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于解放前，幼年丧父，经过战乱，逃过难，要过饭；当过农民、铁路工人，退休前是国营黄泛区农场工人。父亲不会讲高深的道理，却用一言一行诠释着他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一
父亲9岁入学，在离家3里路的水沟王上小学，一天来回4趟12里，整整三年，父亲春夏秋冬风雨无阻行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父亲至今记得他的小学老师姓名及形貌。三年级毕业，父亲要上高小，他先到红花集学校考试，没出录取名单，父亲担心落榜，又赶到练寺学校考，结果两所学校都录取了。考虑到红花的学校离家近，父亲最后读了红花集高小。
高小毕业，父亲想考初中。到县城考试没有结果，加之自家成份不好，父亲打算参加劳动，帮助我奶奶养家糊口，供妹妹读书。当时我奶奶已到黄泛区农场，父亲到农场后听说郑州学校在招生，与另外两人结伴，前往郑州。为了节省本来就不多的路费，他们冒雨出发，步行前往漯河，当时的土路坑洼不平，泥泞难行，低洼处水深几达胸部，他们只好脱掉鞋子，把包裹和书包顶在头上涉水，父亲不会游泳，一手扶住头上的包袱，一手拉着同伴衣服，趟过水洼，衣服尽湿。一百里路程走了一天，天黑时分才到达漯河，又乘火车赶往郑州，可郑州不招外地户口的人，父亲考初中又一次无果而返。父亲提起当年的“赶考”说：有点害怕，但不后悔。
1955年，15岁的父亲开始参加劳动，16岁正式成为农场职工。当时，农场工会为了提高工人文化素质，开办了职工业余学习班，每天上班前两个小时的文化学习，初中课程，数学文学化学地理历史等，作家白威在农场体验生活，受聘于业余学习班讲文学课。工会鼓励青年工人参加学习，不需任何费用，刚开始青年工人积极性高涨，上课的人很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有人退出了。可父亲却以为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正好弥补没上初中的遗憾。父亲说他每天早早到教室，冬风夏雨从不缺课，做记录，写作业，认认真真，就像在学校一样。父亲说，学习班圆了他上初中的梦，他很珍惜，每天天不亮起床去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业，一点儿不觉得累。那是父亲节奏紧张的一段生活，也是他愉快的时光。业余学习班的学习一直持续到58年10月父亲离开农场。
农场开办农校，父亲曾动过上学的念头，但想到家里的生活负担，想到作为大哥的责任，打消了再次上学的想法，
但父亲的学习并没有停止。三十到四十多岁，他多次参加农场的会计培训班班、水利培训班。参加水利局培训班时父亲已经40了，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员，他和那些年轻的同学参与农场测绘地图，时间长达三个多月，埋桩测量超平制图描图，样样活都干过，所以父亲对农场场部附近几个单位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父亲的好学和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得到了老师和领导的肯定，几次被借调场财务科水利科干活。
父亲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就喜欢听新闻看报纸。从前是通过收音机听，现在是看电视新闻，用上智能手机后是上网看。我儿子曾经拍下两张照片：一张父亲趴在床上心无旁骛扣手机，另一张在注射室里，父亲一只手扎着点滴，一只手看着手机。父亲喜欢看报纸，我小时候家里最多的是河南科技报，父亲最关心的是报纸上的农业科学新技术、生活中的新方法，看过的报纸被父亲整齐地码放在一起，存放了好多年。父亲的爱好也让我们这个工人家庭有了文化的气息。
年近八十的父亲感慨的说：学习的感觉很好，啥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知识一辈子学不完。
