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岁月匆匆，今年（2005年）我已八十岁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淡忘了，唯独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每每忆及，往往不能自持，不自觉的泪流满面。我深深感到父亲是世上最好的人，我最尊敬、最挚爱、最怀念的人，我为有个好父亲深感骄傲与自豪。

前面坐着太姥和太姥爷 后排站中间是姥爷(笔者)

      听母亲讲，父亲读书非常用功，常常挑灯夜读，有时通宵达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喜爱。小学毕业后他要去县城念中学，家中不同意，要他留在家中种地。当时家中有他的祖父母、他的父亲兄弟三人及子女，人口较多，生活较富裕，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其祖父是晚清秀才，曾做过私熟先生，都是文化人，竟对他外出求学不支持，老师说情也无济于事。父以为家中人口日渐增多，人均土地日渐减少，靠种地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应有人走出农村，寻求新的生活出路，日后方无冻馁之虑。多读点书，多学些技能，方可走出农村，跻身于其他行业。父亲深谋远虑，不顾长辈的反对，毅然离家去县城上学，上学期间的生活等费用，多由母亲借钱供给。父亲的衣服鞋袜，全由母亲缝制。父亲的读书生活相当艰苦。

      父亲中学毕业后，去了济南，考入通讯技术学校。毕业后到山东建设厅长途电话局工务处工作。后调到莘县长途电话局任工务员，不久升任局长。以后又先后调高密县、寿光县长途电话任局长，直到38年3月寿光县城沦陷，是年他29岁。多年后在青岛，父亲的同事、好朋友宫先生对我说：“你父亲生活俭朴、工作努力、业绩显著、领导器重，总让他去困难的地方开拓业务，工作调动频繁。”父亲在电话局工作的十年，他回家次数不多，回家过春节的次数更少。他把时间和精力献给了事业。当时经济落后，电讯业务量少，县电话局规模也小，虽然如此，父亲年仅22岁便任局长，这表明他工作的不错。

      走出农村，学了知识，掌握了一门专业技术，有了固定的工作及不薄的收入，父亲的弃农从工的路走对了，为辈辈务农的家人走出农村带了头。父亲在电话局期间，与同事和睦相处，互相关怀亲如手足。父亲在高密电话局时患了肺病，想在县医院治疗，边治病边工作。可当时这种病不好治，同事们力劝他去济南大医院，并推举宫先生陪他去，直至病愈一同回到工作单位，而此事他没让家人知道。

      后来我在青岛读书期间，见到了父亲的老同事栾记隆（县电话局长）、姜某（接替父亲任高密电话局长）、宫赛亭（高密电话局的、曾任青岛政协委员）、殷灼然（寿光电话局的）、黄子居、赵义臣等先生，他们称赞父亲是大好人，为人正直，待人宽厚，诚信仁义，工作优秀，生活俭朴。姜先生曾主动要与其联姻，我工作后殷先生有同样的意见。曾祖父去世时，父亲回家奔丧，带回好多同事朋友赠送的丝绸幛子，这些小事足以说明父亲的同事朋友对父亲的友好信任。

      约在37年底，国民党炸毁了我村北的汶河、淮河铁路桥，不战而退，人心惶惶。次年约二月家乡便沦陷了，日寇一枪未放便占领了铁路线及两侧大片国土，使我同胞惨遭涂炭，陷入水深火热中。约在三月，父亲回到家中，他说：“他的多数同事早已撤离，自己的衣被等生活用品早寄存民间，他数人坚守岗位，在日寇进寿光县城时才逃出，父亲很坚决的同家人说：“决不当亡国奴，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祖父、母亲及家人热情支持。几天后父亲便去鲁西南山区，到省长途电话局报到，走上抗日战争的征途。

      日寇的暴行激起人民纷纷抗日，抗日组织兴起，本县境内就有流七县政府、县保安团、胡团韩团等。老百姓的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军参战，捐献物资及粮食，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省下粮食让抗日壮士吃饱吃好。

