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的读书就是她的成长，书读的很透，她出了一本谈自己所读之书的书：《死于昨日世界》。对于书名，她说：“这本书断续写了五六年，出版前有两个待选书名，一个是《总而言之不醒》，一个是《死于昨日世界》，都是书中篇目的名字，分别写沈从文和茨威格。”
你看她这个文集，其实谈茨威格、谈沈从文并不多。然鹅，她很认真的思考：“茨威格远离欧洲，‘出于自愿和理智的思考’，他和妻子紧握双手，服用镇静剂自杀身亡，在他留下的诸多著作中，有一本不那么起眼，叫《异端的权利》。沈从文则在混混沌沌中活到八十六岁，差一点获得诺贝尔奖，在经历了难以定义的动荡一生后，沈从文死时拥有一些本就从他那里粗暴夺走的东西：财产、声名、尊重……诸如此类，勉强说起来，他也算死得平静。”
开篇几章，她其实通过阅读展开自己的写作主张，譬如张爱玲。阅读史上或者干脆说是文学史上有一些很重要的现象：一些小说是这样的，作品战胜了作家，细节战胜了主题。张爱玲《谈自己的文章》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仍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李静睿长篇小说《慎余堂》的创作就来自与她的阅读。
《慎余堂》基本不依靠什么情节，但是作者很耐心地想把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复原出来，并贴在历史的线索上。这历史就是大家都公认并接受的教科书的历史叙述。可是，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作者没有写出来的要大于已写出来的，我们找她的空白，读出深层的蕴意。
偏远的西南川蜀之地、大山深处盐城自贡（书中叫孜城，也是作者家乡），42岁的主人公盐商余立心每年花50两白银订阅报纸《大公报》，却需要五天以后才能抵达孜城，“《大公报》从天津发到省城再快马送到孜城，已是五日之后，因中途几次转手，有些小字被油墨糊掉，余立心怕消息遗漏，索性订了十份，无论如何能凑出一张完整报纸，算上马钱人钱，这报纸一年花掉他五十两白银。”盐商们通过报纸掌握时局、天下大势。因为他们处的时代开局正是“小皇帝退位的那日”。 这个城也是当日中国的隐喻：“城中除了大户盐商，没人家中置有钟表，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的时间，相较于历史已晚点五日，至少五日。”
迟了五日的报纸上，余立心只倾心梁任公的文章，这就是作者有意凸显梁任公了。要说的是，许多近现代之交的历史叙述大多都把梁启超的线索抹杀了，譬如《觉醒时代》，而《走向共和》虽展现却不够。这部书刻意点染梁启超，也算是作者的新发明，尽力还原。
用细节堆积，日常生活的交往，这样川菜就在小说中华丽登场了（这是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滋润）。不过我倒是认为川菜那时候并不是她铺陈的如当今电视那样奢华的美食（看英国作者扶霞的《川菜》《鱼翅与花椒》就知道了，川菜原本不如现在这样）。美食是盐商家族的奢华，也是欢聚、离别的人生况味、时代的调剂品。如：
船舱深处更有一大包雪白鱼籽盐，颗粒滚圆，每粒均有指尖珍珠大小，盐包上 用水墨画有鱼形，以示区别。这是慎余堂独创技艺，最为费时费工，灶房里能熬这种盐的老工人已不过十个。鱼籽盐谈不上市价，因为慎余堂每年也不过自制自销，厨房里大师傅也只有或清明端午中秋春节，或家中宴客，用此盐专做一桌子盐帮菜。这一包重百斤，说是专供下江军政要人，船上两名盐警配有步枪，连余立心也不得上船。
冻雨渐停，胡松收起长柄黑洋伞，扶余立心走上岸边青石台阶，问道：“父亲，去了这包鱼籽盐，我们自己厨房今年可也没有余货，大少爷二少爷都说是要回来，这年夜饭到底怎么安排？哪个的面子恁大？”余立心摇摇头，说：“不晓得，陈俊山安排的，他也不说。年夜饭随便弄一桌便是，济之怕是过了正月才回得来，达之已来了信，说要先去北京几日。
开场，已是百般铺叙，孜城环境，盐场历史，穿梭的人物就穿插在穿城而过的江船之上穿梭。先是一对父子，子是养子，不是亲生，亲生的除过本书主人公女儿余令之在身边外，其余两个哥哥余济之、余达之尽在外地，而这个年夜饭也将很特别：时间是“小皇帝退位那日，已是腊月二十五”，距离辛亥年只有5天，那么就是孜城的春节了。孜城人的年夜饭、余家人的年夜饭怎么摆？纷纷抢夺盐税而不断袭扰盐商大户的各路卑劣军阀，焦点似乎在这里，但是余立心心头萦绕的却还是《大公报》和梁任公：
余立心翻到《大公报》头版，上称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逊位诏书，已将草案交袁世凯审阅。虽说两三月间各地陆续独立，小皇帝退位已成定局，余立心反复读完那四版报纸，却依觉茫然，挑开轿帘暗中四顾，孜城不辨轮廓，只孜溪河上隐约有光，那是歪尾船船舱中的灯火。
