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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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春节是我到农村插队后的第一个春节。那年的大年初一，我是在吴田山脚下放牛渡过的。
那年，父亲作为“臭老九”在他任教的学校里被关了“牛棚”，我和一起下乡的姐姐只好留在插队的农村，渡过了一个寒冷的春节。
那时我不满17岁，刚下乡没几天，还不会干什么农活，生产队就安排我跟着村里的一个小男孩去学放牛。
放牛是农村最轻松也最没技术含量的活儿，一般都是小孩干的，却也把我折腾了好一阵子。
起先，我每天跟着那个叫“长泰”的小男孩，一早把队里6、7头水牛从牛舍放出来，两人一前一后沿着村里的小路把牛赶往吴田山。
我们村和吴田山隔着一条小溪，清澈的溪水日夜不停地流向下游的活盘水库。小溪上有座石拱桥，是村里通往吴田山的必经之路。我们把牛儿经过石拱桥赶往吴田山脚的一片山坡，让牛儿在那儿吃草。
山坡附近是另一个大队——新吴大队柯碑生产队的一片梯田，那里种着绿油油的麦苗和油菜。我们放牛的任务之一，是把企图靠近梯田的牛儿赶回山坡，防止它们偷吃那里的庄稼。
一连几天，平安无事。我还带上自己装的半导体收音机，跟那个小“长泰”一起在山上边放牛边听广播，还挺惬意。
都说“老马识途”，其实牛也一样。每天太阳快下山时，只要我们挥动小竹竿吆喝几声，那牛儿就会一头跟着一头下山往回走，到了村里自己进入牛舍，我们关门上锁就万事大吉了。
大约一周后，我觉得放牛这活儿好像没啥难度，就跟队里拍胸脯说没问题我自己来就行。队里也同意，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个劳力，虽然只是个小劳力。
没想到，我独自放牛的第一天就闯了祸。
那天一早，我把牛儿从牛舍放出来，一溜儿赶往吴田山。一头小牛不时停下啃几口路边的嫩草，为不让它掉队，我只好来回驱赶。谁知过了那座石拱桥，前面那几头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家伙竟然扭头直奔那片梯田，唰唰吃起了地里的庄稼。我一看不好，赶紧冲过去，连吆带喝地把它们赶往山坡。可这些尝到了甜头的畜生总惦记着那地里的“美味”，一不留神杀个“回牛枪”又唰唰啃掉一小片。搞得我左赶右赶满头大汗狼狈不堪，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两腿发软，着着实实领教了这些牛儿憨厚外表下的狡黠。
结果呢，当然是被柯碑生产队到我们队里告了状。好在我们队跟他们关系不错，未予太过追究，只是此后连续几天，我总看见他们有个人在那片梯田附近巡察。
队里没有批评我，不知是否因为那青苗终归是进了我们队的牛肚子，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刚从城市来的小知青犯点错难免，亦或这本来就是每个新手必然的经历。但对我来说，这当然是天大的事：连放牛都不会，还怎么在这“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于是我赶紧向贫下中农和那个小“长泰”虚心请教。
原来，这些牛儿认人欺生，不说人话却通人性，知道你小子新来的欺你没商量，嘴边的美味不吃白不吃，吃了你也不能拿它怎么样。而且，这牛儿中有个“领头大哥‘’带头使的坏。于是第二天，我擒贼先擒王把那‘’领头大哥‘’系上牛鼻绳牵在手里严加管束，到达安全地带才解开；经过梯田附近时手持竹竿把在路口，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严防死守，对胆敢越轨之牛严惩不贷；对不老实者第二天也都系上一条牛鼻绳已示惩罚；同时根据地形守在关键位置，使牛儿无法离开我的视野。几天后，这些知趣的家伙就规矩多了，再没发生过偷吃庄稼的事，我自然也成了个合格的“牧牛少年”。此后，我放牛时除了听听收音机，还能带上一本书看看。
不久，春耕开始，牛儿都下地干活，我也结束了短暂的“牧牛生涯”，回生产队学习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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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薛永发和洪承宗是当年大跃进年代劳动竞赛评出的“插秧能手”，也是教我们插秧的农民师傅。在他们手把手的悉心指导下，我和队里另一名知青陈宗德都成了生产队里的“插秧新秀”。
那年夏天，我们队的“双抢”（抢收抢种）完成后，薛永发和洪承宗带着我和陈宗德去柯碑生产队支援插秧。支援兄弟生产队插秧，自然是被好吃好喝招待着，我们也很卖力，不负众望。田间，一个柯碑生产队的社员热情地给我递烟让我歇歇，点烟时似曾相识地笑着问我：以前是不是在队里放过牛？我一听赶紧“如实坦白”。他笑了笑告诉我，那件事后，他们队就是派他在梯田周边巡察的，所以认得我。还说没想到你一个知青插秧插得这么好，还能来支援我们。说完憨厚而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只是笑中还带着点尴尬。
一年后，我作为生产队的外派工，去岩溪参加长泰合成氨厂的建设。有天在氨厂附近的农田边，亲眼目睹了一头水牛疯狂地用头上的尖角去顶一个放牛的小女孩，把那女孩的小腿豁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一个大人见状赶紧抱起那小女孩往氨厂医务室跑。
自那以后，我见到水牛就会想起那令人恐惧的一幕，从此对水牛敬而远之。这是后话。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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