      约在1940年，日寇轰炸流七县政府所在地东里店，死伤多人，损失惨重。父亲在躲飞机时迅速扑进路边一大树坑内，炸弹响后，前后数人死伤，他幸免。事后省电话局动员一些人回乡，名曰争取伪军反正，实则疏散、精减人员，父亲因此回到家乡。我家住的逄王村，距黄旗堡火车站四里，是站南第一个大村，日伪统制甚严。父亲回到家后，着破衣服整天下地干活，为了种好地提高粮食单产，想了好多办法，更换粮种、打井浇田、养猪积肥、改良土壤和作物轮种等，收到较好效果，如试种的大麦有较大增产。父亲专心把地种好避免了一些嫌疑。

      父亲向朋友借了壹万元钱在本村开了个点心铺子，做点心卖点心及散白酒。后又参与本村东门里烧锅的烧酒，培一个发酵池，每月烧两次高粮麦曲酒，产酒近千斤，还在张家埠开了间土法制革作坊，生产猪、牛皮鞋底，请了一名技师及我两人操作，那年我十五岁，作坊开了约一年便停了。

      这些店铺规模很小，由大姑夫、二叔及士志兄经营。开店种地两不误，农忙或家有农活时回家干活，店里留一人或暂时关门。父亲在家种地经商并秘密做些抗日工作约三年，这是他自外出学习工作后第一次长时间同家人团聚，尽享天伦之乐，虽然工作的很累很苦也很危险，但他感到很幸福。这期间父亲数次暗中去西南山电话局，也做了些伪军反正的工作，虽效果不佳，可是个别日伪组织对抗日有了这初步认识，不少汉奸为日伪办事，也为抗日组织办事，两面装好人，铁杆汉奸相对少了。

      1942年春，日伪在本村东南角建了一个据点，驻有二十来名伪军，这些汉奸夜间将吊桥拉起，龟缩在炮楼里，白天三五成群在村里游逛，到酒店喝酒或到商店拿要，稍不随心，非骂即打，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买卖无法做了，不得不抽走资金，破产倒闭。当时法币快速贬值，为了保值，购置了房地产，由大姑夫、马鹤田、张恒、王士占等亲友在韩吉、王家庄子、石桥子买了约六七十亩地．买地时说明：“卖主可优先继续使用土地，买主不收租、不收任何费用到抗战胜利，以后根据情况另议，卖主若不想用地，可随时交与买主。”还在大姑南墙外买了五间坐北朝南临街土平房。由二表哥在县城南关大街西侧买了一套营业房，五间东屋为门市房，三间小北屋及一个小天井。二表哥一家三口住北屋西间，46年我在县高中读书时同道源张协、张振中住东间，东屋出租开饭店，租金表哥全用了。现在回忆起来，买贵重金属，不仅可保值，买存用都方便。买了地虽不收租、不收任何费用的开明之举，理应受到宽待（解放区是减租减息），可解放后有的经办人受到牵连而陷入困境，父亲深为内疚与不安，很对不起亲朋。

      44年春某日下午，黄旗堡某商号来家约父亲明天去喝酒，去后方知是朋友托人来邀父亲去安康工作。来人是东门口村人，在朋友处做事。父亲立即答应了，并准备尽快动身。从家出发，先到阜阳再去安康，途经六省行程两千多公里，要出入敌战区，穿越日伪重兵把守的交通要道，回避众多的日伪炮楼及日伪扫荡，路途遥远，关卡重重。即便在游击区，情况复杂，人地两生，困难重重。据说山东流七政府及驻军于43年由西南山转移到阜阳地区，有些文职人员自己设法去，日伪加强了胶济及津浦路检查堵截，有些人被查出迫害致死（邻村就有人遇难）。家人以父亲的远行，极为忧愁，父亲说：“抗日事大，再难再险也得去。”稍事准备后便上路了。

      父亲要远行，母亲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全家及邻居热情话别祝福。父亲频频举杯，请喝酒吃菜，并说：“抗战前途光明，要坚持到底，这次为抗日远离家乡及亲人，再努力干几年，等抗日胜利后，解甲归田，同家人团聚，过田园生活，再也不外出工作了。”希望老父保重身体，祈苍天假他以天年，等他归来。嘱子女勤劳好学，自勉自强，爱国爱家爱自己，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父亲喝了点酒，尝了尝菜便不再动筷了，心情沉重，美味佳肴难以下咽。邻居走后，父亲失声痛哭，坐在炕前呜咽至深夜。次日早着长袍以商人打扮，甘冒生命危险，偷偷离家上路了。没有送行，他独自走到围墙下，在奶奶坟前站立片刻，叩了头，转身大步走了。我在土围墙顶看在眼里，刻苦铭心，深情难忘。自此杳无音信，两地愁思。