二
1958年下半年，得知铁路进新疆的消息，18岁的父亲决定进疆。他夜晚步行30里路到练寺，乘车到郑州到兰州，几天几夜奔波后终于到达新疆乌鲁木齐，被招工到铁路局。父亲的理想是开火车，但当时铁路尚未修到乌鲁木齐，不培训火车司机。学习三个月后，父亲被分到乌鲁木齐铁路机械厂刨床车间。他的师傅人称“懒师傅”，上班一缸茶，一张凳，先给徒弟讲过技术要领、要求，而后就坐在板凳上边喝茶边看徒弟干活，徒弟不会做或做不好时喊师傅，师傅才移步到现场指导。徒弟有时操作失误折了刨刀，师傅也不发怒，反倒安慰徒弟，叮咛徒弟以后干活多操点心。在师傅指导下，父亲一个多月就可以单独操作刨床了，半年后就成了熟练工，三年后回农场时父亲已是三级刨工。有一个和父亲同时间进厂的同事，其师傅则不敢放手让徒弟干活，怕徒弟干不好，事必躬亲，亲力亲为，只让徒弟做些加油保养等辅助性的活。结果，学徒三年出不了师，一提起出师的话题就难过地直落泪。父亲总结道 ：懒师傅出徒快，勤快师傅慢出徒。勤快也要正反看。
三
父亲64年成家，第2年他继父病重去世。十几天后我出生，此时家里8口人。只有我爸爸一人是正式工人，一个月20多块钱。奶奶和我妈妈都是临时工，每天5毛钱，父亲毅然决然地挑起来全家的生活重担。带领全家迁到一个新建的分场，在以后的几年间，三个弟弟相继出生，父亲和妈妈奶奶一起苦苦支撑一大家人的生活，供叔叔姑姑上学，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但还是经常捉襟见肘。不得不每月欠帐，别人领到工资满面喜悦，我父亲拿到的却是还款条。我至今记得，我家的粮食本和工资本上那一串红红的数字（欠粮欠款记录）还有妈妈的叹息。欠款越来越多，累积到了千元以上。那时的一千多元钱，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了肩上，也压到了心里。但父亲没有怨言，全力支撑，不让自己一个弟弟妹妹辍学。多年以后父亲和姑姑涨工资补了钱，才还上了那些欠款。奶奶过世30多年了，父亲和弟弟妹妹相互扶持，和睦亲爱，姑姑叔叔对我父亲母亲敬重有加。父亲也特满足，说“这辈子值了！”提起当年的事，父亲一脸平静，神情坦然：当时家里有困难，作为大哥，我不担当谁担当？一大家子人要团结在一起，就要有人付出多一点，亲人之间不能太计较，亲情要比金钱更重要。
四
上世纪70年代，父亲是分场园艺队的会计，为队里销售苹果，有外贸，有内贸，又是联系销售又是记账算账，还要管果子质量，忙起来家也顾不上回。有一年父亲和司机两人拉一卡车苹果前往石门铁路局，之前，单位多次给铁路局送苹果，双方交往次数多了，相互比较信任。起先是铁路局先汇钱，分场再送苹果，那一年铁路局打电话订一万多斤苹果，不等对方的未汇款，分场就派人派车送苹果，父亲和司机车载一万多斤苹果赶往石门。不料夜经湖北村庄，车轮出了问题，车停到了路上。父亲和司机一边修车一边雇车往石门送苹果，只送去几千斤苹果，剩下的几千斤被村民一抢而光，父亲和司机尽力阻挡，也无济于事。
到石门后司机先行返回分场汇报情况，父亲留下来收苹果款。连续几年父亲被分场委派和石门铁路局联系卖苹果，与那里的人也熟悉了。父亲和铁路局有关领导详细说明了苹果被哄抢的经过，希望铁路局能分担点损失。铁路局研究后对父亲说：“你的话我们相信，损失我们担。”同意付全款。住宿时，父亲的提包衣服又被偷走，铁路局的人给了件短袖上衣、没有拉链的旧提包、几张报纸，父亲就用这个旧提包装了一两万多元苹果款（当时的人民币最大面值10元），上了火车，一路上抱着提包离身，盹儿都不敢打，提心吊胆辗转回到分场，全部上交货款，单位领导惊叹不已。有人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说父亲心眼不活泛，苹果既已被抢，损失公家担，讨回的钱装到自己腰包里谁知道？父亲却说，钱是公家的，上交了睡觉踏实。
做良心事，睡安稳觉，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处事原则，也是他的生活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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