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繁荣广东文学批评，高张粤派批评的大旗，省里组织出版了“粤派评论丛书”，第一辑“名家文丛”之《黄树森集》，读来最是令人神往。遥想当年黄树森先生在全国首次引进台湾小说（白先勇作品），之后又设法联系梁羽生，首次引进其《白发魔女传》于《南风》连载，刊物一时洛阳纸贵。转年，由其主持中国首家文艺理论月刊的《当代文坛报》创刊，更是大力推介金庸、琼瑶、梁凤仪等，一改为时所囿的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撬开一度板结僵化的文化土壤，积极面向和接引读者，可以视为一种以读者为消费者的新型经济文化观念；它是如此的接“地气”，贴近读者，在今天看来，也可谓贴近消费者，贴近市场，所以发行量屡创新高，在那文化相对匮乏的年代，高峰期达到期130万份，何其煊赫。
《当代文坛报》所大力策划、全力推出的一系列涉足改革前沿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雷铎的《中国铁路协奏曲》、李士非的《招商集团》、洪三泰的《中国高第街》、张波的《猫耳洞与摩天楼》等，以及一系列相关的作品研讨会，堪称新的时代强音，引起全国关注，《文艺报》《文汇报》乃至新华社都纷纷发文报道。作者揭橥的经济文化思潮于焉成型。这种经济文化，本质上就是以世俗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著名历史学家姜伯勤教授曾引经据典大加阐述过。广东在开放改革中的先行一步，正充分体现在满足人民世俗物质需求方面先行一步。这一点，一旦冲破政治桎梏，很容易为国人接受，体现为经济北伐——广货北上。与此相应的文化则更加阻力重重，不易获得认可。这也正是黄树森惕厉以行的价值所在。为此，在掀起报告文学热潮之后，进一步推动了“珠江大文化圈”、“岭南文派”、“岭南新文化”的讨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珠江”“岭南”，并无狭隘的地域意义，而是对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地域表征而已；作者后来主编推出的《叩问岭南》大型书链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叩问岭南，就是叩问当下中国新文化！”并在1995年组织在上海召开的经济语境下粤沪两地文化发展的探讨与交流活动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文化进一步表现为都市流行文化。如何从都市流行文化中透视新文化潮向，主动应对，增强质感，引领潮流，是理论批评界的新使命和新担当。为此，黄树森一方面撰文论析，一方面主编“流行盅”丛书重磅引领，认为商品与文化、消费与文化的关系，理论界长期羞于正面对待，而文学文化实践发展又证明势必解决的命题；市场机制的运作、价值规律的挑战，回避，不行，耻于接触，犹抱琵琶，也不行。而自1993年南下广州即服膺黄树森的著名文学批评家程文超教授，则将这种流行文化进一步理论提升为“欲望叙述”，先是发表了《寻找新的文化支点——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管窥》一文予以响应，随后又在权威的《文学评论》发表《走向彼岸后叙事——何继青的小说世界《欲海里的诗情守望——我读张欣的都市故事》，主张放逐虚妄的彼岸, 走向欲望的此岸，但非沉湎世俗，而是追求建构，守望诗情, 并认为这种岭南新型都市文化，乃是文化重构的一个方向。这也是迄今为止，在国家最高文学评论刊物上推介广东作家，期许岭南新文化的仅有的两篇评论文章。
岭南前贤陈序经教授说，广东既是新文化的先锋队，也是旧文化的保留所；这种求新与守旧的和谐共生，正是岭南文化的魅力之一。再则，文化最重渊源和谱系；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新文化，但是，岭南在哪里？仍然值得追问。黄树追问的方式，就是编纂《广东九章》图书系列，后升级为《中国九章》系列。《广东九章》推出后，一时洛阳纸贵，本地媒体群起点赞自不在话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均予以报道关注。由此可见，为新文化潮流溯源，乃是时代的召唤。随后，黄树森选取对于开放改革，对于岭南新文化形成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广州、深圳、东莞等点进行深入追探，编纂出版《广州九章》《深圳九章》《东莞九章》等，犹觉不足以彰显岭南文化渊源的区域互动特征，遂选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与广东关系密切的广西、上海等，编纂出版《广西九章》《上海九章》等，深挖厚探。
在此基础上，再返观岭南，策划力推“岭南三部曲”——《大江红船》《大清商埠》《大国商魂》，从粤剧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洋行的兴衰（十三行）和近现代近代买办群体（珠海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这三个独特视角，揭示岭南近现代经济文化精神的基因图谱。复又深入南粤大地，考察印证，写出了《高凉行》《石狗吟》《鹤山地》《汤显祖的“岭南四梦”》等有深厚历史感但又视野宏阔前瞻的文化新篇。至此，黄树森为其揭橥的经济文化思潮，完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从而接续了远祧慧能、白沙，近绍康梁、陈序经等的岭南文化发展传统——新文化的旧传统，或曰有旧传统的新文化。这不仅是岭南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应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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