      后来听父亲讲，在黄旗堡乘火车到济南很顺利，乘津蒲路南下在宿州下火车被日伪拦住，盘查很长时间，没找出破绽便放行，友人送他出了宿州，独自步行去了阜阳，会见了朋友，稍事休息后便向安康进发。朋友找人送他过汉路，经南阳至老河口，乘小船沿汉江逆流而上至十堰。向上水浅不通航，只得沿江绕大山步行二百余公里抵达目的地。

      安康是大后方，东北军的留守处设在这里，有被服厂、眷属工厂等。父亲的朋友周毓英系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当时任51军中将军长。父亲来这里是受朋友之托到留守处工作。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举国上欢喜若狂，热烈庆祝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父亲立即写了离家后的第一封家书，向家人报平安。在那烽火家书抵万金的岁月，给家人带来莫大的安慰与欢乐，爷爷喜极生悲，潸潸泪下。此后家书频繁，父亲最惦记爷爷，关心爷爷的健康、家人的平安及生活生产等情况，并鼓励子女学习劳动及上进，尽力资助家中。因当时家庭困难，我打算中学毕业后念师范，父亲让我读高中，并表示省吃俭用也要供我上大学，我于46年考入安邱县高中，后又到青岛上高工和工专。

      胜利之后，为了和平建国，国共曾经谈判并达成双十协定。可是蒋某不守信义，内战一触即发，父亲非常忧虑、无奈。八年抗战，人力物力损耗巨大，人民生活极苦。父亲为了坚持抗战，不但个人颠沛流离，饱经忧患，历尽艰险，还给亲人带来潜在危险。家在敌战区，村中有伪军据点，若被日伪察觉父亲在外抗日或村里败类向日伪告密，后果不堪设想，全家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抗战胜利来之不易，人民需要休养，国家需要恢复，为何要打内战？父亲对打内战非常不满，对蒋邦失去了信心，考虑再三，决心辞职，回家务农。遂于46年秋步入回乡路。

      抗战胜利虽一年了，铁路尚未恢复，安康当时没有铁路、公路，只好步行至十堰再乘汉江小船顺流直下至武汉，改乘长江轮船到沪，乘海轮到青岛，绕道回乡。当时大后方回迁的人多，运力极为不足，且军事优先，船票难买，走走停停，到青已近岁末。父亲虽归心似箭，希望早日回到家中，看望饱经战火磨难的家人，叙别后之情。可是家乡已成拉锯状态，回乡非时宜，只好暂时留青，住在老乡周奎文家中，并信告家人。家乡家家种黄烟，春节后汝越四大爷等要去青卖烟，爷爷让我跟着去，看看父亲，并把家中的数百斤烟推去卖了。春节刚过各家都用独轮车推着烟，我推了一车结伴去青。走到距家约三十里的丈岑附近时，民兵说我不像农民而扣留，四大爷等一再解释无效，只好进村找负责人交涉，纠缠了一阵，终于放行，便继续前进，两天后抵青。多年离散，父子相见异常激动，父亲紧紧握着我的手，热泪盈眶，久默不语，父亲八年抗战，心力交瘁，虽仅三十八岁，两鬓染霜，苍老了许多。父亲怕我回去途中再出事，让我留青，并留下部分卖烟钱，将困难情况及留青的打算捎信给爷爷。后来爷爷卖了长阡两亩壹分地，捎些钱来免强维持生活。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爷爷兄弟分家时分得十亩零四分地，耕种已多年。爷爷忍痛卖地在他的一生中只有这一次。

      我留青后，父亲借赵义臣家一间，小房，买了炊具安了家。一日两餐，籼米加咸菜，生活极为节俭。

      这年暑期，我同春祥等三人，报考了青岛高中及高工（后改为山东工专），我同春祥榜上有名，父亲很高兴，买了几条小臭，爷俩美餐一顿，以示庆贺。高工不收学杂费住宿费，花钱少，将来在工业上有出息，也不错，所以父亲改变了想法，让我念高工。我也理解父亲的难处，吃饭都成问题，念高工为好。我在校午宿，每两个星期，去探望父亲一次，从四方到沂水路往返步行四十里。

