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明史大家黄仁宇在其所著《万历十五年》中，曾有一段关于明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比较中肯的评价：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以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
梁启超先生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则是：“有明一代唯一的政治家。”
以上评价如果仅从张居正任职大明首辅10年间做出的政绩出发，无疑是相当高的褒奖。
马克思哲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这是由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决定的。
明代大文豪王世贞在《张公居正传》中有过记载，张居正年仅58岁因病过世，死因在于纵欲过度。
换言之，张居正其人之所以饱受后人诟病，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私德方面的不足。
4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无意对这位锐意改革的先锋置喙什么。
现在，我们来跟随张居正的老乡、荆楚籍作家熊召政的视野，从浩如烟海的正史与众说纷纭的野史中跳脱，用一种比较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这位权倾天下一时的大明帝国掌舵者。
这部名为《张居正》长篇小说分为《木兰歌》《水龙吟》《金缕曲》《火凤凰》四卷本，150万字的史诗级皇皇巨著凝结了熊召政10年潜心创作的结晶。
小说从时任次辅的张居正与内阁首辅高拱之间暗流涌动的朝廷争斗开始讲起。而立之年的隆庆皇帝因纵欲过度而早早撒手人寰，年仅十岁的万历名正言顺地继承了庞大的帝国，高拱因不得万历生母李太后欢心，在秉笔太监冯保的撺掇下，首辅之职被张居正取代。
毫无疑问，小说在张居正执掌大明帝国的10年期间于全国范围内推行的“万历新政”中遇到的种种挫折、艰难险阻中达到了高潮。
这是张居正毕生的主要政绩，也是他作为一名改革家，为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挽救彼时千疮百孔的帝国呕心沥血做出的努力。
用一句掉书袋的话来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任何国家在诞生之初都如同一部崭新的机器，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家机器就会无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漏洞和弊端，而当这些弊端也好，漏洞也罢，慢慢由量变转变为质变时，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套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或者唯物辩证法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必经阶段。
作为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诞生虽自有其道理，但在鼎盛时期过后，却也必然会走向灭亡。
话说回来，对于一个帝国的统治阶级或最高统治者而言，无论明君还是昏君，帝国在自己手中走向衰亡都是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基于此，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帝国在走下坡路伊始，统治者就会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来试图挽救国家的命运，以此寻求自救之路。
在这种情况下，轰轰烈烈持续十年之久的“万历新政”在万历皇帝与李太后的支持下应运而生。
所谓改革，必然会有流血牺牲，会触动一部分人，尤其王公贵族的利益。
书中最值得一读的看点便是整个新政实施的漫长过程。
这其中，为了自身根本利益在改革之初便通过太后与皇帝的影响，不断给张居正下绊的蝇营狗苟者有之，譬如李太后之父、武清伯李伟与万历的姑父、驸马都尉许从成。
高拱下野后，其遍布朝野的门生故吏因担心素与其政见不合的张居正党同伐异，故明里暗里处处对其政令阳奉阴违，他们不但中饱私囊，更有甚者还在太仓银告罄、国家财政最困难之时，一再撺掇李太后之父以各种名义伸手要钱，他便是因自觉在张居正手下升任尚书无望而狗急跳墙的礼部侍郎王希烈。
张居正丧父时，按洪武皇帝定下的祖制本应卸职回乡丁忧三年，但此时正值“一条鞭法”推行到关键时期，对其依赖已成为一种习惯的万历皇帝下旨夺情，因此遭到了一部分死守宗法、不懂变通的读书人死谏，其中甚至包括因上疏反对夺情而于众目睽睽之下被打得血肉横飞的张居正门生吴中行和赵用贤，这也是令其饱受士林及后人非议的原因之一。
当然，张居正身边也从不缺乏向来视其为中流砥柱的坚定支持者与为其一路披荆斩棘、大刀阔斧的执行者。
10年改革期间，从掌握钱袋子的户部尚书到改任大九卿之首吏部尚书的王国光，这位多年来与其“心心相印”的老朋友始终是张居正最亲密的战友。
即便二人在“辽东总督李成梁之子冒领军功”事件中意见相左，但素以大局为重的王国光依然在张居正的苦心劝说下摒弃个人既得利益，同意上书揭露该事件真相，充分体现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老臣应有的风范。
相形之下，九年时间里，从区区九品户部观政平步青云升至三品户部右侍郎的金学曾，他的人设使其成为全书中最耀眼夺目的人物。
一身正气的金学曾在坐到三品高位后，因丧母而回乡丁忧。此时的他早已看淡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算为其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前的九年，他一直都是张居正最看中的“循吏”。
从最初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胡椒苏木折俸”事件中表现出的铮铮铁骨，事后主动把斗蟋蟀赢来的一万两银票献给国库以解燃眉之急，这便是张居正对其好感的来源。
其后，在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下，年轻气盛的金学曾走上了一条在时人看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荆棘之路。他成为了张居正手中一把锋利的刀，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得罪人差事每每到了他手中便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尽管身怀生财绝技，他依然自甘清贫，从不逢迎谄媚，从不为己谋私。他对于自己之于张居正的意义一直都有着非常精准的自我认知。也许正是这份“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认知才使得自己能够在张居正死后，万历对其大举清算的过程中独善其身吧！
