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年，本是中国漫长历史上无关紧要、普普通通的一年。
这一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登基的第十五年，即万历十五年。23岁的年轻皇帝意图励精图治，希望成为史官笔下的有为之君，他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时来回步行20里到天坛祈雨。
接二连三的事情打破了他的想法。
这一年，他清算了张居正。张居正，万历无比敬爱的、信任的老师和首辅，在他死后被群臣参劾，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误信了一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文官集团的强烈要求下，万历只得下令剥夺他曾经赋予张居正的一切荣誉，将他的家族充军流放边疆。
一贯被张老师要求熟读“四书“的万历对帝国庞大的文官集团产生了怀疑。他一直被教导，这个帝国是以道德为治国核心，皇帝和官员必须符合帝国道德标准，受到道德约束，不得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张居正事件上，万历看到了文官身上的阴阳两面。
这个庞大帝国的组织体制是由他的祖辈这个帝国的开创者洪武皇帝制定的，将帝国掌控在皇帝和文官手中。经过200年的磨合，整个文官集团已经能娴熟维持帝国的运转。而在皇帝宝座上的，作为名义上的统治者，是阿猫阿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要与文官们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才能保证帝国机器的正常运行。
这一年，爆发了史上著名的立储之争。万历想要立宠爱的万贵妃生的三子为太子，文官们以长幼有序为由，坚持要求册封皇长子为储君，由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国本问题。官员们要求早立太子，以定国本。万历置之不理，千方百计拖延。万历与群臣撕破了最后的温情脉脉，彻底走向了对立面。最后，他还是屈服了。
在对御下官僚的极度失望、对自己无法掌控全局的信心雪崩瓦解后，心灰意冷的万历与强大的帝国官员们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冷战”。1587年后，万历基本就蜷缩在宏大的皇宫内苑，与郑贵妃厮守，将早朝、各种礼仪等他作为皇帝的职责置之一旁。对于奏折的批复，能拖尽量拖。官员提出辞呈，既不同意也不挽留。官员弃官而去，宁可空个职位，也不同意补缺，空缺的职位越来越多。长期以往，整个文官集团的信心土崩瓦解，朝政处于勉强维系的地步。
万历是聪明的，他的所作所为仅限于“怠”，并没有其他诸如沉迷声色犬马、耽于享乐的罪名，该配合时，他还是会积极配合。该着急的批复，他也会适时拿起御笔。臣下们不能拿他怎么样，更不能将他推下皇帝的宝座。
从小张居正教导给他的儒家思想在他脑中根深蒂固，驱使他既不像他的前任正德一样恣意妄为，也不像嘉靖那样沉迷于炼丹修炼。贵为九五之尊的他就这样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地在位了48年，仅离开帝都5次，庸庸碌碌，无所事事，成为他所统治时代里最大的“囚徒”。后人指出：“明实亡于万历。”这个锅他不背，也要背。
这位没有机会一展宏图的皇帝不知道的是，在他死后，唯一懂他的郑贵妃被朝廷定为妖孽，幽禁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冷宫十年。
万历的悲剧在于他面对的是200年，甚至千百年来已经固化的文人精英集团，只有因循守旧，才符合内部逻辑。任何妄想冲出这个包围的想法和行为，都只能是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螳臂当车，归于失败。除非更强大的外力来打破内部的微妙平衡，让这个落后制度无法自洽，灰飞烟灭。19世纪的帝国主义用先进的思想和“坚船利炮”做到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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