      在我来青的头一年里，省公路局长周晓东（本村人）两次来青时，曾邀父亲去省公路局工作，被父亲谢绝。这年父亲38岁，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生活很困难，可是有工作他不就，这表明他对当时的政府失去了信心，宁挨饿也不给旧政府服务。可是济南解放后，他由青偷偷去了济南，满腔热情的想去电话局工作，他以为在电话局工作多年，有技术有经验，曾未做过对人民不利的事。坚持抗战八年，内战尚未打起时便脱离了旧政府，当济南解放后，便主动去请求工作，以他的专业技术报效国家，理应受到欢迎，可是被拒绝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很痛苦，情绪低落，又回原住处。青岛解放后，父亲主动去了学习班，期望分配工作，这时父亲较为务实了，不再强调他的专业技术，只求较为合适的工作。在学习班里他又一次详细交待了他的历史，并积极学习，提高认识。曾分配他去中学教书，他怕教不好没去，以后去了小工厂当会计。

      新社会进步很快，焕然一新，父亲很高兴，努力做好一职工作。有了工作，生活稳定，父亲遂买了两间小房，接子女来上学，福源芳源才源先后在青上中学，在父亲的关怀下成长，母亲闲时也常来住些日子。父亲有了自己的小家，感到很幸福。美好幸福的生活，转眼到了55年末，在平静的日子里，父亲突然闭上眼睛，永远的走了，享年四十七岁。

      父亲生于1909年6月22日，乙酉年五月五日。卒于1955年12月1日，乙未年十月十八日。葬于本家墓地，奶奶坟侧。

      父亲在人生征途上，遇到许多困难，经历太多的风雨，但他能明辨是非，谨慎做人做事，光明磊落的奋斗了一生，取得了较好业绩。父亲猝然离去，全家人万分悲痛。我迫切希望弄清原因，工厂领导说父亲为人处事与同事的关系都很好，没发现不正常情况，很突然。他走后厂里许多职工感到惋惜，并协助料理后事，送行送挽联送礼品，派出所说不知情。几天前大妹妹带着孩子去看父亲，回时父亲买了点心饼干，送了一程又一程，劝他别送了，父亲还是向前走，依依不舍，并说了句咱家就多我。

      我回到单位，看到父亲给我的信，他开头便说：“社会飞快进步，务必要赶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如因家庭不能入党入团，务必要赶上党团员高贵的品质。兄弟姐妹要互相关怀帮助，手足情深，要加倍珍惜。”等等。从来信看，父亲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督促自己的子女，加倍努力工作及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父亲在临终时还深情的关怀子女的成长。父亲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父亲的临终嘱咐，字字千钧。我们要按照父亲指引的方向前进。

      来信只字未提他自己、母亲、弟妹及家事，末谈任何具体事。父亲的信我珍藏多年，不幸在文革中丢失，非常痛心。

      新民参军后在陆军任电报员，后又调伞兵任电报员，以后又学习行，他工作努力，多次立功受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正团级飞行干部。地主家庭出身，但一再受到重用，这充分体现了党对他的培养爱护及个人的努力。

      我也深感党的关怀，文革后评职称，全厂300多技术干部，党委决定第一批六人晋工程师报市审批，其中有我。88年初，省下文批准市纺织系统第一批七人为高级工程师，我名列其中。我曾担任大型厂的车间负责人多年，化纤工程会战指挥部专业设计组长及施工负责人，两次评为会战标兵，照片进厂区光荣榜两年，曾受到厅领导大会口头表扬两次。母亲58年来营口后，人多房子小住不下，厂又给了一套小房。我也加入了中共党。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好政策。可是当时父亲对党的政策知之不多，理解不深，总担心自己的亲人因家庭成份高受歧视而自责。

      父亲曾同我说，43年他在家种地时去西南山里，路过安邱流亡县政府时，中学同学、教育科长兼县党部书记于赢仙劝他加入国民党，他便添了张表，末办其他手续，未参加任何活动。父亲44年春去了安康，从时间上看，我想父亲说的属实。建国初期，只要添张加入反动党团的表，即为一般反动党团员。接辽79年9号文件规定，只添过表但未发展成反动党团员骨干的，均不应认定为参加反动党组织。所以现在不应认为父亲是国民党员。