除上所述，书中还塑造了一实一虚两位流光溢彩的女性角色：一贯对张居正的改革举措大力支持的李太后与张居正的红颜知己玉娘。
有读者指出，小说中的李太后在升级为太后之后，一改往日做贵妃时的自由散漫，变得心思深沉，对年轻的万历皇帝有着极强的掌控欲，一再违背了“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
事实上，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在李太后一再干政的这件事上，我们是不是也该站在她的角度上来辩证地看待？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隆庆皇帝大行之前，将大明江山托付给了李贵妃与年仅十岁的万历母子。
此时的李太后为了保护年仅十岁的儿子，使自己孤儿寡母免受欺侮，每日里亦是心力交瘁，但在听信“李铁嘴”之言后，还是狠心把服侍自己多年的心腹大太监邱得用驱逐出宫。
对此，书中有一个细节写得很是意味深长：李太后抚了抚小皇上的头，轻轻地说：“钧儿，不是你娘心狠，谁叫他邱得用属狗呢。” 细心的冯保看见，李太后说这话时，眼眶里已是泪花闪闪。
这就使得我们看到了作为女性政治家的李太后内心深处那份柔软的母性光辉。
从一国太后的角度上来讲，她渴望自己的儿子建立不世功勋，成为青史留名的盛世明君，希望大明王朝在她们母子手中国泰民安。这都是她必须要考虑的，也是她重用张居正，大力支持其推行的“万历新政”最主要的原因。
抛开太后的身份，她也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心疼自己儿子的同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遭受苦难她也会感同身受。
万历登基后，朝内朝外的人都因她笃信佛教而讨好地将她誉为“观音娘娘”。
此时的大明一改嘉靖朝时奉道教为国教、尊道士为国师的传统，在虔诚的李太后身体力行下，全国发放的度牒数量逐年增加，和尚尼姑的待遇得到了有明一代前所未有的优待。这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当李太后决定找一位与佛有缘的孩子代替万历出家时，来自家乡北直隶漷县的一位与万历同龄的孩子在冯保的安排下成为了幸运儿。
出身贫寒的孩子很实在地告诉眼前的太后愿意代替小皇帝出家是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能给全家减免赋税、免摊兵丁时，李太后的心防瞬间崩溃，对这个十岁的孩子产生了无限的爱怜。这是全书最动人心弦的细节描写之一。
情绪平复过后，此时的她想到，作为一国之母，是否也该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什么？殊不知，她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会给改革伊始的张居正带来多么大的困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在此时意气用事的太后这里是行不通的。
此处我们姑且不论向来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君臣二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某种暧昧，从私人感情上来讲，28岁守寡、高高在上的太后尽管也曾在某些时刻令张居正深觉惊艳，单从她的身份上，二人之间便永远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正是这道鸿沟决定了李太后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像柔弱如浮萍的玉娘那样真正走进张居正内心，让他产生无限怜惜的爱意。
作为邵大侠送给时任首辅高拱为其传宗接代的礼物，一桩政治交易的物品，玉娘在本书中甫一出场，这个角色并不能引起读者共鸣，我们或许还会因为她初时对于生性凉薄的高拱那份毫无缘由的爱慕而对她心生排斥。
及至后来，因撞柱而双目失明的她被张居正锦衣玉食地养在积香庐，太医医好了她的眼睛。此后的过程中，二人才慢慢产生了男女之间的情愫，这也让多愁善感的玉娘平添了一份成为张居正妾室的心思。
用张居正本人的话来讲，别人看来不知好歹的玉娘，恰恰是一个可爱的人，知恩图报正是她的可爱之处。
在她泪眼婆娑地拜托张居正救她的恩人邵大侠一命未果后，这位早已对张居正情根身种的弱女子又会以怎样的举动以示其决心？二人之间的这段感情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
行文至此，我们再来简要谈谈为什么多年来一贯敬重师长，素以“君父”之礼敬之的万历会在张居正死后全盘否定其功绩，不但彻底清查其门生故吏，甚至默认将其家人活活饿死。
对此，虽然是一部小说，但熊召政的观点还是与史书记载并无二致。
应该说自万历大婚，初尝人事的他在性事上的表现一如其父隆庆皇帝那般好色且不知节制，不止如此，他还学会了大手大脚花钱，自己的私房钱不够打赏身边近侍的情况下，就只能把手伸向国库，这就与厉行节俭，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的张居正的作风背道而驰。
在这种负面情绪支配下，加之曲水馆事件暴露，尽管盛怒之下的李太后听从了张居正的建议，没有废掉万历的帝位，但此时的万历却因张居正的建议而不得已在天下臣民面前下了“罪己诏”，将自己的丑行赤裸裸公之于众。
这件极度丢脸的事在堪堪成年、尚未亲政的万历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也是导致张居正死后，万历对其一改初衷、全面清算的一个导火索。
因此可以说，万历对于张居正的感情可谓微妙非常，既敬重又憎恨，既依赖又忌惮。
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府，元春省亲可以被看作是其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鼎盛时期一样，张居正在被夺情后，回乡葬父沿途中享受到了皇帝般的待遇，朱姓王公贵族甚至都以与其并肩为荣。
此时他的权势已达到了顶峰，之后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所谓盛极必衰就是这个道理。这正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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