俯拾皆是这种环境与人物内心融为一体的描写，环境衬托心境，心境映照环境，同时情节就在这里暗转回环。再比如：
独立那日余立心开始并没有去。他清晨即起，叫周围侍奉的人都退散下去，自己用炭炉烧罐中雨水，泡一壶香片，摆一碟孜城特有的火边子牛肉，然后坐在院中梧桐树下的藤椅上，读两卷梁任公，“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请言其理。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扫古来相传之国宪，取国家最高之目的，而置诸人民之仔肩矣。而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
一般人可能都没有耐心看下去这个小说，还好，作者并不追求通俗，不让更多的人去追捧。她是按着她次第日常的贴地式的理解去一步步营造就足矣！自贡城的水色氤氲的气氛，和人物低落的挫败十分融合。把握老到，如熬煮多日的咕咕咚咚的老汤。这种环境描写，本身就含有画面，含有声音，也就是塔尔科夫斯基所说的一种电影感觉：“在我成长的地方，雨毕竟是电影的景色，在俄国有的是那漫长、阴郁、下个不停的雨。就说我爱好自然好了——我不喜欢大城市，每回我远离了琳琅满目的现代文明产品，我都觉得快乐无比；同样的，我在俄国每次住在距离莫斯科三百公里之遥的乡间房舍时，我也感到好极了。雨、火、水、雪、露、吹袭地面的风——都是构成我们居住的环境、甚至我们生命的真理的重要元素。”
偏远的四川与风暴眼中心的北京建立起联系，就是这份迟到五日的报纸，还有迟迟不归的孩子余济之余达之，这样就把历史框架和人物细节关系都建立了。余立心躲避孜城战乱，逃向北京。到北京四处打探关系，既是他重建关系也是重述近代，书中便借一位记者林远生之口，大谈时局，袁世凯的反复，二十一条怎么签，宋教仁案的疑点，甚至下巴颏上有着一颗黑痣的毛润之因母亲生病不能留法取道津沽返乡也隆重登场，等等。
小皇帝一退位，不说孜城人六神无主，就连京城也是一样。军界、政界，一片混乱，袁世凯模棱两可、梁任公也是从保皇到反对称帝，摇摆不定，当然，大的情节需要十章的篇幅来铺叙，盐商余立心在社会转型之际究竟是选择袁世凯的称帝之路还是蔡锷将军的反袁之道，决定了这个人的悲惨命运。蔡锷的老师，用写梁任公来呈现，当然最大的惊喜就是从余立心的角度写到的“孙文”：“水至清则无鱼，国史三千年，从来如此，只有如此这般草莽之人，方能成事……远的不说，革命党内前有黄兴，后有宋教仁，那又如何？最终站在台面上的，还不是一个孙文……蔡将军自是年轻有为，智识、谋略、勇气、无不一等一，但一等一的人，在中国向来是行不通的，国人见识低劣，同行又不知伦理……”（P172）
这一段里又融汇了余立心儿女们的人生大事，长子与林远生、胡松的同性之恋，杨度的歪理邪说蛊惑人心，孙文南下从重起炉灶，四川军阀与云南滇军的反复争夺，次子余达之从日本回国接管家业却潜心研制炸药，一心想要在孜城复制日本国明治前夕的“大逆之变”，日本革命家女儿千夏（铃木）隐身孜城、一前一后的两个美国人来孜城传教，修建医院，这些大的历史章节配合着令之、林恩溥、严余淮三角的情深意长与情感的举棋不定以及后来轻许婚姻，导致令之孩子在小舅舅的实验中突然被莫名炸死，等等，至此，小说进入顺畅淋漓的情节推进，如果说要传统小说的高潮的话，那就是汪启舟登场后对令之的引领，直至五四街头运动。
写到新人物汪启舟的出现，带令之入京读书，写到北大，写到火烧赵家楼，就有点茅盾小说《蚀》与《虹》的套路了，如坐火车三等座，到汉口遣仆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情节，女性如何融入社会潮流。但不同于茅盾的是，令之只作自己，因为她已“死”过一回，带着复仇，重新返回孜城，她给林恩溥的那封信就表达了作者李静睿与茅盾让女性投身时代洪流的不同，那是一种不确定性：“也许我回来，在孜城建学堂，也许我不回，在京城做记者，也许我会去不知何处，做不知何事。”
革命的洪流或许就是托尔斯泰修改《战争与和平》7遍之后的遗憾：“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张爱玲认为：“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飞扬的作品也许是指矛盾们的作品，李静睿显然要逃脱那个欲拉住自己的皮筋，所以令之信里才对林恩溥说：“你说得对，时代滚滚而来，你我无从预计，我们各尽努力，读书、烧盐、种树，你说等我，那你便等着，这是你的人生，我无从置喙，就像我的人生，你也不可多语。”
说实在的，张爱玲真是预测了后来革命小说的命运：“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
回到《慎余堂》上，李静睿，却也是抓住大时代下平常人的动荡与选择，做到静水深流，睿而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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