      父亲的历史，如本文所述，我参加工作及入党时都作了书面交待，经党组织核实，属一般历史问题。

      父亲的积蓄在抗日期间购买了房地产，解放后被没收及再分配，这对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有利，父亲理解、赞成，但因此定了高成份，家人被打入另册，失去人的尊严，受不公平对待，使家中生活陷入困境。父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遵纪守法攒了点钱，不仅没给家人带来幸福，反使家人成为罪人。他痛苦不已，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包袱越背越重，以至难以承载。他自己在青，虽工作不重，生活舒适，但对家庭的不幸深为内疚，对家人无限期的改造并株连未成年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这使他长夜难眠，食不甘味，巨大的精神压力，年深日久，抑郁成病，以至理智瞬间失控，自寻短见，给家人造成难以愈合的伤痛。

      父亲英年早逝，爷爷掩面痛哭，老泪纵横，痛不欲生，他不吃不眠不说话，愁眉苦脸，坐立不安，发病似的从家走到村边围墙顶上，向东北方向眺望良久，又顺来路回到家中，到家尚未坐稳，又向村边围墙走去，来回走动，昼夜打击，爷爷精神崩溃了。

      我经两天两夜由营口赶到青岛时，母亲独自躺在炕上，见我们归来，她很吃力的坐起来，抱着初次见面的长孙女，放声痛哭。母亲面色苍白，两眼深陷，两鬃染霜，显得特别憔悴。我心如刀铰，泪流满面。我深知母亲这几年生活的艰难，忍辱负重，苦境难熬。父亲的离去对她的打击最大，我怕母亲失去生活的信心，支撑不住，不得不对母亲说：“弟妹年幼，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只要我们向着好的方向努力，希望是有的，也许不久便好起来，重见阳光。”母亲很刚强的说：“为了儿女我会努力的，再难我也要陪儿女长大，长成为顶天立地的好人，像你爷那样。你爷享福去了，别怨他。我同你三叔等得信后从家乡急速来青，他们陪灵车回去了，我在等你，咱现在就往回赶。”遂连夜乘火车，到家时砖砌的坟已好，灵车尚未到家，我同弟妹到数里外迎灵，直接到坟地下葬。全家人哀恸不已，思潮汹涌。

      父亲光明磊落，事业有成，这不仅没错，而应受到赞扬，即便给家庭带来严重后果，也不应负责和内疚。我念小学时父亲订制两个2.5吋见方的铜墨盒，刻了字，送给我及小叔，我的刻着：能容故大无欲乃刚，落款“古槐轩”。我来东北时，父亲送我一条毛毯及两个在老河口买的、他已用了多年的皮箱，71年我去农村插队落户时，皮箱已破旧不堪，母亲给修补后又伴我去了深山老林。可惜这些珍贵的礼品都没了。我念小学三年级时家乡沦陷便辍学了，后来日伪办的村小学，父亲不让去，我同小叔都没去，在家自学、干农活，父亲有时帮我学，教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无施于人等。充满仁爱精神的话语。父亲的高尚人格及道德品质对我影响巨大，给予我的太多。我们热爱父亲，即便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深深爱着父亲，但是我未能把父亲对我的爱反哺给他，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我们最最崇拜父亲，他发奋图强、积极进取、努力拼博的敬业精神；坚持抗战八年而不打内战的爱国思想，孝敬父母、关爱子女的优良品质和忠厚诚信、谦恭待人、重义轻利、先人后己的高尚情操，受到同事与世人的尊敬与敬仰，也永远激励着他的儿孙奋勇前进。

      58年母亲户口从家乡迁来营口，我能同母亲生活在一起感到很幸福。在62年厂为解决我的住房困难，给了一间半由家房改成的居民房，母亲同弟妹三人居住，母亲常到青岛、天津儿女家住些日子。福源在困难时期染病，母亲特别惦念，在南山将出生时，她独自去了江南一住便是八年，她在那里生活的很幸福，我去了三次才把母亲接回。晚年母亲同才源住一起。母亲对孙辈、曾孙辈特别喜爱。母亲身体健康，儿孙满堂，她生活的很幸福。到了九十六岁高龄时，精神矍铄，精力充沛，步履轻稳，曾不用手杖，而且还在房前屋后养花种菜。我年逾古稀，吃着母亲亲手种的菜，特别香甜，我非常高兴。孰料这年底母亲突然发病，急送市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母亲生于1903年7月8日，癸卯年润五月十四日。卒于1998年2月26日，戌寅年十一月初八日。母亲生前我曾同她谈到百年后回老家同父亲合葬的事，母亲说那要花很多钱，即默认了叔支持，并说回家乡安葬的打坟、立碑、吃住等费用由他承担。叔曾给我信说：大嫂已高龄，应回老家住，由他供养，他有这个能力。叔的深情关爱，我甚为感激。母亲出来近四十年了，很怀念家乡的亲人，我也打算适当时候陪老母回老家看望亲人，但我并未能抓紧时间办，悔之已晚，成为一大憾事。

