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人情”，重“面子”，轻“法理”。在娃娃时代，就曾经被耳提面命地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爹犯了法，你是给他判刑，还是不给他判刑？
如果你说判刑，那别人会指着你说不孝子孙，不讲情理；而如果你说不判刑，众人皆乐，但你的灵魂却要接受拷问。因为不是所有孩子他爸都是李刚，谁也难免沦为“替罪的羔羊”，那时，人间正义又在何方？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地批判：为什么美国可以建立法治社会，而中国只能靠人情维系？ 为什么美国人崇尚自由意志，中国人喜欢抱团取暖？为什么美国人笃信天人二分，中国人坚守天人合一？
这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文化深层结构的不同。中国人在中式文化熏陶下，形成了他制他律型人格，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摆出一种处处以对方为重的姿势，在群己权界上的不明晰，导致个体化受到压抑和克制。习惯于如何学“做人”，却没有首先成为“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1945年生于重庆，长于香港，求学于台湾，深造于美国。先后获台大历史学硕士学位，明尼苏达大学俄国史硕士学位，斯坦福大学东亚史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现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州猛菲斯大学。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族》等。
（一）为什么单身者总会被逼婚？（人的定义）
作为大龄剩女，经常被逼婚是人之常情，但是听到父母的逼婚理由之一，却是不结婚就还是个小孩子。而那些结了婚的，哪怕在思想上还没萌芽的姊妹们，只要有了婚史好像就比单身汉更“成”人一样。对此十分不解，只好把它归结为思想的迂腐。
读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后，才深刻意识到这种迂腐思想的来源——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以及中国人的自我定义。
一个孤零零的“个体”之所以会给人尚未“完成”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思想，是需要由人伦与集体关系来定义自我的，而不是由自我定义外在的人际关系，更不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抽象人格。
中国式良知，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导向一个超越世俗的符号，而是以“自己人”的小圈子为归属，接受圈内人的价值判断，来完成对自我的约束。这种靠他人来约束行为的特质就称为他制他律型人格。
传统文化中强调“仁者，人也”，“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心意感通，亦即以心换心。中国人的“心”主要是一种感情的作用，混淆了西方的heart和mind，还将道德判断包括进去。将智力感情化的结果，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
这种对“人”的设计，使中国人富于“人情味”，但在处理社群与集体关系时，容易出现自我疆界的不明确。由于缺乏理性思考能力，以及批判内省机制，只要别人对自己好，就得“以心换心”，否则就是“没有良心”。但是把“心”交出去之后，感情、思想、判断与意志也统统交了出去，失去自由在所难免。
回到逼婚现象里，已婚族会打着处处为你好的名义，想让你接受和他们一样的生活轨迹。一方面，他们是婚姻生活的直接受益者，比方说，生病就医总归有个伴儿吧；另一方面，即便承认婚姻生活中有不好的因素，但不婚主义毕竟是少数，这会被乡邻讥笑，甚至是社会所不容的。
（二）为什么两性关系中缺少浪漫成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龄剩女？（家的定义）
中国人讲究“安身立命”，其中“身”是由人伦与社群的“心”去制约的，而不是可以完全由自我调配的因素，古时更有“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之说，因此“个体”并不是自己“身体”的真正主人。这种安排导致严重的“非性化”倾向。
西方文化认为，一个完全盛开的人，是必须发展到生殖器阶段的，亦即正面承认自己身上性元素。而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在心理方面尽量抹杀这个阶段，因为它把性当作生男育女的手续，从来无法理解性可以是人格内容的一部分。
性爱的完成是需要从发射魅力、主动追求、积极应对、培养情调、说服对方，直到床戏等一连串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充足的进攻性去推动、用充分的自信与意志去组织，而且必须自己去面对。
一个人不知道如何为体内的生命力找合适的出口，亦即是不知道如何去组织整个性爱过程，与人格成长过程中“自我”之被“非组织化”有莫大关系。中国人格组织的松垮性与他制性，在面临“成人”任务时，易倾向于稍一遇到障碍就打退堂鼓。而在完全没有制约时，又容易失去纪律，以致社会上性侵案时有发生。
