（轮回）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很重要，会影响到方法论。有人认定苦行可得善果，有人认为行为无关善恶，便有享乐主义与苦行主义两途，这是“六师”的最大分歧。其次，沙门阵营还有一个产物，就是非常重要的禅定技巧。
沙门思潮虽各有标榜，但他们反对吠陀权威、反对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世界观方面则集中反对梵天创世说，提出了自然因说（世界由自然物质原因构成）、偶然因说（世界由偶然原因构成）、结合因说（由物质和精神的原因结合而成）、宿作因说、生类因说（各种事物及人，分不同种姓，是先天命定的）。
这些学说分别阐述对世界的认识，大都是从自然或现实出发的。相信自然界的原因或规律，比神的创造更为重要；来源于实践的人的知觉、经验（主观体验），比“天启”的“吠陀”更有效应（更为可靠）。
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共同反对祭司的精神统治，反对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反对以动物为牺牲的血腥屠宰，反对繁琐的祭祀仪式。
当然，这些派别也有许多局限。比如除顺世论外，一般都采用业报轮回说，有的甚至陷入宿命论。在修行实践方面，倡导极端的苦行或享乐主义，甚至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社会伦理准则而走向负面极端——否定一切善恶，抹杀是非界限。
总之，沙门（“六师”）思潮的宗教生活是修行禅定、苦行或是任性随缘，以求得人生苦迫（在现生或来世）的解脱。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力量一一武士贵族、商业富户和城市居民的思想与倾向；作为正统婆罗门教的反对者，开启时代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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