      弟妹们及孙辈多人，希望老母在营口安葬，并把先父迁来营口，同母亲合葬，我不得不改变主意。次年我同慧源、财源、小秋、小茹、小飞及爽等多人回老家迎接父亲灵盒，并举行了较为隆重的“迁坟祭”，烧了纸，读了祭文，叩了头。在外地工作的道源、小惠、已出嫁的众姐妹及家乡的诸多弟兄近三十人参加。按叔的要求，在父母居住多年的老屋正常摆祭桌供奉。次日凌晨，我听屋门响，立即披衣走出房屋，见叔在供桌前长跪不起，手足情深，深情难忘。我顿时泪流满面。回时悦源弟借面包车送我们去潍坊火车站，道源弟兄陪我们到潍坊。火车路过天津站时已深夜，新民全家早已等候在站台迎送，小建兄妹登车，参加爷爷奶奶的葬礼。

      1999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两位先人合葬于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的龙凤山山西坡墓地，并树碑纪念。碑的背面除刻生卒年月日外，刻有两行大字：

      想严父光明磊落一生

      念慈母哺育后代有功

      迁坟下葬都办的很隆重，我非常高兴，感谢叔婶及众兄弟姐妹的大力帮助。父亲长时间只身在外地工作，回家团聚时间少，对父亲的做人做事知之甚少，父亲离世时弟妹多年幼，对父亲的认识更肤浅，都渴望有个全面真实的认识，可是当时没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根据我的记忆及母亲的讲述，非常认真的记述了父亲生平片段，经弟妹修正补充成为“怀念父亲”一文，以资纪念父亲离世五十周年。水平有现，差错难免，望交流更正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发展，社会进步很大，人与人不再争斗，和谐相处，共建家园，明天将更美好，国家将更富强。先父有知，当含笑九泉。

                                  周文源执笔

                                  2005年3月

怀念父亲

              再读后感悟

      姥爷（我今生此世最最最崇敬爱戴的人）写这个的时候，我16岁。

      我26岁的时候，发现了这本大舅通过姥爷手稿简易打印制作的书。第一次读后，觉得太姥爷是一位很厉害的人，可惜时运难为...

怀念父亲

      我29岁的时候，懋泽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也成了一位父亲。

      很迷茫，也很匆忙。

      我需要为他挣更多的奶粉钱；需要给他用更放心更昂贵的进口婴儿用品；需要让他参加他根本看不明白的傻呼呼一群大人抱着孩子蹦来跳去的早教课；需要让他从小就坐上宝马奔驰的电动小汽车；需要让他上更好的幼儿园学前班，为他提前选更好的学区房；需要让他从小就加入各类兴趣班，上学再参加各种补习班；工作，铺路；娶妻，买房；生子，辅养...

      像我们这一代很多连子女都没当明白的人，却已为人父人母，一味附世盲从，“这个有用”“那个好”...

      我也十分认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作为父母，到底该为子女留下一笔怎样的财富才称得上“宝贵”呢？

      再次反复拜读了几遍，父亲该怎样成为儿子的英雄和榜样，我想找到答案。

      《怀念父亲》足以读出太姥爷为人处世的品质品格对姥爷的影响是深远无止的，为他的人生明灯引路。而今，姥爷已过鲐辈之年，用大半生的时间将这种品质品格言传身教给了儿女与孙辈。

      我将此文再次整理记录下来，像姥爷期望的那样，等到孙孙辈、孙孙孙辈长大成人了，明世通理了，就读上几遍，愿这份家族精神与血脉亲情一同传承下去，愿周杨康张林，世代繁茂！

                          梓楠 整理于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