中国人倾向于避免社会功能不明朗、不确定的两性关系，在生活上力求平稳与平实，并不希冀它多姿多彩，既谈不上热情奔放，也很难出现浪漫倾向，甚至会养成逆来顺受的习惯：对喜欢的人与物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冲动去获得，对不喜欢的人与物也没有什么强烈的冲动去摆脱。
因此，中国人的性表现，一方面受制于社会功能性目的，而处于半窒息状态；另一方面，则因为不能集中于一个强烈的聚焦点，做明朗的表现之故，反而出现比西方人更扩散、更泛滥的形态。过分强调“安身”与“安心”，就会减弱两性关系中的浪漫成分。
（三）为什么说平均主义与专制主义相伴而生？（国家的定义）
俗语道，“养不教，父之过”，“虎父无犬子”，“上梁不正下梁歪”等等。这些既可以用来形容父子关系，也可以用来形容君臣关系。君臣如父子，既相互依赖，亦相互掣肘。
中国式父母把儿女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孩童，吃喝拉撒关怀备至，出门远行嘘寒问暖。父母养育孩子，重点在于“身”，至于“心”则交给学校和社会。
很少有父母会严肃地回答，孩子提出的类似于“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问题，更多的则是敷衍“你是从马路牙子上捡回来的”。父母对孩子在性启蒙上毫无作为，甚至有意封锁信息，以致于有些孩子会天真地以为，拉个手就可能怀孕，躺在一起肚子就会大。父母如此，国家亦然。
中国式的政教混同体也是将老百姓儿童化，亦即将老百姓当作教化对象的子民，而非一个良知主体和权利主体。《道德经》中强调“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因此，中国人只能安于身体局部部位的满足，才会有“民以食为天”这种对食的过分强调上。
中国人的他制他律型人格和深度互嵌的人际关系，容易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是完全受制约而丧失个性与基本权利，另一种是完全没有制约而失去任何纪律。前者是全面解除武装的人——对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别人利用、摆布与控制的敏感度降低，甚至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比如让渡自己的生命权；后者则是专门去剥削别人的人——以一人之心为天下之心。
这就给良知的国有化提供了基础。中国式政教混同体，除了在国法范围内管理老百姓之外，还要去管理他们的良知。因此，很难产生与公共意识截然分判的私人意识，以及理应属于私人范围的良知领域，而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也有被模糊化的倾向。
中国人的宇宙论是在太极中搞阴阳调和，太阴中有少阳，太阳中有少阴。在日常生活中，不喜欢划清群己权界，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相渗透。在政治生活中，搞中央中有地方，地方中有中央，造成法权观念的模糊。这种倾向，是中国容易出现团结的局面，但却无法在整体之下树立局部甚或个体的合法权利保障。
难以保障个人权益的原因在于，深度互嵌的人际关系，容易滋生铲平主义心态。中国人群己权界不清晰，个人发展不完全，会把别人的发展当作是自己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从而滋生“我出不了头，你也不要出头”的心态。
而革命家会对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善加利用，举着替天行道、平天下的名义，巧取豪夺，以公谋私，公报私仇，例子比比皆是。夺得政权后，深知人心不受控制的危害，就会用集权和专制来对付。
这就是为什么“他制他律型”人格的中国人大体上是驯良的，外在的纪律可以在大方面上发生作用；而一旦“一朝权在手”，就容易做出格的事情，不考虑任何后果。
如果说“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是中国文化超稳定形态的结构性意向所在。那么，老百姓的平均主义与统治者的专制主义的“阶级合作主义”，共同促就了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和超稳定结构。
中国人讲究变通，喜欢“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中国人做人圆滑，容易阳奉阴违人走茶凉。这种“他制他律型”人格既有表面团结的假象，也有自我成长的压抑。在“父母在，不远游”的训导下，青年人不敢追求梦想；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规训下，婚姻近乎为传宗接代服务；在“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的训诫下，国家越来越集权，人民越来越以食为天。
然而社会在变迁，文化在融合，个体意识在觉醒，传统家庭关系在瓦解，人民与国家之间微妙的博弈也在进行中。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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